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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思想的竞争:政治哲学的身份危机及其克服

更新时间:2022-02-03 22:36:23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而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神恩和最高的爱。因而,在宗教的形式中,诗不是本然生命的弘扬,而只是祈告神恩和至爱的福音。这就是诗人总是要攻击宗教扼杀诗的原因”(15)。神学与诗学之别在这段论述中得到较为清晰的陈述。只不过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试图逃离甚至反叛宗教的现代诗学,终究逃不脱已经成为西方文化深沉背景的宗教影响,始终只能在宗教的参照系中展现自己的面目。

   诗学既然是诗人、文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那么它当然就包括他们对世间政治的理解。因为世间政治是人之所在的这个世界天经地义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除开诗人所要反叛的宗教以外,现实政治的束缚与压迫是诗人最深恶痛绝的现世力量。当诗人、文人以诗的眼光审视和谈论政治问题,或者借助诗学的进路审视社会政治问题时,便形成了政治诗学(political poetics)。政治诗学不是一个学理名词,这个辞藻毋宁说是对诗人如何看待政治问题的一个描述性词语。由于政治诗学确立的审美进路,它对政治世界的审视依赖的便是感性直观,而不是理性分析。对政治世界的感性直观可以直探政治世界的隐秘,以高度的洞察力揭示政治的本质。政治诗学的这一思想特质呈现为三个面相:一是对现代主流的理性政治严加拒斥;二是对政治分析报以轻蔑的态度;三是依托一种效仿神性的审美想象指示政治出路。

   因此,政治诗学一定是形式相异、实质相同的非理性的政治想象。这类非理性的政治想象,在18世纪启蒙运动高涨之际就浮出了水面。历史地看,政治诗学源自反启蒙的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那里达到高潮。就前者论,18世纪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不仅生成了影响至今的世俗的、人道主义的理性政治哲学,也浮现出与之旨趣完全不同的政治浪漫主义。如果说前者是历史渐进发展中的一个顺产儿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尝试扭转现代历史方向的逆生物。伯林指出:“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与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16)其间,法国大革命是引发转折的决定性历史事件,直接引发了理性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向。法国的18世纪,“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高于一切,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的东西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用于艺术生活、道德、政治哲学。到后来,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人们开始对哥特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忧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汪洋恣肆不可名状的想象力;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概念。同时其他的变革也在发生,大革命爆发,人民不满,国王掉了脑袋,恐怖降临”(17)。伯林对浪漫主义标示的历史大转折做了一个大轮廓的勾画:不拘泥于细节,但精准地把握了历史的转向;不针对具体思想家的主张,但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宗旨进行了准确刻画。对浪漫主义政治思潮的诸种主张,需要另文专门考察。在此已经可以借助伯林的描述,看出浪漫主义的政治思潮所具有的诗学特质,以及这一思潮出现的历史契机、时代针对和基本趣意。

   浪漫主义的政治诗学取向影响了接下来两个世纪的非理性政治思潮,而这样的思潮尤以德国为甚。如果说在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中,英、法、德各擅胜场的话,那么在此后的非理性主义潮流中,德国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自18世纪肇始的政治诗学,都具有指责理性政治哲学引发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人性堕落、政治腐化、经济衰退”总体危机的共同特点,他们一以贯之地谴责理性政治哲学由此进一步导致的“暴民横行、教会式微、无政府状态、内战四起、恐怖统治与独裁政体”,这“让反启蒙哲学家更加深信自己的洞烛先机”。(18)其基本目的“就是要终结十九世纪源自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对于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崇尚”(19)。沃林以一种谱系学的进路勾画出从彻底颠覆现代性的学者如尼采,到一批服务于纳粹的著名学者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施密特这些20世纪的反启蒙政治诗学家直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共性,尤其是明确指出了后现代主义在精神宗旨上对前者的承继与发扬。仅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看,他们之间的贯通性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尼采与海德格尔等晚近的反启蒙哲学家那里,后结构主义继承了对理性和民主的不信任,并标举出延异(différance,德希达)、踰越(transgression,傅科)、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德勒兹与瓜塔里)等概念取而代之……他们对于理性诸般缺陷的批判,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从反启蒙思想的发轫时期开始,这类批判就是欧洲反动思想的例行公事。后结构主义针对‘理性’与‘真理’发动了一场新尼采主义(neo-Nietzschean)的攻击……究极而言,他们对于政治进步可能性的无限悲观,似乎只会导致消极退缩与束手无策。”(20)

   对政治的诗性感悟所依赖的是诗人、文人面对世界所具有的通透感、洞察力、直觉性,这对人们理解政治的隐秘发挥了极大的引导性作用。因为面对政治生活,人们总是心怀一种直抵根本、直接把握、简洁明了的心思。政治诗学依靠直观感觉对政治世界的透观,以及在表达方式上的诗意浪漫,在出路上的颠覆制度取向,因此具有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直透灵魂深处的力量感。由于现代政治哲学主流设定了对政治追根究底的目标,它所诉诸的理性分析、人道制度、渐进方式、现实局限,总是让其很难达到目的。而政治诗学跳过现代政治哲学主流的种种理论藩篱,简洁明快地抵达政治根本,明白晓畅地道出政治隐秘,从不借助繁复的逻辑推论、分层分析、历史辨析、制度设计等理论手段。这对那些于政治理论不甚了了甚至完全缺乏兴趣的芸芸众生来讲,肯定具有一种直叩心门的力量感与吸引力,尤其是它们对主流政治哲学采取的反潮流姿态,对于那些对惯常的机械重复生活感到百无聊赖的人们更是具有容易醉心其中的感染力。政治诗学因此对现代政治哲学主流具有极强的颠覆力量。

