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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更新时间:2022-02-14 23:20:58
作者: 田毅鹏  

  

   【摘要】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衔接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调适和转换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总体性领域和方面。既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那么,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社会性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构成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等。从宏观结构上看,乡村是否建立起顺畅的政社联结机制?从中观层面上看,村落是否具有社会关系基础?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的特质?从微观结构上看,村民是否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是否具有持久的脱贫发展主动性?以上就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基础构建的关键。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基础

  

   进入新世纪第三个十年,随着脱贫攻坚历史性任务的完成,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并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人们普遍意识到,面对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一空前复杂的发展转换,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式地完成衔接,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巩固拓展的途径和有效衔接的创新实践,提炼概括出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而从学术界研究的视角看,不同学科基于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及对问题的理解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巩固拓展衔接等相关命题做出了一些阐释和辨析。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看,任何意义上的衔接行动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达到目标,与其是否拥有坚实的衔接基础条件密切相关,这一衔接基础主要包括产业基础、组织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等,其中最具基础性意义的方面自然应首推社会基础。本文试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的角度,略抒己见。

   一、“有效衔接”概念界定及条件分析

   (一)“有效衔接”命题的提出

   从时间上看,虽然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扶贫政策及其实践行动由来已久,但作为提升到国家历史性战略高度的“脱贫攻坚”,还是近年来的事情。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提出“脱贫攻坚”战略。而“乡村振兴”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二者大体上沿着平行的轨迹向前推进。学界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也展开了一些较为集中的研究,在学界看来,虽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都旨在消除绝对贫困、消除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偏见,但其“不同点在于:脱贫攻坚具有紧迫性、突击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等特点,乡村振兴则具有渐进性、持久性、整体性、综合性等特点,脱贫攻坚主要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乡村振兴主要是通过解决不充分来解决不平衡问题。……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补互助,不能各行其是,顾此失彼。”到2021年,当脱贫攻坚的战略任务宣告完成之际,二者间的“有效衔接”问题便被提上议程。

   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稍后,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在2021年2月召开的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又强调了“有效衔接”问题,提出“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强调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可见,有效衔接命题是国家基于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伟大实践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乡村发展战略选择。

   (二)有效衔接的内涵及运行条件

   1、对“衔接”概念的基本界定

   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衔接”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衔接概念的界定及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一般意义上讲,“衔接”的字面意思是联结或连接;在语言学领域,一般将衔接定义为“当篇章中的某个成分的解释取决于篇章中另一个成分的解释时,就出现了衔接”;而在教育学研究领域,则有一些关于“幼小衔接”的相关研究。事实上,当我们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其问题的总体性和复杂性。如有的学者认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应做好“五个衔接”,主要包括机制衔接、产业衔接、项目衔接、政策衔接、规划衔接。可见,就有效衔接的内容而言,无论是时间、空间意义上的衔接,还是制度、群体、政策、文化等不同层面的衔接,都具有突出的复杂性。有些衔接是具体可视的,有些则是抽象的“无形衔接”。以政策衔接为例,既涉及政策的时间先后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连续性和政策更新问题,也涉及政策间的横向关联。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政策协同在巩固拓展衔接问题上的重要作用,认为“从政策供给内容来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不同层级的政策协同性。政策协同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即宏观的政策协同、中观的政策协同和微观的政策协同”。

   2、有效衔接的前提条件

   任何意义上的有效衔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复杂的衔接行动,要依赖于真实的社会基础条件才能够得以运行和展开。因此,理解有效衔接问题,必须首先明确衔接的诸种条件。既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那么,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认真分析上述文件文本,我们会发现刚刚启动的有效衔接的运行条件具体表现为:

   (1)关于“有效衔接”与“巩固拓展”间的关系。国家文件和政策文本多将“有效衔接”与“巩固拓展”相并提,这实际上是强调“有效衔接”应以巩固拓展为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巩固”的内涵有二:其一是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成果,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不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其二是在脱贫攻坚期实施的那些有助于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发挥可持续帮扶作用的系列政策措施。而所谓“拓展”,其首要含义是帮扶对象的拓展。对于脱贫攻坚期稳定脱贫群体,该从帮扶政策中退出的必须退出。对于致贫风险较大的边缘群体,应纳入帮扶范围。总之,在巩固拓展阶段,首先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期所取得的成果,最大限度地防止规模性返贫现象的出现。我们之所以要对“规模性返贫”现象提高警惕,主要是因为“与单个零星的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背后的机理通常比较复杂、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大,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2)关于5年过渡期的设定。既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衔接表现为突出的复杂性,那么,我们就要留足有效衔接的时间条件,给组织衔接、政策衔接、产业衔接提供转换的时间条件,“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进阶。设立5年过渡期,既立足当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又着眼长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遵循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循序渐进,是我国脱贫攻坚伟大历程中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又一重大创举,对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将产生积极影响。”“设立衔接过渡期,也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3)关于有效衔接诸方面条件间的关联。如前所述,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有效衔接带有总体性和多面性,主要表现为组织衔接、产业衔接、项目衔接、政策衔接、规划衔接、机制衔接等,各种衔接均有其特殊的介入角度,如政策衔接主要是强调新旧政策的更新和衔接,也包括同时期各种政策的横向关联。组织衔接则主要包括脱贫攻坚机构向乡村振兴机构的转换,以及各组织机构的横向衔接。相比之下,作为衔接基本条件的社会基础具有突出重要性。从宏观结构上看,乡村是否建立起顺畅的政社联结机制?从中观层面上看,村落是否具有社会关系基础?村落体系内自然村与行政村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的性质?而从微观结构上看,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民是否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是否具有主体性?这些都是问题的关键。而且,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农民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主体性,既包括村集体的主体性,也包括农民个体的主体性。

   二、有效衔接社会基础的修复与构建

   从社会学研究视角谈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首先要厘清乡村社会基础的基本内涵。同“有效衔接”概念一样,“社会基础”也是带有宏大特征的概念,主要是指由基础性的社会关系互动、社会联结建立以及社会组织化、结构化过程带来的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状态。将上述概念界定置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内涵注定具有更加复杂的构成,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文化规范性基础、组织基础等。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第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进中,村落社会是农耕时代一个最具基础性的社会单元。以至于学界普遍认为,要想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研究和认识中国的村落。只有对村落社会建立起深刻的理解,才能弄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和原型。第二,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伴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流动化,乡村的社会性开始迅速走向流失,从而使得乡村的社会基础呈现出严重的弱化特征。而且从其与乡村贫困现象的关联看,乡村社会基础的严重弱化既是乡村贫困现象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乡村贫困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在对“社会基础”做出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对其修复和重建展开系统的论述。

   (一)政社联结性基础

所谓“政社联结性基础”,主要是指基于政社体制的关系结构及其联结诸形态而形成的一种以“治理有效”为特征的社会良性运行状态,具体表现为基层党政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联结互动。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党政权力,基层党政部门对村民自治组织具有指导的义务,而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应该接受来自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指导,并承接政府下沉的各种公共事务,传递下情。由此可以看出,行政权力和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之间既存在着指导和管理的关系,也存在着一种柔性的衔接关系,认识这一衔接转换功能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基础的关键。在2021年7月国家颁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一方面强调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平安建设能力;另一方面,又提出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可见,无论是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五大能力,还是基层群众自治的水平,都不是单一的向度。其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能力是基层政府行政权力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相衔接的能力。只有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才能真正破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一方面强调要增强乡镇政府的能力,要赋予乡镇政府权力和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实施自治、法治、德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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