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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更新时间:2022-02-05 22:17:38
作者: 王健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据统计,2002—2007年,全球贸易增速均高于实际GDP增速,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速(除 2017 年外)均低于实际GDP增速,全球分工进程明显放缓,全球产业链缩短,贸易强度下降,而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在2011—2013年达到顶峰后也一直停滞不前。全球化正逐渐由“快速”转为“慢速”,进入了“全球化减速”阶段。与此同时,TNT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巴克(Peter Bakke)曾谈到,全球化正在消亡,当前的经济转型就是由全球化转向洲际化,商品和贸易的大部分增长是在洲际市场实现的。减缓的全球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邻国市场效应尤为明显。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以来,区域间贸易增速及其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区域内贸易。

   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使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安全。2020年以来,因疫情和运输紧张,导致芯片等物资大量短缺。据统计,全球140多种重要产品中的70%集中在一国生产。为此,各国都在制定相应政策将产业转移到近岸或本地,或者是友好国家。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 Raimondo)称,美国的半导体占全球产量的比重从20年前的40%降至如今的12%,并且几乎不再生产高端芯片,这危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2021年以来,美国开始加强本土芯片的制造能力,加大投资力度并吸引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资本加入其中。欧洲把医药等产业列为战略性安全产业,旨在提高原料药活性成分的本地生产能力。

   (二)亚洲区域化倾向明显,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进一步提升

   在区域化过程中,亚洲集中度尤为明显。从区域经济总量来看,根据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1年度报告》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已经达到47.3%;从贸易来看,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2019年达到了57.5%,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在50%左右。亚洲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长,中国和日本在亚洲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投资来看,亚洲经济体的外资仍主要来源于亚洲内部,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从2016年到2019年已连续4年保持在50%以上,这表明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该协定的逐步实施尤其是其原产地累积规则(Cumulative Rules of Origin)的适用,将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吸引内外部区域投资进一步向该区域聚集,推动东亚区域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一体化。由此,从长期来看,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对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依存度将继续增强。除美国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下降外,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度进一步上升。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甚至认为,“西方是亚洲国家投资的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而与其‘脱 钩’,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多种多样,既能大批量生产商品,也能提供高端产品和服务,而且亚洲内部收入差距巨大,只有专注于满足彼此日益增长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大多数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经济总量方面,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增长,202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在贸易方面,亚洲主要经济体在零部件产品贸易中高度依赖中国,在亚洲贸易额前22位的零部件产品中,有18种主要依赖中国。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在亚洲贸易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投资方面,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降幅高达42%,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只下降了4%。中国2020年吸引的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而从疫情中复苏和稳定发展的中国也将进一步增加对亚洲和全球的投资。在产业链方面,亚洲尤其是东亚有许多优势产业,汽车及其零部件、钢铁、液晶电视、液晶面板、电话、智能手机、半导体等产业链均集中在这里,而且亚洲区域内零部件产品贸易近十年来一直是亚洲内部经济体之间贸易增长的核心。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也始终起到关键作用,快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亚洲工厂的崛起、壮大。疫情的暴发虽然导致中国和亚洲国家部分生产网络的中断,也使各国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加注重区域化和安全因素,但从中长期看,亚洲的制造业中心地位不会转

   移。亚洲主要经济体仍将高度依赖亚洲工厂,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将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经济体。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三)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化,东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第一,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加快,其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主要基于劳动力成本而进行的全球布局将发生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成本总体趋于上升,而技术成本总体趋于下降。设备投资成本、消费市场、供应链安全等在未来将逐渐成为跨国公司进行投资考量的重要因素,将有可能影响劳动力的跨区域配置,产业更倾向于集中在本地和产业链短的周边地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报告,基于自动化和持续的技术更新,2010年以来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快速增长。2015—2020年工业机器人的装配量年均增长11%,2015年达到25.4万台,2018年更是首次突破40万台。2020年,机器人装配量的71%在亚洲,全球工业机器人装配量的76%在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德国这五个国家。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其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制造能力以及制造的自动化、数字化等。机器人正在对大部分蓝领岗位造成冲击,未来的技术创新将继续颠覆白领的工作。在东亚地区,特别是正快速装配和运用机器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在今后的贸易和投资中将更加依托亚洲内部,各行业的区域化、本地化生产和产业链延伸将进一步提升。

