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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诗意”的文学政治——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

更新时间:2007-02-05 01:15:58
作者: 臧棣  

  

  而人却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大地之上。

  ——荷尔德林

  

  作为一种文学话语,“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际遇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它和中国新诗的关系牵涉到新诗的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表面上看,“诗意”的张扬或匮乏,是新诗发展过程中显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新诗内部诸种审美势力相互作用进而形成的一种客观的选择。但在实质上,这种修辞形态上的消长,反映的却是一种文学政治在“诗意”与新诗的关系问题上所展开的复杂而又巧妙的话语建构。人们在谈论新诗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对新诗的特质的认定和对新诗的总体成就的评价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诗意”这样的字样。在口吻和逻辑上,这种使用往往显出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威感,乃至话锋所向,不免流露出独断论的色彩。而一旦我们探究其语境的来龙去脉,这“诗意”却又多半显得语焉不详。对于新诗的历史而言,“诗意”既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神话,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说一首新诗“饶有诗意”或“富于诗意”,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赞扬,却也可能隐含着更深层次的不满;其批评的潜台词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可能是对这首新诗在内容方面显露出的古典气质的称赞,但放到整个新诗的语境中去衡量的话,也仅仅是个特例。更普遍的情形则可能是“诗意”的匮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如是看待:这首诗在技巧上或许还说得过去,但缺少足够真正的创意,这种创意的核心内容是回应新诗所应具有的现代性。而在这篇论文中,我的主要目的是梳理“诗意”作为一种话语是如何呈现于新诗的实践过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究竟有哪些诗学势力参与了“诗意”在新诗中的话语运作,并考察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学政治的意蕴。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探讨“诗意”话语究竟对新诗的本质的建构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一

  

  让我们先看看《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三版)里是如何定义“诗意”的:“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由此可以看出, “诗意”通常被要求至少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它通常是由诗来传达的。它最典型的存在方式是“在诗里”。也就是说,从文体的角度看,诗是表达“诗意”的最有权威的载体。而从审美接受的角度讲,它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是开放的;只要是“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符合特定的审美规约,也可以被视为“诗意”。这里,其实还隐含着一种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区分。狭义的“诗意”,特指是诗的“诗意”。广义的“诗意”,则指的是以诗为参照、在其他文类领域里具有同样内涵的品性;只要在这些领域里——非诗的或非文学的,它的显露方式是“像在诗里那样”,就可以了。第二,它必须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给人以美感”。换句话说,“是否具有美感”可以被确定为检验“诗意”的一个内在标准。第三,它最终呈现的应该是一种“意境”。

  再看《现代汉语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 ),它给“诗意”作出两条解释。第一条:“诗的内容和意境”。第二条:“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这基本上和《现代汉语词典》里的界定完全相同。只不过,它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诗意”在体裁和内容上的指向,即“诗意”有其自身严格的文类限度,它的范围限定在诗中,是由诗带来的,是属于“诗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甚至还引证了诗人何其芳的一段话:

  总的说来,诗意似乎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是从社会生活和自然界直接提供出来的、经过创作者的感动而又能够激动别人的、一种新鲜优美的文学艺术的内容的要素。(1)

  从话语制作的角度看,同绝大多数使用“诗意”的诗人和学人一样,何其芳也非常注重“诗意”与“优美”之间的价值关联。换句话说,“诗意”天然地意味着“优美”。而从新诗的写作实践来看的话,“优美”——内容上的优美、语言上的优美,则往往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语境限制,这种限制对很多实验性很强的写作构成了排斥。因为在现代的诗歌写作中,“不优美”的东西常常是诗人要处理的首要内容。比如,在1920年代早期,刘延陵在谈及新诗和旧诗的区别时曾指出:“‘新诗’与‘旧诗’的异点并不如寻常人所思仅仅在形式方面,‘新诗’和‘旧诗’的区别尤在精神上的区别”,这“新诗的精神”就是“求适合于现代求适合于现实的精神”,

