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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笑一:论王安石与佛教

更新时间:2022-02-12 21:07:32
作者: 方笑一  

  

   北宋士大夫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尤受学界瞩目。这是因为,王氏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曾领导过影响巨大的变法运动,一度成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自熙宁九年(1076)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至元祐元年(1086)逝世,王安石的生活境遇、社会交往皆与昔日在位时不同,由此引发了其处世心态的某些变化,而心态的变化又进一步促发了学术兴趣的转变。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谓其“少学孔、孟,晚师瞿、聃”[1],正说明王氏晚年学术趋向的这种转变,而“晚师瞿、聃”正发生在他罢相退隐的这十年间。晚年王安石倾心于佛教,与僧人交往频繁密切,这些非但对其自我心理的调节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为王氏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开拓出一方崭新的天地。因此,王安石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佛缘备受学术界关注,催生出不少研究成果[2]。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王氏一生与佛教的因缘,并对其佛教思想和佛理诗创作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

   一、王安石对佛教的认识与态度

   对事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往往取决于对该事物的态度,王安石晚年如此热衷于佛教,那么原先他对佛教的态度又如何呢?这从王氏好友、著名古文家曾巩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中可以看出来。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6“曾子固(巩)讽舒王(王安石)嗜佛”条记载: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

   曾巩崇佛是假,王安石 “惟理之求”却是真。在他心目中,在学术上,无论佛、老,哪怕是“樵牧之言”,只要合乎道理,便可采纳。众所周知,曾巩对佛教是极端排斥的,他的一句玩笑话,令王安石道出了“嗜佛书”的理由:他将佛教视为诸多学说中的一家,并不因为它是外来宗教,就对之抱有偏见,判为“异端”。

   王安石对佛教客观和宽容的态度,在主政时期已有所表现,他与神宗曾有过如下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1]

   这段话表明君臣两人对佛教的态度都很通达,王安石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两者若合符节。神宗亦认为佛陀虽说异域之语言,但所说“道理”和儒家似无二致。从王安石这一面来说,他的这种态度和言论,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北宋士大夫中不少人视佛、老为异端,无论是孙复、石介那样的真心排斥,还是二程等那样的表面排斥而暗中吸取,或是苏轼那样的私下热衷参禅悟道,在公开场合,士大夫们都很注意与佛、老划清界限。因为佛教毕竟属于外来宗教,其教理与儒家学说的差异不容否认,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王安石以宰辅之尊,居然能够惟“理”是从,对佛教不怀任何偏见,实在难得。

   并且,王安石对佛教的宽容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公开场合如此,私人交往中亦如此。他曾致书曾巩,劝其读经,曾巩误以为指佛经,就指斥佛经乱俗,由此引发了王安石回信中的一番议论:

   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2]

   此封书信常被研究者引用,但多以信中“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云云证明王氏为学博采众长,注重向生活实践学习。但我们引述的这一段,也极为重要,因为“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一语,表明他也主张读“中国圣人之经”以外的经典,那自然就是指来自域外的佛经了。如此看来,佛经早就被王安石纳入学术视野之内,阅读佛经,被认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经典。在信的末尾,他特别指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更说明了他所首先要辟除的是受利欲驱动的“俗学”,而不是通常被指为“异端”的佛教。

   王安石对佛教的公允态度,使他能融会儒释,进行学术创造。在早期,他有意将佛理与儒家的某些观念及当时儒生的行径加以对比、类比,或者借用儒家的思想来阐明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及意义。如在淮南签判任上所写《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就赞扬了自己少年时代友人僧慧礼不辞辛劳,在“丐食饮以卒日”的艰难处境中历时四载,重修龙兴寺讲院的动人事迹,继而发出这样的议论:

   世既言佛能以祸福语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盖其学者之材,亦多有以动世耳。今夫衣冠而学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行、离性禁欲,若彼之难也。而士之行可一乡、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图之寺庙被四海,则彼其所谓材者,宁独(慧)礼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难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呜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1]

   王氏议论的核心是人材问题。他首先肯定了佛教的兴隆是因为信佛者中确有人材,然后拿他们与当时言必称孔子的儒家学者相较。他认为,佛教提倡“苦身窘行、离性禁欲”,比儒家思想更难躬行,但很多优秀人材都被吸引过去,未免令人惋惜。显然,感叹“失之此而彼得焉”的王安石,此时仍是站在维护儒家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佛门人材的肯定与赞扬。

   事实上,佛教的日益兴盛,信教人数的增加,是任何正统的北宋儒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佛祖统纪》卷45《法运通塞志》记载元丰三年(1080)王安石与张方平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1]

