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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农业、国家与文明——韦伯农业社会学的问题视野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2-02-13 10:29:55
作者: 刘涛  
从整体上说,韦伯依然是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对法则性知识的批判延续了赫尔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对启蒙理性的批判,由此来“捍卫历史个体的尊严”。韦伯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接续,使其对古代文明的农业研究的核心诉求也表现为理解古代诸文明的独特个性,而这一理解正是基于韦伯以农业为基础构建起的分析框架。换言之,韦伯是通过在文明分析中构建出的分析框架来厘定古代诸文明的独特个性:一方面,在韦伯看来正是在各自不同的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等制度性要素塑造出了古代不同的文明体系,它们各自产生出独特的结构体系与运行逻辑,例如古埃及文明以国家赋役制为核心、古希腊文明则表现为贵族城邦以及公民城邦特点,而古罗马文明在共和国时期则具有明显的城市国家特点等;而另一方面,韦伯还通过这些制度要素间的相互参照与比较,进一步来突显各文明的个性与因果生成机制,因而韦伯相信古希腊文明没有像近东文明一样走向神权政治与神秘主义,与世俗贵族氏族以及公民城邦对祭司阶层的整体性支配有莫大关联;最后,这些具有总体性的文明体系的历时性变迁又将会以何种形态呈现,其命运又将如何,也既不是一个历史目的论问题,更不是历史神秘主义问题。毋宁说,文明的具体走向也将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其制度元素的发展变化。由此在韦伯看来古埃及、古希伯来文明以及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那里看到的文明内部历史变迁实质上就是伴随着农业影响下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形态等要素的转变而呈现的整体转型。

  

   三、韦伯农业社会学问题视野的当代价值

  

   早期韦伯更多以农业专家的形象出现在19世纪末期的德国学术共同体中,所发表的关于农业问题的系列研究,主要从农业出发将问题扩展及国家与文明问题,就此而言,韦伯意义的农业就不再局限于生产技术与纯粹的产业经济层面,它被赋予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现代农业社会学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学因忽视了农业问题而出现严重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实质是希望将农业问题重新纳入问题中心,从而为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寻找新的出路。熊春文指出:“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方面的一门科学,主要包括对农业的社会本质与特性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过程以及农业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反过来对人类社会施加可能影响的研究”。因而韦伯对农业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追索的研究就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恰亚诺夫传统一起成为作为一门建制学科的农业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渊源。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恰亚诺夫思想比较,韦伯对“农业-国家”以及“农业-文明”问题的阐述更是凸显了不一样的农业社会学问题景观。

  

   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社会学思想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考察小农的阶级属性以及小农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未来命运。在马克思看来,小农就像袋子中的马铃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因而马克思指出小农“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小农的分散与碎片化状态使得马克思相信,弱势的小农以及家庭农场在资本的作用下迟早会被资本主义所消解,而农民则将被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后备劳动力。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在恩格斯对法德农民问题的讨论中得到最为直接的阐述,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借助货币经济与大工业消除了小农户的经济基础,未来的小农将“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而列宁事实上直接承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判断,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农场以及小农本身的命运持消极态度,认为他们终将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同样归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考茨基则弱化了马克思本人以及列宁的判断,他指出了农业受制于资本的障碍,指出农业的特殊性将阻碍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进程。马克思、列宁与考茨基的分别分歧后来进一步呈现在纽比(H.Newby)、弗里德兰(W.Friendland)与狄金森(J.Dickinson)等人的差异中。但是从理论框架上看,从马克思与考茨基以往的矛盾实质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的理论分歧,他们依然共享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认为资本及其再生产与阶级关系才是理解农业及其相关问题的关键。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同,恰亚诺夫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脉络的农业社会学路径。恰亚诺夫看到“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因而家庭农场的实践逻辑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对家庭农场来说,组织生产的家庭始终希望使其需求得到最大化满足,因而劳动与消费间的均衡是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消费超过了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那么“即使会付出降低劳动效率和亏损的代价,继续投入劳动也是有利的,这是家庭农场比资本主义农场更具优势并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而劳动与消费的均衡程度显然将受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家庭内部劳动力与纯粹消费者比重的影响。对那些年轻夫妇来说经济条件最为优越,因而其所在的家庭农场也最为稳固,相反只存在风烛残年老人的家庭条件则最差。在恰亚诺夫那里,劳动-消费的均衡理论以及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显然就构成了他的农业社会学的关键架构。在这一理论架构中,是家庭人口结构而非经济或者阶级分化才是影响家庭农场命运的关键因素的主张。正是这一理论主张构成了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键分歧,也正是这一分歧也导致了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时代小农家庭农场命运的不同判断:对恰亚诺夫来说,即使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小农的存在也有其长期合理性。潘璐指出,恰亚诺夫的“现实关怀并未停留在小规模的小农户生产本身,他关注的是如何在保全小农户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大生产”,而在横向一体化的规模生产与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之间,恰亚诺夫将其选择最终落实在了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规模生产中,使农户能够获得生产与销售间的全过程收益。