  其核心就是像美国诗人惠特曼所做的那样“切近人生”, “称颂寻常的东西”。(2)此外,“诗意”可能也并不如何其芳所描绘的那样,是客观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中的。有没有“诗意”?谁来决定“诗意”的有无?什么样的“美感”才算是有诗意的?这些话题本身都包含有文学政治的因素。再有,“诗意”需要经过艺术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就渗透有强烈主观性。选择什么样的写作类型和风格形态来呈现“诗意”,其中所包含的主观性,表面上看,像是出于诗人个人的自主决定,但从写作语境上看,它往往也是一种文学政治的反映。何其芳似乎很强调 “诗意” 感染力,认为“诗意”必须能同时感动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这样的界说本身已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文学政治的意味。很明显,按照何其芳提供的尺度,新诗史上,以“反讽”为标志的西南联大诗人的追求“新诗现代化”的写作实践就会遭到冷落。

  上面两种词典释义都提到了“意境”。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意境”是古典诗学的核心概念。“意境”和古典诗歌的写作类型甚至形成了一种自明性的关系。“意境”既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目标,又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现代汉语大辞典》里对“意境”的释义如下:“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也大同小异:“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这样,“诗意”、“意境”、“境界”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可以相互指涉的语义链。而在实际的诗歌语境中,“诗意”,“意境”,“境界”,经常被随意替换使用。比如,在当今由网络语境构成的涉及诗歌的“读者反应”里,我们可以随手找到大量的混用例证。诸如:1,“什么是意境?我认为意境就是诗意的空间,是诗意达到的境界”。2,“意境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3,“诗呀,就在于要有一种诗意。什么是诗意呢?就是一种意境。这就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诗的特质”。4,“ 诗意是什么?是诗歌中营造出的一种意境、一种感觉、一种优雅……”。5,“诗意是什么?……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公式化的标准答案。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诗意是一种美,是一种崇尚美的精神之光的闪烁,”。以上这五个例子,只是我们使用“百度”引擎略加搜索,就能得到的结果。这些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词典释义在“诗意”问题上对普通读者的潜在影响有多大,程度又有多深。如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词典释义的权威解说和这些散落在网络中的“读者反馈”,简直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文效应”,彼此都沉浸在一种深度的审美催眠中乐此不疲。

  另一方面,两种词典释义都提到了诗是“诗意”赖以表达自身的文体,这样,无意之间就在逻辑上把“诗意”与文体捏合在了一起。此外,两本词典没有对这里的“诗”加以进一步的区分。言下之意,这里的“诗”,在类型和风格上,当然包括古诗和新诗。也像是非常自然的,它们还都预设了一个美学逻辑:“诗意”应是古诗和新诗都须遵循的规则。这一逻辑的前提也是假设的:即古典诗人和现代诗人对“诗意”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但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写作类型中,比如在古诗写作和新诗写作中,诗人们对“诗意”的认同是非常不一样的;“诗意”的呈现与传达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对“诗意”的认同,不仅仅是一个审美观念如何选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种诗歌风格如何确认的问题,它实际上深受文学语境的制约,并且往往是和特定的写作类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古典诗人头脑中的“诗意”,可能会和一个现代诗人脑海中的“诗意”有着天渊之别。而身处不同诗歌语境,诗人往往会遵从不同的写作模式,采用不同的风格类型。假如无视两者之间的差异,“诗意”就可能深陷在最糟糕的文学政治的泥淖中而浑然不觉。比如,在一般读者反应里(各种诗歌网站和个人博克如今成了它的最火爆的领地),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针对新诗和当代诗歌的责难:当今的诗歌式微,原因就在于诗意匮乏。因为现代人普遍匮乏诗意。

