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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余英时人文思想的“盲点”

更新时间:2022-02-14 23:53:12
作者: 黄光国 (进入专栏)  
判死刑者用火刑处死,因为火刑可以不必流血。从1252年起,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开始设立酷刑室,对犯人动用酷刑。异端审判延续到1834年,一直到1917年才停止(李雅明,2008)。

   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城市仍然可以看到所谓的“酷刑博物馆”(musium of torture)。这种收费的博物馆通常不大,收藏的刑具却多达七十种,施行方式无奇不有,一旦进入异端裁判所,保证把人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三、经院哲学、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

   藉由千奇百怪的“酷刑”,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彻底扫荡了一切所谓的“异教知识”,整个西欧文明陷入停滞状态。不过,教会为了要让知识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培养一批知识分子,保存一些残存的古代知识。在中世纪,唯有在教会修道院中的僧侣,才能接触知识,一般平民根本得不到教育的机会。

   西元第十世纪,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塞尔柱人攻进巴格达,建立大赛尔柱帝国,并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发展变成宗教傀儡。以后又频频西犯,迫使东罗马帝国向教皇乌尔巴诺二世求助。西元1095年冬天,乌尔巴诺二世以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名,号召各地的封建领主、骑士、教士和民众,组成十字军,进行东征。

   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结果并没有收回圣城,却将包括“实在论”和“唯名论”争议的希腊文化带回基督教世界。此后,经院哲学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诸如“三位一体”之类的形上学概念,究竟是“实在”的,抑或只是“名相”而已?这样的思辨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思想。正如丹皮尔所说:“教会和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被他们摧毁。”

   这样的思辨一方面埋下了宗教改革的契机,一方面也使胆敢质疑圣经的知识分子必须承受宗教迫害的风险。在这场漫长的争论中,“实在论”派大体代表教会正统观念,“唯名论”派则是以逻辑作为武器,向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突显出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深层矛盾,并摧毁经院哲学的根基。

   “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对立,变成经院哲学争议不休的议题。到了13世纪,思想锋锐有如剃刀的奥康(William of Occam, 1285-1349),是个极端的“唯名论”者。他主张哲学根本不可能证明任何神学义理,譬如“上帝存在”的命题,必须通过信仰,接受教会权威,方能得证。然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在实际上却会犯错误,因此只有《圣经》具有无上权威。

   《历史与思想》在〈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一文后,略过“黑暗时期”,就直接谈〈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几乎不提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迫害。然而,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宗教迫害的案例仍然层出不穷。

   文艺复兴的风潮迅速扩散到欧洲各地。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了抗议天主教会的腐败,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引发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欧洲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发生分裂,形成了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基督新教。而基督新教中,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教派。由于教派的不同,欧洲在此后的数百年中,发生了或大或小的许多次宗教战争,比如说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就是较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在动荡的政局中,欧洲的科学家都得小心翼翼,以免遭到宗教的迫害。在李雅明(2008)所著的《科学与宗教》一书中,记载了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来,基督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可以用由“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学革命为例,来说明何谓欧洲的“主智论”(intellectulism)。

   四、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布鲁诺之死

   古希腊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球都环绕着地球运行。托勒密(C. Ptolemy,87-150)将之发展成为“地心说”的完整体系,它假设行星在一个称为“本轮”(epicycle)的小圆圈上移动,而小圆圈又沿着一个称为“均轮”(deferent)的较大圆心轨道上运行。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数学家哥白尼(N. Copernicus,1473-1543)首先提出“日心说”,他认为地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一边绕着地轴自转,每昼夜自西向东自转一周;一边以一年为周期,绕太阳公转。因为这样的理论违反了正统的“地心说”,出版商怕得罪教会,迟迟不敢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这本著作直到他临死前几个小时,才印好送到他手上。

