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泛论子学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9 次 更新时间:2022-02-06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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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进入专栏)  


一、子学时代之开始

中国之文化,至周而具规模。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心目中,周之典章制度,实可以“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孔子一生,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此《论语》所明言者也。(详第四章第二节)

周之文化(即所谓文)、周之典章制度(即所谓礼)虽有可观,然自孔子以前,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今所传孔子以前之私人著述皆伪书,《老子》一书亦系晚出,详下。)章实斋云: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遗书》,卷一页二三)

此言虽有理想化古代之嫌,然若除去其理想化之部分,则亦似近于事实。盖古代本为贵族政治,有政权者即有财产者,即有知识者;政治上经济上之统治阶级即智识阶级,所谓官师不分者,即此而已。贵族既须执政任事,自少工夫以著书,且既执有政权,即有理想,亦可使之见诸行事,发为“政教典章”,亦无需要而必著书,著书乃不得已而后为之事,中国哲学家固多抱此见解(详上文)也。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有无正式哲学,不得而知。孔子本人虽亦未“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然一生竟有未作官不作他事而专讲学之时;此在今虽为常见,而在古实为创例。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

二、子学时代哲学发达之原因

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以能有此特殊之情形,必有其特殊之原因。兹分述之。

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盖上古为贵族政治,诸国有为周室所封者,有为本来固有者。国中之卿大夫亦皆公族,皆世其官;所谓庶人皆不能参与政权。《左传·昭七年》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有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政治上为贵族世官世禄之制,故社会组织上亦应有此种种阶级也。贵族政治破坏,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赵翼曰: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廿二史札记》卷二,《广雅丛书》本,页九)

吾人对于赵翼所谓天意,虽不同意,然贵族政治之崩坏实当时大势之所趋。此在春秋之时已见其端,故宁戚以饭牛而得仕于齐,百里奚以奴隶而仕于秦;此庶人之升而为官者也。《诗》有黎侯之赋《式微》,《左传》谓:“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为皂隶。”(昭三年,《左传》卷二十,《四部丛刊》本,页十六)孔子本宋之贵族,而“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此贵族之降而为民者也。如是阶级制度,遂渐消灭,至汉高遂以匹夫而为天子,此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之根本的变动也。

与贵族政治相连带之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七年》芈尹无宇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卷二十一,页十六)所谓王土王臣,在后世视之,只有政治的意义,然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实兼有经济的意义。上所述社会上之诸阶级,亦不只是政治的、社会的,而亦且是经济的也。盖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皆为人民之主。例如周以土地封其子弟为诸侯,即使其子弟为其地之君主兼地主也。诸侯再以其地分与其子弟,其子弟再分与庶人耕种之。庶人不能自有土地,故只能为其政治的经济的主人作农奴而已。《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之政治,皆不过有数几家贵族之活动;所谓人民者,但平时为贵族工作,战时为贵族拼命而已。王船山曰:

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故有世禄者有世田,即其所世营之业也。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读通鉴论》卷十九,《船山遗书》本页十六)

“其助耕之氓”,即系农奴,夏曾佑曰:

井田之制,为古今所聚讼。据汉唐儒者所言,则似古人真有此事,且为古人致治之根本。以近人天演学之理解之,则似不能有此。社会之变化,千因万缘,互为牵制,安有天下财产,可以一时匀分者?井田不过儒家之理想。此二说者,迄今未定。兹据秦汉间非儒家之载籍证之,似古人实有井田之制,而为教化之大梗。其实情盖以土地为贵人所专有,而农夫皆附田之奴,此即民与百姓之分也。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为社会进化之一端。(《中国历史》第一册,页二五八)

史谓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食货志》,《前汉书》卷二十四上,同文影殿刊本,页七)。此农奴解放后“民”之能崛起占势力为大地主者也。所谓井田制度之崩坏,亦当时之普通趋势,不过商鞅特以国家之力,对之作有意识的、大规模的破坏而已。

其次则商人阶级亦乘时而占势力。《汉书》曰:

及周室衰,礼法堕。……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富者土木被文锦,犬马余肉粟。……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货殖传》,《前汉书》卷九十一页三)

此谓因“王制灭”,“礼法堕”,故庶人崛起而营私产,致富豪。然若就经济史观之观点言之,亦可谓因农奴及商人在经济上之势力,日益增长,故贵族政治破坏,而“王制灭”,“礼法堕”。商人阶级崛起,弦高以商人而却秦存郑,吕不韦以大贾而为秦相,此资本家之与当时政治外交发生直接关系者。总之,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

【注】《左传·昭公十六年》:“宣子(韩起)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左传》卷二十三页十四至十五)按誓词所约,在以后皆为不成问题之事,而乃信誓旦旦。可知贵族之欺压商人,在当时为常事,而商人原来地位之低,亦可见矣。

此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少可以比之者。故此时期诚中国历史中一重要时期也。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予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

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丛刊》本,页十三)

庄子《天下篇》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卷十,《四部丛刊》本,页二十五至二十六)

《汉书·艺文志》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前汉书》卷三十页三十)

所谓“圣王不作”,“贤圣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制度组织之崩坏也。因此崩坏,故“道德不一”,故“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

【注】《艺文志》所谓“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一点,本亦为战国时代思想发达之一因。吾人试看后来皇帝显宦及富商巨贾对于学术之关系,便可知矣。但春秋战国时代时君世主,及当时社会,所提倡之学术,与后来皇帝等所提倡者,何以不同,则不能不以春秋战国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的背景说明之。时君世主及社会之提倡学术,非春秋战国时代所特有之情形,故未多论及之。

