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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2-02-04 23:49:44
作者: 韩策  
兴办新政“举动阔大”。恩寿大为不满,于是发私电给荣禄和奕劻,“言江南财力恐不敷南皮(张之洞)一年之挥霍,如张久任南洋,彼即告辞云云。立言危悚,政府颇为所动”(32)。这通张缉光致汪康年的密信写于十一月初六日。因为张缉光是瞿鸿禨的门生,当时在北京做瞿府的家庭教师,所以这则消息很可能正是来自军机大臣瞿鸿禨。恰在同日,清廷下旨令云贵总督魏光焘调补两江总督。虽然恩寿与张之洞政见大异,且不免夹有私意,但他批评张之洞用财如泥沙,却大体是当时公论。魏光焘调补江督后,漕运总督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信中说:“留侯(张之洞)交涉是其所长,浪费是其所短。幸邀尊鉴,留此财赋之区,勿令竭泽而渔,然鄂中已收括不堪,商民俱困矣。”(33)显然,张之洞施政举动阔大,用财浪费,也是荣禄等清廷高层所忧虑和不满的。

   江苏官场中除恩寿外,反对张之洞者也大有人在。其实,胡延在评论张之洞出任江督“中外同心”的同时,也直言他“难于伺候,亦人人所知”(34)。这可视为江苏官场反对张之洞的一个预言。此外,南京的士民也不满于张之洞的施政。当时寓居南京的张佩纶在家书中就说:“金陵土民痛恨香翁(张之洞)几如酷吏”(35)。而浙江道员李辅燿也从南京官员口中听到张之洞“骇人听闻”的种种举动(36)。

   在两江地区军政商学界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也反对张之洞就任江督。清廷之所以从1879年沈葆桢去世后,就倾向于遴选湘系大将出任江督,进而形成了湘人江督格局,镇抚江南的湘军及相关势力正是其中要因。而湘人江督格局一旦形成,就又成为清廷遴选江督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已另文详论)。张之洞系统的官绅如许同莘等人,当时就将张之洞的突然离任,归因于湘人群体的激烈反对和入京运动。他说:“中兴以后,两江总督皆以湘人为之(惟沈文肃、李宗羲非是),为约束湘军故也。香帅之来,众意必拜真除之命。而部下湘人,谓从此将无指望。以刘忠诚(刘坤一)遗折曾保荐魏午庄可任,遂集三十万巨赀至京纳赂,为之游说。魏竟得补授江督之旨。舆论纷然。闻荣禄一人得六万金。政以贿成,是可慨矣。”(37)多年之后,许同莘编张之洞年谱时,仍然认为1902年张之洞未能留任的原因之一,是“湘军将领狃于故常,遂有谓此席不相宜者”(38)。湘人携巨款入京为魏光焘纳贿游说,虽尚不能完全证实,但其反对张之洞出任江督,当是事实。

   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张之洞“身在江南,不忘鄂事”(39)。据余肇康致瞿鸿禨的密信,“广雅(张之洞)虽移节,事多付之山舟(梁鼎芬),仍不能去鹤楼(湖北)一步。此则我公意料所不到也”(40)。看来如果张之洞实授江督,就很可能既掌握南洋大权,又遥控湖北政坛。这是清廷绝对不能容忍的。

   可以说,正是上述因素促使清廷最高层决定调换张之洞。当时在京外国人的消息称:“慈禧太后想授张之洞以两江总督实缺,但是荣禄和袁世凯竭力谏阻,所以最后任命了魏光焘。谁都不明白袁世凯为什么如此反对张之洞,但是我揣测,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他的庇护人和盟兄荣禄。”(41)慈禧太后的态度尚难完全确定,但她屡屡以张之洞为书生,言下亦不甚许可(42)。况且她对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芥蒂实深(43)。从上文看,当国的首席军机大臣荣禄最终决定调换张之洞,当无疑义。本来就对张之洞颇有意见的奕劻,想必也会受其亲家恩寿的影响。因此,即使慈禧真的想让张之洞留任江督,荣禄等人只要将上述“不利信息”向慈禧剀切陈明,似亦足以改变慈禧态度。

   至于袁世凯的态度和作用,还可进一步讨论。张之洞的弟子及晚年幕僚傅岳棻曾说:1902年袁世凯入京召对,慈禧太后“询及江南事”,袁氏即说:“‘张某虽老成,精神殊衰苶,其宴臣席间即颓卧矣。’由是有诏命文襄(张之洞)仍回鄂任。文襄知其中伤,颇以为憾。”(44)类似的说法尚多。不过,据可靠材料,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河南老家葬亲之后,于十月二十一日南下,经汉口顺江而下,在南京与张之洞“畅叙两日”,十一月初二日从上海登舟北上,初五日抵天津,接直隶总督印信,初十日入京觐见(45)。