   这本书流传不广,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专家会读这本书。其中之一,是意大利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他幼时家庭贫困,十五岁就进入多明尼克修道院当道明会的修士。由于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异端,而被革除教籍。1576年,他逃出修道院,离开意大利,过着长期流亡的生活。他先后到瑞士、法国、德国和捷克等国家,在大学里讲课,宣扬哥白尼的学说。他在1584年出版的著作《论无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在太阳系之外,还有数不清的世界。他相信一个叫做汉密士(Hermetism)的教派,这是一种源自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宗教思想,反对三位一体,主张耶稣是人,不是神,耶稣是由上帝所造,因而低于上帝。在他的宇宙中,没有上帝的地位。教会因此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

   1591年,他被骗回意大利。翌年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囚禁八年,始终不为所屈。1600年,为了坚持宇宙无限的论点,被天主教廷以异端的罪名判处火刑。在听到判决时,他对审判官说:“你们宣读判决书的恐惧,可能比我接受死刑判决的恐惧还要大得多。”(Perhaps you, my judges,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against me with greater fear than I receive it)。在罗马百花广场以火刑处死时,为了不让他说话,教会把他的舌头枷住,而且把衣服剥光,倒立着烧死。

   五、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

   在中世纪的欧洲,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多得不胜枚举。这种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教会即使用“异端裁判所”和“酷刑室”对付知识分子,并形成“信仰”和“学问”之间的对立,他们在哲学上祇是分别坚持“实在论或唯名论”、“理念论或经验论”而已。我们可以称呼追求“学问”的一方为“主智论”者,但“反智论”一词却是余院士所独创,在〈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余英时(1970)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所谓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冲突。

   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信仰”(faith)与“学问”(scholarship)的对立,便是这种冲突的一个例证。在“新约”中耶稣一方面认为知识学问是虔诚信仰的阻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圣经有深入的研究。后来基督教中重信与重学的两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约”中找到根据。但一般而论,在十五、六世纪的所谓学术复兴(Revival of Learning)以前,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偏向于信仰一边的。在信仰空气弥漫之下,希腊古典学术受排斥,Tertullian(公元二二二年卒)的反智识主义的名论最足代表重信轻学一派人的态度。他公然宣称雅典与耶路撒冷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也否认希腊古典哲学可以对基督教义有任何助益。一言以蔽之,“自有耶稣基督以来,我们已毋须好奇:自有福音以来,我们也用不着求知。”西方中古“信仰”与“学问”的对峙,从历史上考察,是希伯来宗教文化和希腊古典文化相互激荡的一种表现。

   这是《历史与思想》一书中,极少数提到基督教“信仰”与学问冲突的一个例子。余氏在此,第一次提出“反智识主义”的概念。然而,这里不是坚持信仰者所信奉的哲学。由中世纪晚期,乃至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欧洲有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观点,思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找出不同的哲学主张,包括“智识主义”在内。但所谓的“反智识主义”却是余院士的无中生有,不论是在西方或东方,都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哲学思想。在上述例子里,Tertullian是为“信仰”而“反智”,绝不可能是为“反智”而“反智”,甚至摘出一种“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的哲学。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西方知识分子对于“理念论/经验论”、“唯名论/实在论”的争议,是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始终一贯,没有间断过的。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科学哲学演化系谱中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忽略掉中世纪欧洲文化内部的哲学冲突,反倒从“旁观者”的立场,强调“主智论”和“反智论”的对立,用柯灵乌的历史哲学来说,它是用这样的“历史建构”,在找寻西方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人文主义”,结果是祇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然后再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反智论”的“历史建构”来对“中国思想传统”作“历史批判”,结果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黑暗面”。这样做的时候,余英时的“人文思想”怎么可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误”(Eurocentric bias)?

  

   参考书目:

   (1)李雅明(2008):《科学与宗教:400年来的冲突、挑战和展望》,台北:五南图书公司。

   (2)余英时(1958)〈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39-380。

   (3)余英时(1959)〈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05-338。

   (4)余英时(1960)〈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285-304。

   (5)余英时(1970)〈宋明儒家的发展及论清代思想史〉《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87-120。

   (6)高宣扬(1994):《实用主义和语用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7)Dampier, William C.(1942).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8)Ellerbe Helen (1995).The Dark Side of Christian History ,Morningstar & Lark;Later Printing.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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