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古代圣王，是德与政合一的的典范。孔孟传承先王之道，追求德政合一，奠定了儒家“德政合一”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以来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和批评，或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的理想，或认为是泛道德主义，或认为道德与不可能“合一”，甚至很多人一提到道德治国，都认为是愚酸腐败，原因何在？

　　 段正元认为：“当兹圣学衰微，人并不知道德为何物，相欺以智谋，相逞以诈力，相竞以利权，相尚以皮毛，相趋以党派，几若惟此始能立于世界之中。有谈道德者，目为迂酸；有行道德者，斥为腐败。又若吾中国之贫弱，皆此辈有以酿成之也。实不知吾中国所以不亡者，皆此道德有以维持之。”

　　 近代以来，儒学衰微，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为智谋诈力、实用功利是尚，人们不明白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根本——道德为何，还多有误解、曲解，他分析了当今为什么人们一谈到道德治世，便认为是腐败，是因为理学空谈，言而不行，人们一提起道德，就认为是空谈，从造成了人们对道德及其治世的误解。

　　 一、德政合一的努力与失败

　　 段正元继承了儒家“德政合一”的传统，一生追求德政合一，君相师儒，同归一道。他指出：“以道德平天下，即为政以德。师儒有德，无政不能行。君相有政，无德亦不能行。必要政德合一之人才能行。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至圣将为政说在前，以德说在后，必要在位之人行德，如北辰众星共之。故有德有位，不但万民服从，天地鬼神亦服从。今言道德治世，人以为腐败，推其故，即坏于理学文章空谈，言而不行，人以为道德即如是，势非维新不可。不知真道德，不但不是腐败，并是日新又新，盛德大业，即是由真道德而成。”他要以道德平治天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比如北辰，有德者有位。

　　 段正元的思想体系以“道德”为主旨，在政治实践上就是追求以道治天下，德政合一。

　　 中国治道思想源远流长，古圣先贤对治道的历史演变是有一个清晰的表述，大致是说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力（法）治国。

　　 段正元提出以道治天下，指出“以道治天下，为古昔先王修齐治平一贯之本，即为今世救时救天下之急务”，“所谓当务之急，以道治天下者也。”

　　 怎么算是以道治天下？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溯自尧舜授受，以迄孔孟，或在君相，或在师儒，而其天人一贯之道，相承以为修齐治平之本，则一也。”当问以道治天下的具体措施时，段正元回答：

　　 孔子不云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所谓为大道之用，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行之于夫妇之愚，而终极于造物之奥者也。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者也。是所谓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以道治天下落实在具体政治层面就是德、礼、政、刑，以德礼为本，政刑为末，而德又根本之根本。至圣先师孔子一生追求德政合一，《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以北极星形象的比喻“德”对于为政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性，认为为政者有德，就有了感召力、凝聚力，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孔子认为执政者的德性决定社会治理的好坏。

　　 因此, 他对执政者提出了“正”的道德要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孔子训“政”为“正”，说明执政者必须有“正”的方向、“正”的理念以及“正”的方略, 能够遵循“正道”，这样才能使君民俱“正”，使国家社会进入“正道”，实现天下有道。

　　 段正元继承了孔子儒家追求师儒君相合一的政治理想，他说：“以道德平天下，即‘为政以德’。师儒有德，无政不能行；君相有政，无德亦不能行。必要政德合一之人才能行。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至圣将‘为政’说在前，‘以德’说在后，必要在位之人行德，如北辰众星共之。”并认为，为政以德即是“真行道德，免除争杀之祸，即是天地好生之心。合天地之心，是谓大同。”

　　 像孔子一样，段正元一生追求德政合一，不辞辛劳，先后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家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道德平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作《退隐后特别训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民国四年上书于袁世凯，因筹安会起,不能实现。后对民国要人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李纯、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蒋介石、张作霖等，百般将就，开诚相告，均不能了我救世志愿。”

　　 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

　　 会晤卢永祥一事在《忍辱家训》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又有当道人，再三敦请见面，谈叙情投意合，胜于故交。伊等愿牺性一切，救国救民。吾闻之下，言此非不能也，如有此心此志，今夜将你心腹之人，招集研究，翌日晨刻再来会议，然后实行。次早派人来请我，拟定方针，吾曰：昨晚会议如何？彼云不知。只问看要如何办法。我想伊昨晚言之谆谆，定而又定，何以丝毫不照前言。今只来请我，岂不是欺人之谈！想伊身当大任，何以如此昏愦？只隔一夜，万事忘迹，如此无信用之人，何能，为民父母？”由此可见，卢永祥虽有求教之心，但要付诸实践却非易事，主观的、客观的种种障碍最终不能成事。