   第二,3D打印技术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并提高了中间品的生产能力,全球贸易需求将下降。当前,3D打印已进入快速发展期,美国和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布局,对3D打印项目进行大量资助,旨在占领新工业革命的制高点。目前3D打印技术应用的最大领域是消费电子领域,未来将是汽车、医疗、航空制造业等。一般而言,传统的生产方式采取的是“减成法”,建立在组装线基础上,即对原材料进行剪裁、拼接,然后组装起来。3D打印技术与此不同,采取的是“添加式制造”,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有很多优点,如促进产品多样化但不增加成本,零时间交付式生产、零技能制造、设计空间无限等。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减少对原材料的消耗。传统加工制造是通过对原材料的加工进行的,其损耗量惊人,而3D打印技术的原材料只有传统生产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远低于传统的生产方式,这既环保又减少了成本,也大幅度减少了原材料的全球贸易。二是3D打印技术的应用将使很多产品的生产一次成型,不需要先制造出许多零部件再进行组装,这就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所需的复杂产品和零部件,减少了对全球贸易的需求。随着打印材料和技术进步,全球中间品贸易额将下降。此外,由于减少了对国外零部件的依赖,产品的安全性也会得到更多保障。

   第三,化石能源全球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各国对外部油气资源的依赖,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减少这种依赖,其投资和产业链合作将更多发生在周边地区。截至2021年初,已有127个国家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发展趋势。如果说传统化石能源只出现在特定的少数地区,投资较大且高度集中,那么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收集和投资的分散化,可以降低对外部供应地的高度依赖。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已占全球的1/3。为此,沿海地区可推进核电开发,西部、北部地区可推进风能和光能的规模化开发,这些都是中国降低对国际油气资源依赖程度,提高能源自给率的重点方向。可以预见,能源革命将逐渐削弱化石能源丰富的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各国未来的能源战略和能源系统将更加依托国内和周边国家的生产,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和延伸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是今后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命题和方向。

   三、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任何大国要实现战略崛起,都需要一个稳定可靠、可作为战略依托的周边地区。这是历史经验,也是国际战略共识。在国际格局加速变化、周边局势更为复杂、全球化呈现区域特点和科技革命不断突破的背景下,要实现战略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更加重视周边,提升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制定有效的周边战略。

   (一)切实提升周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

   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工作总体布局。周边虽是首要,但排在大国之后,中国外交曾较长时期以大国特别是美国为重点。目前,中美进入了战略博弈阶段,而美国更多地采取战略前压,把竞争和博弈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的周边地区,“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都是其明确的战略部署,今后还会不断增强。同时,全球化调整特别是疫情后出现的区域化、近岸化、本地化趋势,中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所构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都使得周边地区在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将具有突出的重要性。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大国竞争将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大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将体现在周边外交上。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外交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追求“修身、齐邻、治域、平天下”,由周边推及全球,以构建周边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和示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认真总结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

   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周边安全、推进周边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而且当时中国“以大事小”“以礼相待”。例如,明代前期的统治者对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所谓“臣而不治”,力图避免兵戎相见的局面。在这一外交方略的指导下,明代前期中国与绝大部分周边国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为明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一边倒”的同时,以周边外交的突破推动了与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点带面,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达成相关协议,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华侨华人问题和边界问题。冷战结束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从相互信任措施开始,不仅解决了边界问题,还由此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应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为今后更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提供借鉴。

   (三)争取处理好周边外交中的一系列大三角关系

由于大国特别是美国高强度介入中国周边地区,因此中国在周边外交中还要努力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大三角关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美日、中美韩、中日韩、中俄印关系等。在中美日关系中,一直以来,中美关系的紧张或缓和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很大。拜登执政后,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日本不断扮演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在涉台、南海、军事、高技术、供应链等方面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对此,要考虑如何排除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干扰因素,尝试从战略敏感度低的经贸、文化入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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