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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强: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

更新时间:2022-02-11 00:11:26
作者: 李自强  
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可见,陈翰笙的上述追忆与二人当时所持观点是有出入的。陈翰笙回忆文字的“失真”,与马札亚尔长期以来在学术史上被视为反面典型有直接关系。马氏的理论客观上造成两种结果,即在政治上取消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历史方法论上导向多元论。由此,长期以来学界对马氏的批判往往与托派交织在一起。陈翰笙同样受此种语境的影响,将托派的“农产品商品化等同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观点视为马札亚尔的立场。这就引起学界对两者学术关系认识的偏差。

  

   与事后追述中的剑拔弩张不同,我们很少在现存文献中发现陈翰笙对马札亚尔的直接批评。自苏联归国后,陈翰笙便委托西门宗华将马氏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节译,并于1930年以《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为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宗华在“译者序言”中对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嘉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多年。本书分析中国农业的特性,描写中国农业衰落的情形,目光锐敏,理论透彻,确是欧洲罕有的巨著。”此后,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团成员王寅生(叶民)对宗华尚未翻译的其他章节作了翻译。1932年,王寅生陆续在《新创造》杂志译出另外四章。宗华的译本介绍了马氏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层面的论析,而王寅生所译章节则与当时中国农村中最为切要的生产关系层面的议题息息相关,对于陈翰笙开展中国农村调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陈翰笙在《太平洋事务》杂志发文介绍王寅生的《中国底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农民经济》和《中国土地私有财产底性质与发展》两篇译文。需要注意的是,陈翰笙认为前篇译文让读者一瞥高利贷和贸易资本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说明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而生产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这也直接证明了陈翰笙回忆马札亚尔时关于商业资本问题指责的不足信。1933年,马札亚尔的《中国经济大纲》一书由徐公达译出,该书从整体上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陈翰笙及时注意到该书的出版并跟进研读,将其作为他领导的农村调查团成员的学习资料。由此可见,陈翰笙与马札亚尔在学术上的对立与交锋显然被夸大了。

  

   实际上,陈翰笙在研究中国农村时很大程度上采纳了马札亚尔的路线。20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学指导下的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已在国内取得相当的影响力,其中卜凯(J.L.Buck)的影响力最大。他的调查侧重农场经营和土地利用问题,尝试从农耕技术层面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在当时的经济界取得普遍的认可。陈翰笙则对此有颇多不满,在他看来,卜凯的调查研究仅限于解决农业问题,并不足以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

  

   马札亚尔则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开启了新路径,他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中指明:“本书之结构的方法,即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之特征为出发,以至于土地关系、阶级分化、市场及帝国主义影响等分析。”陈翰笙与马札亚尔采纳了类似的研究框架,所关注的议题大体一致。地权关系研究是两人的核心问题,这也是与卜凯的显著不同。钱俊瑞认为,“就具体的研究中心来说,那末前此的研究其中心问题是中国的农耕技术;而本阶段的中心问题却是中国的土地问题”,而后者由马札亚尔导其先路,陈翰笙一系学人则走着同样的路线。而且,两人都将农村土地所有权集中与使用权分散视为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分析造成地权分配不均的社会阶级结构。不过,对于如何解决农村的土地分配问题,陈翰笙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他表现出对平均地权和减租减息的支持。马札亚尔则希望通过激烈的社会革命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不惟如此,两人在农产品商品化、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富农等议题上都表现出普遍的共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将俄国农村的土地集中与农民分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但陈翰笙与马札亚尔认识到地主、官僚、士绅、帝国主义之间的依存性,是阻滞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二人得出与列宁相异的结论,判定近代中国农村尚未步入资本主义阶段。这与托派所主张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有着明显不同。

  

   但两人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陈翰笙认为农村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大地主手中。马氏虽然承认土地占有权的集中,但并不认为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尤为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各执一见。陈翰笙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社会,而马氏认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残余。两人观点的差异或许能从理论和材料两个层面加以解释。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从政治逻辑说明陈翰笙与马札亚尔的学术观点形成的差异性,而忽视所用材料的影响。与陈翰笙直接参与调查获取原始材料不同,马札亚尔更倚重其他研究者的资料,如俄国学者佛林(M.Volin)和约克(E.Yolk)及农商部的官方资料。马氏深知这一缺陷:“可是因为一提中国问题,并无可靠之事实与精确之统计,我们述其来源,如无十分特别可疑,已算为最好的了。”相较而言,陈翰笙的统计数据更为精确。他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官方数据,并用实地调查来修正官方统计的偏差。如他注意到官方统计资料中关于无锡地区稻田亩数标准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遂通过实地调查对此进行辨正。统计数据的误差,对土地关系问题的分析有直接影响。陈翰笙就指出,马札亚尔在分析广东土地分配问题时,因使用农民协会的资料而对贫农的土地占有的估计过高。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该地区社会阶级关系的判断。可以说,材料的不同虽不至于一定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影响了二人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整体把握。

  