三、子学时代之终结

世多以战国之末,为古代哲学终结之时期。盖一般人以为秦始皇焚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故觉秦时如一野蛮时代,以前学说,至此悉灭。其实秦始皇“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崔适《史记探源》卷三。参看郑樵《通志·校雠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秦皇李斯之意,盖欲统一思想,非欲尽灭当时之学说也。故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学者。(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虽在整齐画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论,失其自由,学术发展诚受相当阻碍,然秦亡极速,不致有大影响。故在汉初,诸家之学仍盛。文帝好黄老家言,为政以慈俭为宗旨。窦太后亦好黄帝老子言。盖公教曹参以清净治国家。汲黯修黄老术,治民主清净。淮南王延客著书,杂取各家之说。司马谈叙六家以道家为最高。贾谊明申商。晁错尝学申商刑名。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史记》、《汉书》,均明言之。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书》本传)可见汉文帝时之博士,中亦有各家学者也。至于《礼记》及所谓《易十翼》,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亦有为汉初儒家者流所著作者。《春秋·公羊》家言,亦至汉始为显学。故儒家哲学,亦在汉初始完备也。观董仲舒对策之词,亦可见当时之情形矣。

董仲舒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前汉书》卷五十六页二十至二十一)

又曰:

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前汉书》卷五十六页十三)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同上)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

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盖阴阳五行家言之与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统的表现。自此以后,孔子变而为神,儒家变而为儒教。至所谓古文学出,孔子始渐回复为人,儒教始渐回复为儒家。详见第二篇中。

四、古代大过渡时期之终结

汉武董仲舒统一思想之政策,即秦皇李斯之政策也。秦皇何以行之而失败,汉武何以行之而成功?此中原因,固甚复杂,然有可得言者,则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动,至汉之中叶渐停止;此等特殊之情形既去,故其时代学术上之特点,即“处士横议”,“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之特点,自亦失其存在之根据。上文谓春秋战国时代所起各方面之诸大变动,皆由于旧文化旧制度之崩坏。旧文化旧制度愈崩坏,思想言论愈自由。秦灭六国,成一统,除皇室而外,其余原有之贵族,皆夷为平民。在表面上可谓将春秋以来之变局,作一结束。然实则贵族之余孽,尚有一部分之势力,故秦皇一死,贵族复起,“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不过此次贵族之复兴,为一种“回光返照”,等于强弩之末,故平民出身之汉高,终灭群雄而定一尊。汉高虽犹封建子弟功臣,然此时及以后之封建,只有政治上的意义,而无经济上的意义。及汉之中叶,政治上社会上之新秩序,已渐定。在经济方面,人亦渐安于由经济自然趋势而发生之新制度。《汉书》曰:“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无愠色。”(《货殖传》,《前汉书》卷九十一页三)由贵族政治之眼光观之,编户齐民,何能同列以财力相君!然以经济自然之趋势,竟至如此。“虽为仆虏,犹无愠色”,

可见人已安于此等新经济秩序矣。汉虽行重农抑商政策,然对于此等社会的经济的秩序,亦并未有根本的变动也。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大过渡时期至是而终结;一时蓬勃之思想,亦至是而衰。自此而后,至现代以前,中国之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组织,除王莽以政治的力量,强改一时外,皆未有根本的变动,故子学时代思想之特殊状况,亦未再现也。

五、古代著述体裁

上文谓欲看中国哲学进步之迹,吾人第一须将各时代之材料,归之于各时代;以某人之说话,归之于某人。(第一章第十节)此固为理想的办法,但讲上古哲学史,则行之颇有困难。譬如执此标准以分别普通所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书籍,则如《列子》乃魏晋时人所著,须以之代表魏晋一部分人之思想。此固吾人所认为伪书,应将其移后者。不过即吾人所认为真书,如《墨子》、《庄子》等,固可归之于上古时代,然现在《墨子》、《庄子》书中之思想,何部分果真为墨子、庄子个人所有,则颇难断定。关于此点,吾人不可不明古代著述之体裁。章实斋曰:

……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耳。《晏氏春秋》,柳氏以为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好墨学者述晏子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文史通义·言公上》,《章氏遗书》卷四页五)

此言仍不免有理想化古代之嫌,不过其所述古人著述之体裁,则似合事实。盖古人之历史观念及“著作者”之观念不明,故现在所有题为战国以前某某子之书,原非必谓系某某子所亲手写成。其中“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在古固视为不必分,在今则多似为不能分也。故现在所有多数题为战国以前某某子之书,当视为某某子一派之书,不当视为某某子一人之书。如现在题曰《墨子》、《庄子》之书,当视为墨学丛书及庄学丛书,不当视为一人之著作。近人对于此等书籍,固已试加分析之功,如《墨子》中之《经》及《经说》,可认为非墨子本人之言,然即《天志》、《尚同》诸篇,其“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果可绝对的分别乎?此哲学史述上古时代诸家之学说,意但谓上古时代有此学说,有此思想系统,至此系统果为代表此系统之人之一人所立,抑或曾经其“后世”修正补充,则不敢必定也。

古代哲学,大部即在旧所谓诸子之学之内。故在中国哲学史中,上古时代可谓为子学时代。此时代之诸子,司马谈将其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史记·太史公自序》)名为家者,以诸子皆以私人讲学故也。刘歆则于六家之外,又加农、纵横、杂、小说四家,共为十家。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然即此九家,亦有与哲学无关者。今择其与哲学有关者,就其发生之先后,依次论之。


原载《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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