   政治诗学与审美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审美进路并不是单一的,通向审美与逃向审美便是两种不同的进路,需要加以澄清。通向审美的政治思考进路,以一个终极的乌托邦预设为特征;而逃向审美的政治思考之路,则根本不提供任何政治愿景,只愿意躲进虚幻的审美天地聊以自慰。前者还可以提供“解放”的话语,后者最多只能对个人内心有所慰藉。因此,政治诗学既可以应对大众需要,也可以应付个人心理需求。它对人们看待政治的两种态度——介入与逃避,都会发生影响。在这两个方面,它对现代政治哲学主流都有一种替代性功用。

   四、应然预设与道德哲学

   政治神学、政治诗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是在一种替代性框架中呈现其与政治哲学的紧张关系的,而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恰好相反,它们是在紧密相倚的关系中呈现其紧张状态的。尽管在现代政治学兴起之际,创始人马基雅维利就开辟了一条分离政治与道德两种社会要素的进路,但这对伦理学主导政治学研究的既定大局似乎并没有发生隔绝作用。相反,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道德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之紧密,尤其是道德哲学对政治哲学运思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影响仍纹丝不动,好像马基雅维利从来就没有致力于区分道德与政治这两种社会要素似的。不仅如此,而且那些致力于区分政治与道德两种社会要素的尝试,反而一向被看作是“少数派政治哲学”的思考方式。(21)

   道德哲学之所以对政治哲学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人类的政治思考就是围绕道德应当还是不应当问题展开的。这就让道德哲学对政治哲学思考发挥了一种内在的引导作用,让政治哲学必须在道德哲学那里借助基本资源,否则,政治哲学似乎就无法展开运思了。可以说,正是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道德哲学对政治哲学的高位影响。“政治哲学通常是想辨明对于治理的方法与目的之某些假定。在大多数的政治哲学中,此种辨明都是一个道德的辨明。所采取的方式是说明某些特定形式的政府,例如民主宪政,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也只有这种形式的政府,才是合于道德的。因之这种型态的政治哲学,基本上是把道德哲学应用到政治领域中去。一般人所了解的‘政治哲学’似乎就是这种意义;我们不时在政治刊物中见到这种话——不同的政策,追根究底,可追溯至不同的政治哲学——所谓不同的政治哲学,显指在政治上做甚么才是对的或做什么是错的,有不同假定。”(22)这段话不是对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关系的学理论证,而是对两者真实关系的一个描述。很显然,道德哲学在构成政治哲学展开思考时提供的正当性规范,让其处于政治哲学的高位;而政治哲学在展开运思时依托的道德哲学之正当性支持,让其必须遵从道德哲学的价值规则与基本判准。

   循以上描述回观政治哲学史,可以发现道德哲学确实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哲学的思考。柏拉图为理想国设定的标准是正义,亚里士多德以三部伦理学著作为政治思考奠定坚实的道德哲学基础。罗马的统治哲学是斯多葛学派加以论证的,而斯多葛学派的托底理论正是自然法。到现代早期,确立分权制衡的政府构造机制这一政治哲学基础的洛克,也是在自然法基础上设计出合于道德的政府形式的。密尔对社会自由的论证,依托的也是伤害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道德规范。可以说,政治哲学接受道德哲学的价值指引,乃是因为政治不是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之争,而是权力的公共属性与利益的共同属性所注定了的事情。这正是道德哲学在正当性上引导政治哲学的深层理由,也是西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自始至终紧密勾连在一起并成为一个悠久传统的缘由之所在。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无疑是自由主义。这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新传统。它与西方政治哲学的老传统,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政治遗产,关系不大。一是因为在古代传统兴盛之后的1600年,才兴起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二是因为在长达1600年期间,没有任何人认为、事实上也没有在基督教或罗马法中产生自由主义。前者是从时间间隔上道出了古代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乃是两种政治哲学体系,没有一个沿循时间线索一以贯之发展下来的记录;后者是从古代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两个体系不存在推导而出的关系上,指出了不能从古代政治哲学那里寻找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缘由。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自由主义的兴起绝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事件。金里卡明确认定:“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其说起源于基督教或罗马遗产,毋宁说起源于现代国家的兴起……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优点就在于:它既使得有益于其公民的高效和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得以可能,又能够约束国家的权力并避免滥用这种权力而对公民造成伤害。”(23)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里卡的这段论述向人们明确表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划分出了古今国家之间的实质性界限:国家要强大,权力需制约。在整个世界古代历史上,强大国家,尤其是帝国,屡见于史,但对制约这样的国家人们却无能为力。唯有现代国家,尤其是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那里,建构强大国家的同时有效制约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越出纸面变为现实。这是基于世俗和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国家做出的最合乎道德的定位,与道德规范最相吻合的阐释。

在西方,经过18世纪启蒙运动的冲击,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主流地位得到凸显和巩固。19世纪被称为是自由主义凯歌猛进的时代。即便是前述诸种反启蒙的政治哲学一再尝试颠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地位,都未尝从根本上动摇这一理论的主流位置。迄于20世纪上半叶,即便两次世界大战在极大程度上撼动了这一政治哲学确立的一些信念、制度与社会机制,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国家旋即陷入冷战,不同的政治理论合流,试图联手撼动主流政制模式及其正当化这一模式的政治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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