   在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马札亚尔强调封建的“欧洲性”,而陈翰笙强调封建社会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不过,这样的区分似乎过于简单化。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生了“泛封建化”与“典型”封建的名实之争。究竟以欧洲“封土封国”的政体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为标尺,还是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经济意义上的封建为标准,是理论界聚讼不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持后一种说法,将“封建”的概念宽泛化,坚称秦朝至清末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马札亚尔显然以前者为出发点,认为井田制只是传说,中国并不存在封建社会。陈翰笙表达了对后一种说法的支持,认为:“从古代到近代,从奴隶买卖到‘个人自由’,这个演进的过程便是封建社会。要明了这社会的本质,如同其它社会的一样,非剖析它的生产关系不可。”他还明确指出封建经济的三大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及农民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但是,陈翰笙也并非不受欧洲典型封建社会模式的规制,他曾明确指出土地不买卖是典型封建社会的标志。这反映了陈翰笙对土地法律关系及其政治内涵的重视。因此,陈翰笙尽管曾认可秦朝以降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但在大多场合下仍认定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已经崩溃。他往往以“典型的”“纯粹的”或“完全的”封建社会为参照,表明他对于封建的“欧洲性”并不忽视。与此同时,陈翰笙认为秦朝之后的中国进入漫长的过渡期,他最初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其后随着农村调查的深入,开始使用“半封建”社会的称谓。由此来看,陈翰笙既看到经济基础对社会性质的决定意义,同时又不忽视上层建筑的规制作用。他与马札亚尔都将前资本主义这一过渡期拉长,显示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同主张。但马札亚尔的研究止步于对农村诸种生产方式的描述,缺乏对其剥削方式的分析,因而并不能分辨何种生产方式占据主导位置,而仅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来笼统称之。相较而言,陈翰笙将研究更进一步从剥削关系入手,认定封建经济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导,继而以“半封建”的概念来界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陈翰笙对马札亚尔思想的批判性与借鉴性并存。不过,自20年代30年代苏联理论界封杀马札亚尔的学说开始,国内学界便有意无意地撇清与马氏的学术关联。但如今马氏的著作已在俄国学界重获认可,被赞誉为“引用的事实和论据如此之丰富,价值如此之高,以至若干年来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过它”。因此,重新发现陈翰笙与马札亚尔的学术关联,不仅不会贬低陈翰笙的学术贡献,相反能够体现出他吸收和超越国际左派学术的胸襟与作为。

  

   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争鸣和对话

  

   陈翰笙早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人类的历史》中便将社会史分为人类最初、父权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商业制度、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七大时期,阐明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过程。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又有进一步的探讨,但学界对此鲜少注意。实则,他的中国社会史论与农村调查研究是一脉相承的,皆是构建其社会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者的互动,能窥见其对中国社会史相关议题的基本立场。不过,20世纪30年代后期兴起的“学术中国化”思潮将国际左派学术视为教条主义的产物,国内学界纷纷与之割席。此前中外左派学术的互动成为学术史上的一股隐流。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一场国际性论争,苏联、日本、中国的学者都卷入其中。苏联成为理论策源地,日本学者则将来自苏联的理论与中国史和日本史研究具体结合起来。中国学者既对苏联的理论观点提出修正,又对日本的具体研究加以取舍。这是这场论战中理论发展与流变的基本脉络。因此,若将双方的对接互动完全等同于教条主义未免过于武断。我们至少从陈翰笙的案例看到,对国际左派学术观点进行甄选、批判与吸收,不仅没有使其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反而使其成为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共革命理论的建构立下功勋。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理论界围绕封建社会的定义、断限及其特殊性等问题争执不下,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因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息息相关,陈翰笙对上述问题也颇为关注。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陈翰笙十分注重与国际农业研究机构的交流。杜博洛夫斯基(S.Dubrovsky)主持的莫斯科国际农业问题研究所便是陈翰笙的互动对象之一,双方交换参考资料并讨论相关专题。1929年,杜博洛夫斯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出版,该书反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特的社会阶段,并提出应从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来理解封建社会的本质问题,由此指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那里是封建的或农奴的生产方法占优势,而且现在还占优势”。杜氏该书对封建社会的本质、生产方法、基本要点、各国的特点以及与其他经济结构要素的关系有专门的论述,因而一时间成为理论界反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力作。

  

   陈翰笙很快便注意到杜氏关于封建社会本质问题的观点。就在杜书出版的次年,陈翰笙便在《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一书中表达对杜氏的认同,他批评“那些专门注意到土地所有的大小,或僧侣政治的有无,或集权分权的差异,或地主是否有司法权的人们便错认了封建组织的根本。他们因为忽略了农民与地主间的生产关系及掠夺方式,所以不能明白封建社会的本质。”这样的论述正与杜氏关于封建社会本质的观点保持一致。与此同时,陈翰笙还注意到杜氏关于商业资本与封建社会关系问题的论述,认识到商业资本虽然起着瓦解封建制的作用,但其本身并不能单独创立一种社会构造。而作为调查中国农村的理论指导书,《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多处引用杜氏的观点,足见陈翰笙对其有关封建社会理论的重视。依此来看,陈翰笙对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也与杜氏的理论不无关系。

  

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对中国的封建社会问题另有看法,尤其是对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有不同的解释模式。1931年,亚细亚派代表人物魏特夫(K.(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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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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