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毅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更新时间:2022-02-14 23:20:58
作者: 田毅鹏  
将自治和参与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只有在二者间建立起一种恰当的衔接,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才能够牢固。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国家提出了“治理有效”这一重要的治理目标,强调乡村社会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就必须以乡村“治理有效”为基础。“治理有效”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其中,党建引领是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激活乡村主体性是实现有效衔接的重要保证,创造地域活力是实现有效衔接的直接动力。即在发挥政治引领与组织引领功能的同时,将党建从组织建设领域扩展到集体经济建设、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在组织动员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再造,不仅发挥党员干部的主体作用,还要带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建设实践,激发农民与乡村的主体能动性,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格局,实现“治理有效”目标。

   (二)村落共同体基础

   “共同体”是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真正而持久的共同生活。将共同体概念置于具体的乡村社会研究分析中,我们会发现这一概念的真意在于,其所强调的社会共同体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共同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基础之上的,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乡里同井,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具有突出的互助性和凝聚功能。在前工业社会,自然村是其典型代表;进入现代社会,在规划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亦被嵌入国家经济、社会体系之中。在现代中国的乡村体制下,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背景下的生产队(自然村),还是联产承包改革后行政村体制下的村民小组,都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共同生活、患难相助的基础单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乡村改革的推进和城乡社会的变迁,联产承包之后村落集体经济的萎缩,使得村委会的公共性开始褪色,村落的公共事务处于严重弱化的状态。在一些贫困村落,虽然村庄的有形形态仍然存在,但其内部成员间已高度原子化,不再具备共同体的基础和特征。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路径选择是发展和激活村集体经济。从表面上看,村集体经济不过是一种经济形态,但实际上村集体经济与一般的经济形态存在着重要区别,主要表现为村集体经济带有较强的社会性。“所谓集体经济‘社会性’,指存在于集体经济系统中,但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是与集体成员的生存保障、群体归属、人际互助、文化心理等直接相关的机制或因素,其中的‘集体性’或‘集体合作性’是核心。集体经济‘社会性’大体有传统型与现代型之分,前者以‘社区性’内涵为主、主要依存于传统农业集体经济或工业集体经济中,而后者则更具多元开放内涵、主要依存在租赁型集体经济中。”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推进过程中,壮大村集体经济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并被看作是赋予村落共同体活力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因为村集体经济与一般的经济形态不同,它带有极强的社会性。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村委会可以使用村集体经济收入,用以处理村落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是一个具有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的组织,又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具有营利性和服务性双重使命;二是有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特点;三是组织内部管理具有自治性和民主性;四是集体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同一性;五是在地域上具有明显的社区性。”正因为村集体经济具有上述特性,因而其发展对于赋予村委会活力、构建村落公共性具有重要意义。总之,以社会范式审视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重视‘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属性,必须正视‘集体’本身,重视或解决‘集体’的内在联结和外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对‘集体经济’进行各种社会性规范,更好地促进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发挥集体经济的‘集体’作用。”

   (三)关系性基础

   所谓关系性基础,主要是指村落社会在其起源、发展过程中由其成员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密切联系而生发出来的关系性和互动性,使得村落内部带有较强的熟人社会特点。早在民国年间,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早期的社区学派,对中国乡土社会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这种基于乡村熟人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密切的社会互动关系,构成了乡土社会的突出特性。由于这种关系是植根于乡村世界生产和生活之中的,因而具有社会的真切性。

   而我们在关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时,之所以要强调乡村社会“关系性基础”的特殊作用,是因为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旧有的关系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人口减少引发了乡村关系的弱化。众所周知,乡村人口减少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被破坏。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曾将这一“破坏过程”描述为“村落共同体内部自生公共性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村落共同体生活“共助体系”的危机,基于劳动生产而生成的互助体系的解体,村落老龄化与村庄“共助”能力的衰退,并提出“村落共同体的公共性构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是以村落的人口、土地、生产及生活体系健全的前提下存在的,如果村落因人口大量减少而陷入危机,基于生活和劳动过程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结走向解体,其公共性生产的能力势必要大打折扣。”也有学者将乡村世界关系结构的变化概括为“半熟人社会”和“无主体熟人社会”,前者是指“在行政村中,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共享一些公众人物,但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若将自然村看作熟人社会,行政村便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后者则是指“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不具‘熟人社会’的特征,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们不妨将这种‘病态’的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这种社会资本的匮乏与贫困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性。“从微观层面看,社会资本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贫困个人和家户产生影响,即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收入;社会资本影响生活质量;社会资本影响防范风险能力;社会资本影响交易水平等。”因此,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应努力培育乡村的社会资本,增强村民间的社会互动和生产生活的互助。如果我们对乡村贫困群体的关系互动网络没有做出应有的修复,就很难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关联,因为有效衔接必须以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作为前提和基础。

