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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农业、国家与文明——韦伯农业社会学的问题视野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2-02-13 10:29:55
作者: 刘涛  

   韦伯在哲学人生观上对“斗争”的偏爱,被扩展到对国家问题的认识,他跟随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政治判断,认为国家间的斗争才是政治历史世界的核心问题。基于这一判断,韦伯明确国家在经济生活的殊死斗争中也永无和平可言。德国东部的农村社会,德国劳工与波兰工人之间的斗争已然彰显韦伯看到的残酷现实,其结局是具有较高文明度的德国工人在无声而冷酷的斗争中远赴德国西部。在这个严峻处境下,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韦伯态度极其鲜明:“一个德意志国家的经济政策,只能是德国的政策;同样,一个德国经济学家使用的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德国的标准。”在这里,韦伯将“国家理性”视作德国农业问题解决方案的终极价值标准,而在韦伯看来,“国家理性”具体指的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利益。对韦伯来说,国家利益而非道德实践才是国家政治的最高价值准则,因而韦伯虽然极为赞赏东部容克地主的政治本能,认为正是这种强大的政治本能为国家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着德意志帝国的国家统一,但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韦伯也批评19世纪末期的德国容克地主在税收政策与贸易政策上的主张是以国家权力的“公器”来谋求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同样基于对德意志国家利益的关怀,韦伯在东部农业问题上坚决主张关闭东部边界、由国家大规模收购德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并在这一地区实行国家的内部“垦殖”,扶助德国东部的农业经济。韦伯相信,采取这样的政治措施必将带来积极效应,因为“数个德国农庄就可以将周围的大片土地德国化”,而放任盲目的经济力量的作用则将导致德国东部的宝贵财富被瓜分与毁灭。采取如此激进的方案,韦伯的政治目的在于在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利益。韦伯的这一强硬措施显示出他始终主张政治问题相应于经济力量具有自主性,国家利益在农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才是最根本的考量要点。

  

   韦伯将国家理由作为农业问题终极价值的主张,彰显了韦伯农业研究的政治视野,揭示了“农业-国家”的问题脉络。在农业问题上韦伯表现出的国家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空洞的国家主义者,事实上韦伯反对将国家作为行动自在自为的目的。对韦伯来说,他真正在乎的是“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并将这些始于德国人祖先的品质传给未来的子孙后代。因而在韦伯的“农业-国家”问题视域中,他的分析实质是希望通过国家的强势干预来改变农业人口的社会结构,进而维持并进一步提高德国文化的品质。那么从更广泛的视野上看,韦伯的这一意图显然已经触及了文明问题,看到了农业问题背后关涉到的是更为根本性的文明发展问题。不过韦伯这里对文明问题的思考还只是隐藏于“农业-国家”问题的背后而显得隐而不彰,而事实上在这种略显间接的讨论之外韦伯还直接将农业问题置于文明问题的讨论中,并由此构成了韦伯农业研究的“农业-文明”视野。

  

   二、农业与文明议题

  

   “文明”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其自身构成了独特的“事实系统”。文明的这一性质并不意味着文明无规律可循。王铭铭指出,文明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联系,“它们有其时间性,历史绵长;也有空间性,其分布超越政治地理空间,通常都相互联系地共同存在,而由于这些现象有深厚的杂糅性质,个别现象往往都会包含其他现象并表达其他现象的存在”。虽然社会学在诞生之时就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背景,设定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单元,但社会学对民族国家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对文明现象的漠视。作为西方文明之子的韦伯,对西方文明乃至文明本身的关切就构成其学术生涯的主要线索。

  

   在韦伯对文明问题的关切中存在双重线索:一是关于文明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韦伯在比较历史学维度考察了基督新教、古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儒教与道教等具有世界主义面向的宗教文明,借此韦伯廓清了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根源与独特性;其次则是早期韦伯从农业视角出发对古代文明的探讨。相比从宗教社会学上对文明的比较历史探讨,韦伯从农业视角切入对文明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熊春文在他对韦伯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韦伯早期的农业研究已经关涉到了文明问题,认为韦伯“是带着对西方文明发展命运的深切关心来探讨农业问题的”。不过韦伯如何通过农业来考察文明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地讨论,他对文明问题的切入也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而是建立了一个从农业出发讨论文明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

  

   在韦伯对古代诸文明的考察中(这里主要以韦伯对古希伯来文明的阐述为例来理解韦伯对农业与文明问题的相关论述,理解韦伯关注的焦点),他认为,古希伯来文明“是站在西方和近东的整个文化发展的枢纽点上”,而古犹太教又是西方禁欲宗教的主要起源之一,因而古希伯来文明在韦伯的社会理论研究中有着关键性意义。在整体上看,韦伯对古希伯来文明的处理极为谨慎,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下试图勾勒出古希伯来文明从前君主时期到君主祭司时代的整体图景及其形态演变。

  

   韦伯指出,“十诫”的综合效应表明摩西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保护绝大多数的自由民来抵抗财富与权力的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结果”,因而在前君主制时期,古希伯来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权力与财富的社会分化以及这一分化带来的阶级冲突。韦伯相信在《出埃及记》中首先得到阐述的“安息年”问题背后,必然具有纯然的宗教动机而不能仅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加以理解,但安息年允许无地穷人在安息年中从土地取得食物的做法,势必具有保护无地穷人的效果,使其在权力与财富的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处境下能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韦伯也更是判断,虽然《律法书》不能称其为古希伯来人用以反抗迦南地城市贵族的“大宪章”,但这一具有深厚宗教动机的文献也具有社会政治的实践效果,即旨在保护农民免于权势大家族的奴役化。古希伯来人对权势大家族的警惕与反抗及对农民的保护,在韦伯看来无不意味着前君主制时期的古希伯来文明在社会形态上呈现为一种自由农民共同体。韦伯指出,古希伯来的自由农民共同体,在经济层面坚持简单的农民自然经济,在政治上要求一种基于平等的古代自由,在居住形态上赞扬纯粹的农民聚居共同体,而在军事上则如底波拉之歌所显示的始终维持简单的步兵作战模式。自由农民共同体的记忆一直留存在古希伯来人的历史中,王国时代那些独立于王的先见始终将古以色列同盟的“美好古法”作为判断神殿兴建问题、王位继承问题以及王的个人的罪的问题的判准,他们依旧“倾慕古老的农民自由与土制神坛上古老朴素的祭仪”。