   因此,谓袁世凯不乐见张之洞留任江督则可,谓张之洞未能留任是因袁世凯在慈禧面前“中伤”所致,则显非事实。盖袁世凯觐见之前的十一月初六日,魏光焘已经受命调补江督。况且慈禧和荣禄也不大可能造成袁世凯一入京觐见,张之洞就回任湖广总督的印象。如此痕迹太明,岂不将袁世凯倾轧张之洞的内情和盘托出。更可能的情况是,袁世凯在与张之洞、盛宣怀会面后,已经密电通报荣禄。袁世凯之所以不欲张之洞留任江督,或许因为他正在代表朝廷从盛宣怀手中收回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等利权。张之洞虽与盛宣怀也有分歧,但他列举“七难”,认为电报局“由官收回,实无善策”,与袁世凯显有不同意见(46)。况且张之洞留任江督,虽非袁世凯对手,但袁氏彼时羽翼尚未丰满,有张氏在南洋掣肘,亦颇不易措置。此时,清廷为了裁抑东南互保势力,重树中央权威,并集中兵权财权,正在扶植袁世凯“削夺”南洋权限。倘若袁世凯反对张之洞留任江督,也容易说动慈禧和荣禄。

   但如此结果,实在大损张之洞威望。尽管张之洞在刘坤一刚去世后并不愿意下江南,然而,一旦他带领为数众多的家人、幕僚和随从浩浩荡荡地东下金陵,并开始大举新政,则情况已然不同。况且,这时朝野上下多预料张之洞必可真除。在此情况下,仅仅一个多月,清廷就突然令其回任,就实在让张之洞难堪,也使张之洞系统的官绅大失所望。张佩纶就说:“香翁到此匝月,始有振作意”,岂料“忽补”魏光焘,张之洞“进退维谷,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扫兴”(47)。十一月初八日,张之洞收到袁世凯来电,得知魏光焘调补江督,于是连夜召其核心幕僚郑孝胥密谈。郑氏愤愤地说:“朝廷奄奄不能自振,但依附湘淮残部,以迄于亡而已。”他们随后“语至天明乃罢”(48)。据说张之洞因为魏光焘“名望远出其下,意尤怏怏,恒语人曰:‘朝廷此缺,不啻为湖南人买去矣。”(49)此中愤懑可想而知。魏光焘之所以能够调任江督,自然有两江地区湘人势力游说运动的因素,但清廷准备延续湘人江督格局,以稳定江南局势,也是重要考量。朝内主持此议的首为荣禄,湘人军机大臣瞿鸿禨也是重要推手。在张之洞受到多方面激烈反对的情况下,瞿鸿禨趁机提出由魏光焘调补江督,得到慈禧和荣禄的首肯,也顺便“恢复”了湘人江督的传统。当日报刊消息就称,此议“为瞿大军机所创,实系为地择人起见”(50)。下文将看到,1903年春,魏光焘到任不久,荣禄就因病去世,魏氏在中枢的盟友正是其同乡瞿鸿禨。

   三 魏光焘督江后面临的挑战

   魏光焘调补两江总督的决策,使湘人江督的传统得以维系,自然令在两江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十分愉快。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函中就说:“当涂(魏光焘)督江,楚人大悦。”(51)然而,魏光焘毕竟既缺乏在两江地区任职的经历,更缺乏与东南地区众多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张之洞则以交涉见长,与长江流域的外国势力关系密切。所以,在华外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人事调动,会不会或明或暗地干预,是清廷高层和关心时局者颇为在意的。

   当时,张佩纶在家信中就颇为感慨地说:“洋使如不说话,负此万寿菊花龙(似指张之洞);如说话,亦非国体耳。”(52)此外,据说各国驻南京领事均以魏光焘“久居边远,恐于外交之道不甚讲求”,遂联络驻京公使向清廷建议张之洞留办南洋事务(53)。此种“干预”是否真的存在以及程度到底多深,尚难完全确定,但慈禧太后与荣禄等高层显然对此非常敏感。十一月初六日,魏光焘调补江督的谕令甫下,陈夔龙就向荣禄密报“欧人刻尚无异言”,但进而建言道:“扬子江一带情势日棘”,诚虑魏光焘情形隔膜,“须有通达中外、经权悉协之司道大员从旁赞助,庶免偾事”(5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魏光焘下车伊始,陈夔龙立即报告江南“人心尚觉帖然”(55),请荣禄宽心。只是,一旦开始主政两江,魏光焘就至少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内政外交能否胜任;二是北洋强势下南洋造成的持续冲击。