  

   总体上说,恰亚诺夫的农业社会学坚持以小农户家庭为本位,采取劳动-消费的均衡理论以及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基本视角来理解农业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那里,他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导致他们将商品生产与资本视为农业社会学解释的终极原因,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社会学传统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来理解农业问题。但在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中看到,他对农业问题的研究既不是以家庭及其经济条件为中心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而是以国家为中心来审视农业问题。质言之,恰亚诺夫的农业社会学正如秦晖等所指出的本就缺乏对宏观要素的关注,而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也关注到了国家的作用,但他们更多时候是将国家力量化解到了经济意义的阶级问题来审视其作用。而在韦伯那里,作为大地主代表的俾斯麦与其后继者卡普里维在波兰政策上的殊异使他明确相信经济意义的阶级立场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韦伯相信在农业问题上国家利益具有相对自主性。因而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就一方面将国家这个宏观因素纳入了研究范畴,同时更将其视为对农业问题而言具有自主性利益的结构性力量;再者,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恰亚诺夫传统对小农户命运存在不同判断,前者以现代资本主义为解释变量得出了消极结果,而后者则以家庭为变量得出较为积极的判断,但两个传统依然共享了同样的问题意识,即致力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业问题,或者说两个传统的核心问题统一于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小农命运问题。在资本主义研究中声名显赫的韦伯当然也注意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对农村小自耕农以及农村土地贵族的巨大瓦解作用,而他始终关注的德国易北河东岸的农业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农业资本主义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看,韦伯与马克思一样都观察到了农业生产愈加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这一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过程。但正如韦伯在1906年关于欧洲与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问题的演讲中提醒到的,“在古老文明国家的特殊条件下,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分歧,是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新兴资本主义力量始终也面临着官僚与教会等传统势力的反抗。就此而言,韦伯对农业领域资本主义问题的思考本质上就是在关注西方古老文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冲击下出现的冲突与转变。因而正如在对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研究中看到的,韦伯农业社会学的主旨强调的就是通过农业去观照文明及其变迁问题,而非如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学与恰亚诺夫传统的农业社会学那样更多将注意力聚焦在资本主义及其对农业未来发展的影响问题。

  

   就此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学以及恰亚诺夫农业社会学研究相比,韦伯的农业社会学研究无疑就突显出了不同的问题视域,而这样的问题视域也就为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恰亚诺夫传统为主流的农业社会学学科视野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即一方面应当在农业研究中“找回国家”,同时也要将农业的社会学研究延展到文明问题:就前者而言在于讨论农业问题背后的国家权力结构与利益导向,而后者则需要聚焦农业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政治结构乃至文明精神本身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在纳入历史维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农业之于文明体系构建与变迁的整体性理解。韦伯在“农业-国家”视野中最后对人的品质问题的关怀以及他在“农业-文明”问题中对文明的直接讨论,无不表明他对农业问题的思考背后其实渗透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这种精神或许才是当代农业社会学学术思想传承的更为实质所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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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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