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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赞德兰尼 拉图尔:整个世界都在变成科学元勘

更新时间:2022-02-04 23:44:15
作者: 马赞德兰尼   拉图尔  

   作者简介:法迪勒·马赞德兰尼,女,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校长研究员,Email:f.mazanderani@ed.ac.uk;布鲁诺·拉图尔,男,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E-mail:bruno.latour@sciences-po.org。

  

   内容提要:如何在这片森林中生存?如何使之保持活力?拉图尔就当前的全球生态危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当应用于STS的“森林”——或者用拉图尔自己的隐喻“生物多样性”时,这些问题也同样恰当。在访谈中,拉图尔描绘了一幅STS生存模式的特殊图景。在这一图景中,STS既非对科学的批判也非对科学的辅助,而是通过教育与合作将不言而喻的STS敏感性融入科学之中。尽管拉图尔承认STS领域在立场和进路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他淡化了这些差异,将所有“感染”STS人的定义特征设定为共同致力于将以大写的“S”开头的科学(Science)转化为一些可以进行经验研究的问题。毫无疑问,他所描绘的是一幅建构主义的图景,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以及政治家们在其中共同“建设世界”。

  

   关 键 词:人类世  建构主义  合成  外交  anthropocene  constructivism  composition  diplomacy

  

   一、最初进入STS领域①

   法迪勒·马赞德兰尼(Fadhila Mazanderani,以下简称FM):我想请您先谈谈您在这个领域的个人经历,您是如何参与到这个被称为STS的领域之中的?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下简称BL):1976年8月,我在伯克利听说了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我与在那里结识的大卫·埃奇(David Edge)、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以及迈克·马尔凯(Mike Mulkay)有过一次会面。我想,当时他们是在为被邀请参加于1976年10月举办的第一次4S会议②做准备。这就是我与大卫·埃奇的初次见面。当时他讲英语的方式令人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我对他所说的内容一无所知。实际上,我从未理解他所说的话,虽然他对我很友好。我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研究者,那也是我开展《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研究的第一年。然后,我通过史蒂夫·伍尔加了解到英格兰学派和爱丁堡学派的存在,之后我便开始阅读他们的作品。当时主要是读史蒂夫·夏平(Steve Shapin)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以及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的作品。

   FM:在那之前,您是如何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人类学产生兴趣的?

   BL: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曾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实验室里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但却对STS共同体一无所知,当时STS共同体还很小。我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哲学和比较人类学进行学术研究。我从非洲回来,并因为与STS无关的原因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遇到大卫·埃奇、史蒂夫·伍尔加以及迈克·马尔凯之后,我发现了这一研究领域。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发现有一个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共同体,STS对其是强烈反对的。这正是英国SSK③学派与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之间开始产生争论的时期。如今,这看起来像是旧石器时代的争论,但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在与伍尔加和其他人的早期联系中,我又发现了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两位学者。所以,只是非常偶然地,到1977年的时候,我已经结识了处于萌芽期的STS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后又出现了另一次分裂,法国学派与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发生了争论,但那是在我发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5]几年之后的事情。

   FM:您能多谈谈那次分裂吗?

   BL:STS是一个已经分裂为无数子学派的领域(这些子学派之间的差异在其他人看来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这一领域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不可思议地保持着良好的团结,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当时遇到的所有参与者都仍在发表论文,仍在引用彼此的论文,或者至少互相引述,并仍在一起工作。我和他们所有人都保持着朋友关系,唐纳德·麦肯齐多次来到我的实验室。在产出和影响力方面,由大卫·埃奇在爱丁堡大学创建的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

   FM:您想过为何如此吗?

   BL:埃奇来自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更为开放,并且能够立即给很多人带来强烈的政治意涵。事实上,回顾过去,我们意识到这与科学本身的政治化有很大关系。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预见了(不是直接地,但我们感受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生态化(écologization),结果很多相当聪明的人进入了STS领域。这是STS领域的另一个优势——它是由来自采用不同研究切入点的各类学者所创造的,所以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派。这种分裂被夸大了,但当时进入的那些人——与我年纪差不多,每个人的理由都是不一样的,这增强了“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有趣的是,这个领域随后成为很多不同领域的核心,因为散播到心理学、政治学、生态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如此薄弱,以至于我们通过描述任何实践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所提出的挑战都将产生广泛影响。

   FM:您提到一些早期参与STS的人背后的政治动力。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科学,您自己是否关注这一问题?