　　 民国十三年（1924年）正月，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叩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当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其势力影响着大半个中国。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吴佩孚请段正元至洛阳官邸，问其统一大计，段正元看到有“一怒而天安”之机，就告诉他今年三月间有动机，八月间有大机会，但必须预先在人事上有善良政治的计划，否则徒事争雄，称强逞狠，则与为敌者众，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这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果然失败。

　　 1930年，湖南省主席何键有感于湖南时局甚危，不知怎么办，恳请段正元赴长沙，垂询如何治理地方。夫子告以“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尔今愿学道，道是正气，果能至诚，自然一正压百邪耳。”何健信守奉行，该省祸患日渐消弭。

　　 而就在这一年冬天，段正元到上海，时任国民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请段正元到南京会面，两天三次会见谈，问及安邦定国之计，段正元告以《大学》《中庸》，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仁心仁政，不用兵车，一笑而天下平。只要推诚相待，用“谦让和平”四字，一月可以统一中国，三月可以协和万邦。蒋介石当面点头赞同，但未立即实行。

　　 段正元在《戊寅法语》这样讲：“上年南京当道，两日三次会谈，对我发誓，愿以和平统一中国。我教以‘谦让和平’四字锦囊，许他一月统一中国，三月协和万邦。彼若真听我话，天下早已太平，世界早已大同，彼早已成了万古之大圣人，当今这大政治家。惜其无若大福命，不听我言，遂酿成今之祸。真是以天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今我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徒唤奈何！若有一为政知音出现，真贞听话，政德合一，师儒合一，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他希望蒋介石谦让和平，以德治国，借以消弭内战，解民于倒悬。可惜，这一切都落空了。

　　 以上所述都是段正元在现代社会试图实现“政德合一”的尝试。可惜在位者不能用他，“吾今日学道、明道、行道，数十年经验阅历，既于《大学》修齐治平之学问问学，成为一贯，而不能见用。”“我虽实行专门大学，五十余年，因未见圣者出，不曾一试……处处皆办到，事事皆实行，独治国平天下，还未办到者。何也？因时机未熟，而无真贞当道之知音合作也。故今听天命安排，素位而行……只要司地权圣者，与我合作，我则学伊吕之妙用，不分善恶，就汤武，就桀纣，均无不可。并敢断言，汤武一怒而安天下，还含有杀机在内。我则教当道者，谦恭和让，不用兵车，一笑而平天下。”

　　 1937年7月7日退隐以后还说：“凡遇当道者，均以直言警告，要改革不良政治，成为善良，无不费口焦舌。奈何当道者均置若罔闻，毫不采用，只得含血喷天，韬光养晦。但吾于人事已尽到十二万分，可问良心无愧。”

　　 对此，弟子们后来也有这样的评述：“师尊秉受全体天命，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实行人道贞义，缔造世界大同为己任，期代了孔子暨各教圣人未尽之志。发愿之后，始终如一，其救世救人之实行实德，坚恒不怠，坚苦卓绝，无以复加。所谓造次必如是者，颠沛必如是者，侍侧弟子皆亲见之。至于道法并行之征验，过化存神之妙迹，均有记载，毋俟赘述。乃以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合，奈何徒唤。”

　　 由于段正元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能合一，无奈之际选择了以道德学社作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手段。

　　 所以，办道德学社并不是他的本意和理想，而是他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行为。他说：“吾意在政德合一，不在学社也。”“我办学社乃百无聊奈之举，因行政上无立足之地，不能不讲学立教，以成道任。”

　　 二、办道德学社，布衣教王侯的实现

　　 段正元虽然未能实现“政德合一”，不得已办道德学社，倒是实现了“布衣教王侯”的志愿。“布衣教王侯”是他从小就有的志向。19岁在青城山明见本性以后，自信将来会以匹夫教王侯。

　　 “我自生有个特别见解，乡人都言我不好学，你看某人入学中举，一乡仰望，何等尊贵！吾言我心目中不在此，你所羡的不过眼前之势力而已。我不读书，期必异日布衣教王侯，为王者师，亦不可量。虽当时人不信我，我自信。”

　　 后来不管人生多么艰难困苦，他一直坚守这一志向，经过不懈的努力，办道德学社使得终于实现了“布衣教王侯”的志向。

　　 “布衣教王侯”源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一志向其实包含了儒家自孔子以后圣王不再，儒者追求内圣外王，君相师儒合一的理想。

　　 北京道德学社一成立就不同凡响，聘王士珍为社长，段正元为社师，杨献庭为学长，陈景南任编辑主任，雷寿荣为总干事，弟子多为军政要人。

　　 社长王士珍（1861年－1930年），直隶（今河北）正定人，字聘卿，号冠儒，清北洋武备学堂出身，与段祺瑞、冯国璋均为北洋军首领，三人被称为北洋三杰。

他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袁世凯的青睐，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北洋总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龙。1918年，王士珍退出政坛，隐居北京，1926年5月任京师临时治安会长、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等职。1930年7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