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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2-02-04 23:49:44
作者: 韩策  

   内容提要: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关 键 词:两江总督  袁世凯  张之洞  魏光焘  周馥  Governor-general of Liangjiang  Yuan Shikai  Zhang Zhidong  Wei Guangtao  Zhou Fu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叶以来,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诸要务,为东南第一要缺。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东南办理洋务交涉的首领。因此,江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①。故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对清廷来说,江督人选的确定就更为重大敏感。1860年湘军首领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可视为晚清江督易主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试探、斗争与妥协,至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江督非湘人不可的政治局面,可称之为“湘人江督格局”(已另文详论)。于是湘、淮系分据南、北洋,共同支撑着清朝统治。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主导洋务运动,掌国防、办外交,势力尤大,但甲午战败,迅速衰落。此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领导的湘系,地位相对凸显,所以在戊戌、己亥间,能够抵制废立之谋,稍持正论②。庚子事变中,李鸿章重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任,承担议和重任;刘坤一则在南洋主持东南互保,权势达致顶峰。这日视为湘(南洋)、淮(北洋)二系共持大局的回光返照。只是不久,年迈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就在1901和1902年相继离世。南、北洋于是迎来了崭新的时代。已在练兵、交涉、洋务、吏治等方面展现出超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毫无争议地接掌了李鸿章身后的北洋权力,最为平稳过渡③。然而,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南洋财赋之区则在军事政治强人刘坤一去世后,陷入了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在此背景下宣告终结。

   湘人江督格局之所以迅速终结,除了湘系自身的原因外,实与庚子事变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北洋的强势南下密不可分。简言之,辛丑回銮后的清廷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外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必须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所以不得不重用和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另一方面,对内则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保而急速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④,故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势力有所裁抑。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在在需款,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但是,此时清廷威望大减,其集权政策和意图并不容易贯彻,故迫切需要政治军事强人设法推动落实。深受慈禧太后和荣禄信任的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正是这样的强人⑤。而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借此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它不仅加速了湘人江督格局及湘军的终结,而且反映了清末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本文围绕刘坤一去世后纷更不已的江督之争,尝试引出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 刘坤一去世后的江督人选

   晚清选用江督大体有两个倾向,一是用威望素著、文武兼资的湘系督抚;二是用熟手,即从有两江地区任职经历的封疆大吏中遴选。所以,刘坤一去世后,据说张之洞、魏光焘、聂缉椝、恩寿均是有力的继任人选⑥。魏光焘(1837-1916),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系湘军大将,曾随左宗棠征西北,历任甘肃平庆泾固道、甘肃布政使。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左宗棠就保荐其“堪备督抚之选”⑦。刘坤一与魏光焘是湖南宝庆府同乡。尽管刘自称与魏并未共事,亦无往来,但他确曾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透过军机章京湘人冯锡仁,向军机大臣孙毓汶推荐魏光焘接任甘肃新疆巡抚,不久又“采其声望,登诸荐章”。随后,魏光焘率领湘军东下,在刘坤一麾下出关应战。1895年,魏光焘曾“总统湘军”⑧。战争结束后,魏光焘带兵返回西北,历任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庚子事变中,两宫驻跸西安后,魏光焘调任云贵总督⑨。刘坤一去世后,魏光焘在湘系督抚中无疑资历深厚,吏治熟悉,且有带兵经验,有能力镇抚江南湘军,但其缺乏在两江任职的经历,洋务交涉是其短板。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系曾国藩女婿,和军机大臣瞿鸿禨是儿女亲家。他早在1882年,就受到时任江督左宗棠的赏识⑩。继任江督曾国荃系其叔岳,更不待言。1891年刘坤一接任江督后,每叹湘系“继起无人”,却以聂缉椝为文官中首要“后劲”(11)。所以,聂缉椝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要职,先以候补道身份主持江南制造局,后补上海道,擢浙江按察使,升江苏布政使,在1901年授江苏巡抚,同年调任安徽巡抚。就在刘坤一去世前一天,聂缉椝奉旨调补浙江巡抚(12)。聂缉椝的优势是湘系人脉背景极其深厚,任职两江地区的经验也甚丰富,且熟谙交涉,但此时他还资历尚浅。

   恩寿,字艺甫,满洲镶白旗人,进士出身。他是前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麟魁之子(13),前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之侄,庆亲王奕劻的亲家(14),绝对称得上是家世显赫的满洲权贵。1898年恩寿由陕西陕安道升授江西按察使,仅仅半年之后,就擢任江宁布政使,成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助手。1901年,漕运总督张人骏调补山东巡抚,遗缺由恩寿补授。据说恩寿不愿出任漕督,转求刘坤一“电都”后,随即调补江苏巡抚(15)。原江苏巡抚聂缉椝调任安徽巡抚,不啻为恩寿腾缺。这令聂缉椝颇为不满。他在给荣禄的密信中,不仅批评恩寿在南京“多行不义”,斥其为“险诈小人”,而且对刘坤一重用恩寿、“为其所愚”也颇有微词(16)。其实,恩寿恃有高层奥援,刘坤一与他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亦是无可如何之举。恩寿的优势在于不仅高层背景极为深厚,而且比较熟悉江苏情形;短板在于既无带兵经验,资历也还较浅。况且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裕禄于1887年短暂署理过江督,此外绝无满人出任江督的先例。