   BL:不,但我认识到很多其他领域中攻击科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后者不是我的直接兴趣。现在这是我的兴趣,但当时不是。一直以来,我对哲学和人类学更感兴趣。我的研究进路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人类学的——科学正在做什么。这实际上是我与爱丁堡学派争论的原因。我和伊恩·哈金(Ian Hacking)曾获得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④我们都来自这个领域。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奖项涵盖了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每天我都会收到论文或其他材料,说科学元勘对于这个或那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非常重要。同时,和一个完全没有从事科学元勘、没有被科学元勘“感染”(infected)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交流是徒劳的。他们用完全过时的术语来思考,提及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你没办法和没有被科学元勘“感染”的人谈话,他们仍然生活在树上,不幸的是,法国有很多这样的人。

   FM:您认为STS或被STS“感染”的研究进路和其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科学有何区别?例如,人类学、社会学等。

   BL:对我而言,STS也就是我们在法国所说的科学元勘一直都影响广泛,包括科学史、社会学、零星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来得稍晚一点。当然,健康研究现在也已经与STS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但之前并非如此。所以,在任何“科学”不是主导性语言而是被研究的对象——科学不是资源,而是主题的地方,STS都在扩展,这就是我对STS的定义。因此,STS在神学、心理学或机器人学中同样重要——尽管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但确实存在。只要有人将科学理解为主题本身,而不是一种作为资源使用的语言,那么情况就都是如此。这可以通过伍尔加意义上的“反身性”(reflexivity),或者科学元勘的其他方式来实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STS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因为在很多地方科学的定义都至关重要。

   FM:甚至人文领域中也有一个科学模型?

   BL:人文领域中的科学模型刚刚起步,他们曾是最抗拒的,因为他们喜欢贬低科学。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科学实际上能成为一种非常好的资源。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间,事情开始改变,现在人文领域有大量科学元勘的论文。科学元勘已经成为那些试图在任一领域突破科学模式的创新人士的座右铭(shibboleth)。这是我的扩展版本。在正统的爱丁堡SSK学派中,它的意义要有限得多,他们对SSK研究的认可也远不及我慷慨。对我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研究科学实践的朋友。SSK学者——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仍然真的存在——对研究的认可不那么慷慨,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解释,而对此我从未相信过。但对我来说,他们完全和其他所有学派一样处于STS领域之中,因为他们有了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将以大写的“S”开头的科学转化为一些必须进行经验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将整个领域联系在一起。

   二、STS领域中爱丁堡学派的角色

   FM:在您的思考以及更普遍的STS领域中,爱丁堡学派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BL:爱丁堡学派完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历史关系,我把爱丁堡学派称为科学元勘的“麦加”。我记得巴恩斯和夏平有一本关于自然与社会的书[6],那本书非常重要,其作用是双向的: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历史,也帮助科学史家通过那些进行当代科学实践研究的学者之眼重新解释他们自己的数据集,主要是档案。这是爱丁堡学派的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他们有一本期刊,是由大卫·埃奇创办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SS)。我们现在对于构成一个研究领域的要素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知道这有多么重要。对我个人而言,爱丁堡学派的第三个贡献是,在我的阅读中,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人类学视角。作为一种另类的人类学训练,我翻译了他们早期的成果,如麦肯齐关于统计学的研究、夏平关于颅相学的研究等。这不仅仅是关于科学,而且是要找到理解大脑是什么、主观性是什么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相信他们对社会的解释。我认为他们已经迷失在这种训练社会学家的非常狭隘的英国方式之中。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跳过了他们论文的开头和结尾,而论文的内容非常精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解释,对我来说这并不是非常有趣的。但他们对硬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麦肯齐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他以惊人的毅力、绝对的谦虚和可贵的品质研究了我们所关注的所有不同主题,包括经济学。我认为有些不同的是,这是苏格兰的,这可以说是爱丁堡学派的第四点贡献。这不是英格兰的,这很重要。这在智识上具有挑战性,但并没有立即被英格兰哲学的实证主义所吓倒,而是完全独立于哲学。当你打开早期SSS中的论文时,你会立即获得一些具有智力刺激和经验基础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没有被实证主义所简化。

   FM:大卫·布鲁尔关于强纲领的工作呢?

BL:布鲁尔很重要,我很早就把他的书翻译成了法语。1978年,在那本书⑤出版一年或两年之后,我曾邀请他来巴黎。当然,那本书完全没有获得成功,我们翻译的其他任何东西也没有获得成功。法国人花了二十年时间才接受他,由于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法国人强烈地反对强纲领。我仍然在读布鲁尔的著作,我非常欣赏他那本关于飞机的新书[7],那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家伙和我同龄,他仍出版了这部很棒的——完全是经验性的——关于飞机为什么会飞的书。卡林·诺尔·塞蒂娜(Katin Knorr Cetina)、哈里·柯林斯、伍尔加仍在发表作品,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稍微年轻一些,夏平有点陷入了评酒专栏,但他已经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所以,布鲁尔非常重要。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他关于哲学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小争论,这主要是由于我对这个领域职责的误解。像之前说过的,我对人类学更感兴趣,并将社会解释视为红鲱鱼(red herri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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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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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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