  进一步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两种词典释义里,“诗意”的自明性扩展并抵达了它的修辞学边界,同时,也开始呈现出可疑的裂纹。这些裂纹包括:“诗意是诗的本质特征吗?”,“诗必须表达诗意吗?”,“诗意一定是优美的吗?”,“在不同的诗歌范式里,比如在古典写作和现代写作的范畴里,诗意的呈现是否具有差异性?”,“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修饰,把诗意仅仅解释成一种意境是否合适?”,“如果把诗意作为一种评价标准,那么它的批评限度是怎样的?”,“诗意和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相信,把这些裂纹放置在新诗的历史语境里去考察,会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而它们所导致的那些疑惑,或许同新诗的根本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二

  

  从新诗的实践过程看,人们对“诗意”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历时也很漫长。无论是作为一种阅读舆论,还是作为一种批评术语,“诗意”的使用频率都相当高。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卞之琳,穆旦,朱自清,朱光潜,这些在新诗的兴起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诗人和批评家,都曾使用“诗意”这个术语或概念。大致可分为两个解说的踪迹,一,或多或少在古典诗学的路径上汲取并修正“诗意”的含义;如胡适,闻一多,卞之琳,朱光潜。二,在诗的本质的意义上,泛泛谈论“诗意”,但不涉古典诗学的理路;如郭沫若,李金发。在新诗的实践范围里,最早谈及“诗意”的诗人是胡适。在《谈新诗》中,胡适明确地说过:“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越有诗意诗味。”(3)。而差不多同一时间,在致宗白华的信里(1920年),郭沫若也有过如下表述:“我们的诗只要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叫喊,那便是真诗,好诗……”。(4)非常有趣,这两位被公认为新诗的奠基者的诗人,不约而同地都把“诗意”和“好诗”联系在了一起。胡适强调“诗意”的“具体性”,郭沫若伸张“诗意”的“自我表现”。如果说,胡适所谈的“诗意”尚未完全摆脱古典诗学的影响的话,那么,郭沫若则是新诗史上第一个完全不顾及古典诗学的语义踪迹来谈论“诗意”的人。考虑到郭沫若和德国生命哲学思潮的关系,我认为郭沫若的“诗意观”,很符合德国美学家赫尔德在《论诗歌在古今各民族风俗中的作用》中曾对“诗意”下过一个定义:“真正的诗意”就是生命的“本质所产生的作用”。在郭沫若那里,“诗意”是由诗人个人自主决定的,“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这样,郭沫若实际上把“诗意”带进了现代心理主义的审美领域,在新诗实践上突出了“诗意”的主观主义。换句话说,是否具有“诗意”,不取决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公认的审美规约,而全赖现代诗人的个人才能。这应该说是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诗意”观念的大胆的反叛。此外,这也是现代诗人首次明确地在文学政治的意义上修正“诗意”的含义。

  在郭沫若之后,李金发也曾这样谈及“诗意”:“我作诗的时候,从没有预备怕人家难懂,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李金发所说的“诗意”基本上就是1920年代中国象征派诗人所标称的“情绪”的代名词。换句话说,这个“诗意”就是现代诗人对生命对世界的自主体验。这样的“诗意”在取材和主题上认同的是“诗是个人灵感的记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5)李金发所说的“个人灵感的记录表”常常遭人诟病,被说成新诗中追求极端主观主义的表现。其实,看看诗人的创作,再看看他的原文,李金发虽强调自我表现,但认为这种诗歌的自我表现有一个新的文学功能,就是它“皆可暗示人生”。(6)这里,李金发所论及的“诗意”同样不涉及古典诗学的语义脉络。而假如将他和卞之琳作应该一个简要的对照,我们会有趣地发现:卞之琳极力抵制“诗意”的神秘主义维度,而李金发则强调“诗意”具有神秘性:““诗意的想象,似乎需要一些迷信于其中,如此它不宜于用冷酷的理性去解释其现象。”(7)不独如此,闻一多在谈论对罗塞蒂的认识时也曾说过“神秘性根本就是有诗意的”。(8)从上述这两个例证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的现代诗人的诗歌观念中,“诗意”实际上具有某种辨认新诗的自主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诗意”抵抗的是“冷酷的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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