   综合来看,已任督抚二十年,声威素著,且曾在甲午战争时署理过江督的张之洞,最受瞩目。早在1884年,左宗棠保荐曾纪泽时就说:“现在两江督篆需才甚殷,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也。”(17)虽然语意上明显抑张而扬曾,但说明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已经被视为江督的替人之一。迨1890年调任湖广总督后,据说张之洞的意图“盖在三省钧衡”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一席,以便施展其经营八表之鸿才(18)。当年驻英国使馆参赞黄遵宪在私信中也有“假令香帅(张之洞)移督两江”的说辞(19);而张之洞的核心幕僚王秉恩随后在密信中则谓,“朝廷重念海疆”,故张之洞若非再莅两广,“亦必近指金陵,斯固人人意计之事”(20)。因此,1894年甲午战争中,两江总督刘坤一率湘军北上,即以张之洞署理江督。次年战事结束,已任江督一年并有诸多建树的张之洞,并非没有实授机会,只是最终遵照慈禧太后之意,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别回任(21)。所以,刘坤一去世后,由张之洞继任江督,也在情理之中。有意思的是,张之洞此时并不愿意出任江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初五日,他一接到刘坤一去世的电报,就立即致电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请鹿氏向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和瞿鸿禨剀切言明,恳求慈禧太后断勿调他东下江南。张之洞提出的“四不可”理由容有夸大(22),但此时不愿接任江督当是其真实想法。因为他没必要对鹿传霖如此故作姿态。进言之,张之洞之所以坚辞江督,或许还因为彼时南洋地区的中外交涉极为复杂,颇难措置得当,而且朝廷在回銮后有意裁抑东南互保的南洋势力,故张之洞不愿身陷旋涡。不过,张之洞显然意识到如果坚辞江督,朝廷必感“择人为难”,故次日又向鹿传霖推荐吏部尚书张百熙和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从电文看,着重尤在后者。他称赞李兴锐“吏治老练,久在南、北洋,谙习洋务”,若催其“由海道来,七日可抵沪”,断言李氏“实可胜任”。值得注意的是,张百熙、李兴锐均是湘人。这说明在张之洞心目中也“默许”湘人江督的传统。此外,由于鹿传霖曾在庚子年以江苏巡抚署理过江督,所以鹿氏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张之洞认为鹿传霖的“性情与今日南洋不甚相宜”,故建议他“不出外为宜”(23)。当日南洋交涉繁重,须与洋人关系较密,方可措置裕如,而鹿传霖被外人及东南舆论目为顽固,故张之洞所言亦非无据。当然,鹿传霖一旦外任,张之洞将失去枢垣靠山,不仅多有不便,甚至地位也会动摇(24)。因此,鹿氏外放江督绝非张之洞所愿,自不待言。然而,很可能因为这时东南局势非常微妙,不仅南洋大臣和上海道正在与列强交涉黄埔江的河道管辖权纠纷(25),而且关系重大的商约谈判也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所以清廷还是稳妥起见,选择与外人关系良好,擅长交涉,且近在武昌的张之洞署理江督,以便乘坐军舰迅速东下坐镇(26)。当然,令张之洞署理,而非实授,也说明此中尚有争议,最高层并未下定决心。

   二 张之洞短暂督江的台前幕后

   张之洞既然如此反对出任江督,朝廷却仍然迅速授命于他,说明为稳定东南大局,确实需要借重声望卓著、中外交推的张之洞。时任江苏督粮道的胡延在致荣禄的密信中就说:“香帅移镇,自是非准不可”,因为“中外同心”(27)。因此,张之洞周围的众多官绅,料其必可实授(28)。此外,沪上报刊舆论也纷纷鼓吹张之洞是接替刘坤一的最佳人选(29)。岂料短短两个月之后,清廷突然令云贵总督魏光焘补授江督,让世人大感意外。此其故安在?原来,张之洞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后,竟很快遭到多方面的激烈反对。首要的反对来自江苏官场,其中分量最重的正是江苏巡抚恩寿。张之洞甫受命而尚未到任,恩寿就致信荣禄,痛诋张之洞“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所行之法则恃器而不恃心,所用之人则为私而不为公”,以故“治鄂十余年,不可谓无建白,而卒未闻收有成效”。恩寿进而对比张之洞与刘坤一施政方针之不同,并将湖北和江南相联系,谓张之洞调任江督后,势必好大喜功,竞立新法,用江南脂膏弥补湖北亏空。恩寿接着充满忧虑地说:在刘坤一时代,“非无借口新法之人时来尝试”,但他“知无不言,抉其隐私”,刘氏也因之“顿悟”,故“大有关系者必不允行”。而今张之洞“抱不世之才,下车伊始,必将百度维新”,“断不纳刍荛之献”。所以,恩寿以辞职求退相“要挟”:“与其至不可收拾之日辜负栽培,曷若于事机始露之时预为引避”;鉴于成都将军长庚久不赴任,故以调任成都将军作试探(30)。前文已述,恩寿也是江督的候选人之一。因此,他如此赤裸裸地反对张之洞,难免令人怀疑是为了自谋江督,以私害公。这就削弱了他建言的说服力。所以,恩寿另附一短函,坚称所言实为公而非为私:“两江责任綦重,非威望卓著,素善将兵者,不足以膺此巨任。受业之为此迂论者,实为大局起见,若有一毫希冀此席之想,神明殛之。”(31)措辞直是起誓发咒。

迨张之洞到南京接任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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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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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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