   两江总督兼辖苏、皖、赣三省,除了河、漕、盐三大政之外,海防、江防、营务、吏治、洋务、交涉、厘金皆其负责,地大事繁,实非文武兼资的大才莫办。同时,该位置为各方高度注视,也容易动辄得咎。魏光焘长期在西北任职,毫无两江地区为官的经历,故其迁擢江督,就纯系一生手。加以魏氏为人处事“和慎有余,而宏断不足”(56)。因此,他入主两江,从一开始就存在是否镇得住的问题。况且,魏光焘的上台,不能排除两江地区湘人群体运动的因素。所以,他到任后难免为政“宽大”,束下不严。

   果然,魏光焘主政后,两江官吏屡次被参,只是魏氏在中枢的同乡盟友瞿鸿禨都尽力助其渡过难关。光绪三十年春,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深受张百熙信任的张鹤龄对瞿鸿禨支持魏光焘出任江督,并在中枢种种调护的情形颇有议论。他说,去年张之洞之所以未能实授江督,乃系瞿鸿禨与魏光焘有密切关系,即现在江南被参,“仍令本人查办,此其关切为何如乎”(57)。又说:“两江以极大问题,枢廷意欲消弭之,仍派本督查办。荒谬极矣。”(58)这时,奕劻新入军机,并无班底,虽系领班,实为新进,所以内政方面常不得不尊重王文韶、瞿鸿禨的意见,瞿氏在一定范围里也颇行其志。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安徽正阳关盐务总办、江苏候补道方硕辅的参案,同日御史黄昌年奏参“江南吏治窳败,兵防废弛”,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淮北盐务参案,均交魏光焘查办,而魏氏的复奏均“宽大处理”,结果也都平稳过渡(59)。光绪三十年四月,经过中外反复交涉,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最终以章炳麟、邹容分别在上海租界监禁三年和两年而告结。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江苏巡抚恩寿对于此案的交涉,显然算是一种失败。四月十一日,恩寿调署漕运总督,而善于同外人打交道的湖北巡抚端方调署江苏巡抚,或许就与此案的结局不无关系。据说慈禧太后以章、邹“定罪太轻,深滋不悦”,甚至萌生用岑春煊代替魏光焘的想法(60)。这种传言绝非无根,其指向所在正是魏光焘不胜南洋外交之任。魏光焘卸任江督后曾致函瞿鸿禨,反复解释其在江南屡被指摘的缘由,即以苏报案为源头(61)。随后,朝官对两江的奏参不断加码,矛头更直指魏光焘本人。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日,江苏苏州籍御史汪凤池奏参魏光焘疏懈,政令纷歧,请旨儆戒(62)。两日之后,奉旨“该督务当振刷精神,于一切用人行政,破除情面,遇事整顿,挽回积习,毋负朝廷委任之至意”(63)。如此重参,仅令本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难怪当时报刊评论惊讶于魏光焘竟能“仰邀圣眷如此”(64)。六月十七日,魏光焘上奏“敬陈感悚下忱”,实系辩解。奉旨“知道了”(65)。魏光焘之所以能够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此中当有瞿鸿禨的调护之力。

如果说内政外交方面的困境,还可以调和弥缝,那么魏光焘面临的另一挑战,亦即朝廷的集权举措和袁世凯北洋势力南下的持续冲击,显然就更难应付。魏光焘在江督任上,一方面竭力维护湘系势力,另一方面为了抵制北洋南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多合作,江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就是显例。从历史渊源看,江南制造局实由北洋和南洋共同管理。因此,颇有人批评魏光焘不应撇开袁世凯而与张之洞共商此事(66)。当时,由练兵处结合起来的奕劻、袁世凯、铁良,正力图控制江南制造局(67)。魏光焘则颇为反对(68)。同时,在向练兵处筹解经费方面,魏光焘也并不积极。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魏光焘会同江苏巡抚奏称:“拟就宁、苏各州县丁漕两项每年提银二十一万两,并督同僚属量力报效一次,以供练饷之需。”(69)以最富庶的江苏省,仅仅筹措如此数目,自然不能令练兵处满意。此外,在统一营制方面,魏光焘认为新军制度非旦夕可成,力主保留湘勇旧制,还派亲信回湖南增募湘军,在北洋新军之外,独树一帜(70)。魏光焘在致端方的密电中直白地反对北洋模式和北洋南下。他说,江南“营制与北洋较异,饷亦较薄,此则因地因时未能急切变更”。若如袁世凯和练兵处所奏,“各省将领均由北洋选派,无论兵权悉归独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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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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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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