   这段话亦见于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儒释迭为盛衰”条,文字稍有不同,真实性到底如何已难断定。不过“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一语却道出了北宋中期士大夫圈中的真实情形。儒家人材流向佛门的原因何在呢?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不太注重探讨人的心性问题,而佛教恰恰在这方面贡献了深刻的理论,使得它在思想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儒家传统构成了重大挑战。自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本质上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儒学家重拾思孟学派的思想传统,因为这一派对“性”、“情”等涉及心性的概念比较关注,有所论述。明白了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何上文中张方平会将孟子与六位禅师相提并论,一较高下。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也表明,只有当儒学在理论上足以与佛教抗衡,甚至超越佛教时,才能最终解决人材流失的问题,避免“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尴尬局面。

   或许正是这一人材流失的现实,引发了王安石对性命、性情等问题的关注,并写下数篇专论。对于王氏在心性哲学上的这些贡献,学界已经给予充分的重视,早在1941年,贺麟先生就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提出:“安石是程朱以前对于人性论最有贡献,对孟子的性善说最有发挥的人。”[2]然而,王安石的努力尚不止心性哲学方面,他总是试图找出佛教与儒学的某些共通之处,或者是可补儒家不足的地方,为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寻找依据。他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说: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博闻该见有志之士,补苴调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无可为之地,故终不得。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既以此为教于天下而传后世,故为其徒者,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当士之夸漫盗夺,有己而无求者多于世,则超然高蹈,其为有似乎吾之仁义者,岂非所谓贤于彼,而可与言者邪?[3]

   认为古代圣人之道已经分裂,这样一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庄子》的《天下》篇,但王安石认为,相对于儒家学者拼命补救圣人之道的做法,中国的老、庄和西域的佛教追求的是“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的境界,其信徒的“不忮”、“无求”的品格恰似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这样一来,在人格上,他们反而胜过了当时那些“夸漫盗夺,有己而无求”的士大夫。王安石紧接着说:“若通之瑞新,闽之怀琏,皆今之为佛而超然,吾所谓贤而与之游者也。”那么,他的这一番议论,似有为自己与僧人交往辩护之意,但其中揭示的佛、老与儒家思想的相似之处,很值得注意。

   而在《真州长芦寺经藏记》中,王安石围绕着佛教中“止”、“观”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佛教吸引信众的原因:

   西域有人焉,止而无所系,观而无所逐,唯其无所系,故有所系者守之,唯其无所逐,故有所逐者从之。从而守之者,不可为量数,则其言而应之,议而辨之也,亦不可为量数。此其书之行乎中国,所以至于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为多也。[1]

   要理解这段话,先得从佛家的“止”、“观”说起。止,为梵文?amatha的意译,大体指止息一切外境与妄想,专注于一念;观,为梵文vipa?yanā的意译,大体指以智慧观察思维特定的事物或道理。王安石正是从这两个概念入手,阐述佛教存在的价值,因为“止”要求人们断除妄念,也就是王安石说的“无所系”,从而能专守一境。可见止息妄念为专守的前提,因此专注于一种思想者必先做到“止”,也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唯其无所系,故有所系者守之”;“观”要求人们冷静地观察思考事理,不去汲汲以求,但追求事理的前提却是观察和思考,因此有所追求者必先做到“观”,也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唯其无所逐,故有所逐者从之”,正因为如此,佛教才会吸引那么多信众,才会有“不可为量数”的佛典。这段议论表明,王安石非但对佛教的“止观”具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已然认识到这一种修持方法具有儒家学说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既然如此,佛教的存在就是合理的,人们信仰佛教就是无可厚非的了。

   王安石对佛教的通达态度和深刻认识,为他日后亲近佛教,信仰佛教,埋下了伏笔。

   二、王安石晚年的佛经注解及佛学思想

   假如说,在执政时期,王安石囿于政治地位,只能表明自己并不反对佛教的态度,不便公开支持,那么在退居江宁之后,随着地位的改变,他亲近佛教的障碍就被扫除了,由此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冷斋夜话》卷10“圣人多生儒佛中”条记录的王氏谈话颇能说明问题:

   朱世英言:“予昔从文公定林数夕,闻所未闻。尝曰:‘子曾读《游侠传》否?移此心学无上菩提,孰能御者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论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语作宰相。’世英曰:‘愿闻雪峰之语。’公曰:‘这老子尝为众生,自是什么?’”

《游侠传》指《史记·游侠列传》。从表面上看,游侠的行为与佛家“无上菩提”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但王安石可能从游侠们“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徳”[1]的品格中,看到了与提倡“度一切苦厄”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共通之处,故而认为可移游侠之心而学无上菩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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