   (四)文化规范性基础

   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文化是最为复杂又难以界定的概念。早期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而梁漱溟也断言“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可见,上述概念最具核心意义的表达,便是认定文化是一种带有总体性的复合体,这种定义和理解对于文化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社会学者看来,“虽然‘文化’的概念时常可与‘社会’互换,但这两者不应混淆。严格地说,社会指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而文化指这种交流的产物。事实上,人类社会与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于对文化的共享。”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隐性社会”或“无形规范社会”。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将文化规范基础作为社会基础的重要构成来加以理解的。乡村的文化规范性基础,最典型的形态是乡规民约。村民通过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密切互动,形成了约定俗成,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规范约定,奠定了乡土社会自治的文化基础,成为村落活力的重要表征。

   鉴于此,我们在研究关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时,将文化规范性基础作为重要的社会条件列入其中,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现实依据。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之下,乡村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其富有乡土特色的文化内涵也随之出现了严重的流失。首先是伴随着人口和资源的外流,乡村社会开始走向衰败,在从传统到现代的两分框架中,乡村被天然地置于落后的边缘地位,村落价值认同开始走向式微,“对现代城市文化及生活的崇拜,使村落成员对故乡失去了应有的信心和认同,产生了大量的‘故乡丧失者’”。长期以来,学界把乡村世界严重的人口外流地域称为过疏化地域,地理学研究者则将其定义为空心化。早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就提出了田园城市概念,认为对于农民来说,城市就犹如一块磁铁,迟早都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农民吸引到城市体系当中来。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个人口数量减少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人们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严重的人口外流必然对乡村文化基础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而那些在恶劣自然环境严酷挑战下实施易地搬迁的村落,也要经历严峻的考验。在迁徙的过程中,易地搬迁村民告别了原有的“生活样法”,需要经历一种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再适应过程。因此,我们应从观念更新的角度来反思贫困文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影响,高度重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基础的构建。

   (五)社会组织基础

   近年来学界在分析研判贫困村产生的原因时,往往会发现组织涣散、党员队伍后继乏人、村民归属感弱化,既是其贫困现象发生的原因,也是其走出困境的瓶颈。在乡村社会人口外流、老龄化等背景下所发生的“组织松散”现象,不仅表现为村两委班子的涣散,同时村组织中的合作社及其他协会也大多形同虚设,如“农村老年人协会的空壳化(名实分离)现象严重,很多地区,农村老年人协会仅仅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完成了法定意义的注册、章程、机构、人员组成等方面的工作,却没有实际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将加强村委班子建设、村组织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核心任务之一。毫无疑问,在加强贫困村组织基础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应循着内外两条途径加以展开,即首先应努力通过提升村落组织化的水平,加强村组织建设等途径,提升村落组织化的程度;此外,还应通过引入社会组织来推进村两委的组织化。关于通过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合作社建设等途径,进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本文在前文已专门论及,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想要特殊强调的问题是,在村民原子化、村组织涣散化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培育和引入社会组织的途径,强化和激活乡村世界的社会性,解决乡村组织化问题。具体来说:

   第一,助力乡村实现再组织化。社会组织尤其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其成员受过专业训练,具有较为突出的职业化、专业化能力。从社会行动者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分析社会组织在乡村的介入过程,我们会发现,社会组织拥有助人自助的社会理念,使得其在乡村社会建设行动中得以扮演重要角色。社会组织密切关注政府政策体系,可以作为政府政策的传递者而存在,具备将政策传递和转换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能力。

   第二,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激活村落社会性,实现再组织化。近年来国际上普遍采用一种“助力”而“不替代”的重要方法:所谓“助力”,主要是指在乡村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通过外来的社会组织,引入适当的社会资源加以修复;而所谓“不替代”主要是指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介入乡村治理的进程中,通过激活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开发村落闲置的、没有被活化的资源。但它主要是通过激活村落内部资源的方式来推进村落发展,而不是用替代的方式。替代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会使村落形成一种单向的外部资源依赖。这种依赖非但不会激活村落内部的组织力和活力,相反却会使村庄社会自主行动能力发生严重的萎缩。

第三,针对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组织之外、濒临原子化险境的乡村弱势群体实施专业服务,使其得以保持在组织体系范围之内,主要包括留守群体服务,困难户脱贫帮扶等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针对留守群体展开的服务。学术界认为“留守群体是我国从二元社会向一元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51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