  

   根据韦伯的讲法,历史资料的丢失导致无从判断自由农民共同体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但韦伯看到古希伯来人的自由农民共同体在对非利士人的独立战争中开始转变为城市君主制,王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得到彻底改变并正式进入“王国时期”。因而韦伯注意到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叙事虽然叙述了由耶和华带领的朴素农民与大卫一起对抗歌利亚的伟大事迹,但韦伯还是相信王室官僚与由君主带领的受训军人在大卫时代开始已经是不可避免。而与自由农民共同体相比,君主制下的古希伯来文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在大卫时期,希伯来君主已经开始组织一个基于劳役的类似于古埃及的近东政府组织。这套组织体系从所罗门开始变得更为清晰:“强化的中心首都、王室府库、国家统一征役之外的国外雇佣兵以及材料源自劳役而监督者自外招募的公共工程修建。”在城市君主制下,官方徭役体制的推行使得官僚制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治理模式,而对古希伯来文明来说,祭司神权体制的兴起更是将官僚化推向了极致;再者,前王制时期的以色列本质上是一个自由农民与牧羊人氏族,他们是被城市贵族课以纳税义务的对象,也因而始终与迦南城市联盟相对立。然而在大卫时期,古希伯来人就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到所罗门王治下,他的“家产制政权将其中央集权扩及其统治下的所有群体,经常动员其人民修建要塞与宫殿,耕种王室领地并移居城市”。显然从这一时期开始,城市开始成为希伯来文明的中心;最后,古希伯来人在军事上也从简单步兵向重装步兵与战车骑兵演进,从大卫王开始并在所罗门治下,“王的军事实力是由骏马与战车组织而成”。

  

   在韦伯看来,在古希伯来的这个具有新形态的政治社会中,农业问题抑或准确说土地问题是新结构得以维系的关键。韦伯通过撒母耳看到,新的君主会将希伯来人的土地收归己有,将其作为采邑赏赐给他的心腹以及骑兵战士,以换取他们对政治结构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君主制时期战争形态的改变将土地问题带到了政治的中心。重装步兵与战车战术在战争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使得战争成本早已超出普通民众的承担能力。对此韦伯注意到,在后来的列王时代,“军队里就不再提到`农民’,或者至少农民并不是战事的担纲者”,只有那些拥有土地的大家族能够为战争提供装备与兵员。因而随着战争形态改变而来的是,土地成为政治构建的关键因素。那些拥有土地的大地产主成为具有政治资格与积极政治权利的人,从而开始走上战争与政治的中心,而没有土地的人——债务奴隶或土地全失的无产阶级化了的以色列人以及改宗耶和华祭典仪式的寄居者,则被视为不享有积极政治地位的穷人。

  

   从自由农民共同体到城市君主制,韦伯将这一过程视为典型的古代城市化进程,但韦伯事实上也勾勒出了这一过程中古希伯来文明的整体图景。韦伯对古希伯来文明的勾勒,其着力点抑或线索在于以农业为基础,聚焦古希伯来文明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及其历史演变。韦伯从农业角度对古希伯来文明的阐述,仅仅是他“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在韦伯的整个研究中,他基于农业问题全面讨论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伯来、古希腊、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的文明体系及其变迁过程。

  

   韦伯的分析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他对“农业”意涵的特殊判断。在韦伯的讨论中,“农业”并非单指农业技术,也并非纯粹经济学意义的农业产业,而是对农民、土地和农村的综合表达。正是韦伯对“农业”意蕴的社会学转换,让他有可能将农业与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等元素进行直接关联,并以此对文明体进行总体性理解。在韦伯那里,他以土地所有权为标准划分出了奴隶、农奴、自由农与地产主等不同阶级,而宗教祭司等身份群体也与土地所有权问题存在深切联系。因而韦伯实质是看到农业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塑造。古希伯来文明从自由农民共同体转向城市君主制的过程背后,本就是土地所有权分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分化。再者,韦伯在对古代文明的论述中,在经济形态上往往将自然经济与自由经济对比,以彰显文明体系的经济特征以及在经济形态层面的变迁。因而在理想类型层次上韦伯注意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古罗马共和国具有自由经济特征,而古埃及文明以及前君主制时期的古希伯来则具有鲜明的自然经济特点。最后,韦伯发现古代社会在“无财产便无权利”的原则下,土地问题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构本质上带有政治意义,决定性地影响了政治形态的塑造。古希伯来文明的例子已表明只有具有土地的人才能具有积极政治权利并参与塑造政治形态,而韦伯更是在罗马共和国中看到,拥有土地的、具有积极政治权利的平民造就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基础,在古埃及韦伯也注意到当时的赋役制国家实质上就是以土地赋役制度为中心才得以建立。就此而言,韦伯以农业为基础,围绕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以及政治形态形成了对文明问题进行总体性分析的一般框架。

  

梅尼克在对历史主义的思想史阐述中指出,历史主义的核心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的观察”。就此而言,对历史个体独特性的诉求就成为历史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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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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