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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思想的竞争:政治哲学的身份危机及其克服

更新时间:2022-02-03 22:36:23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政治神学仅仅是基督教神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个组成部分构成中世纪以后所有政治思考的直接出发点。因为人们在基督教氛围中生活与思考的时间太过漫长,长达千年之久,因此,宗教已经成为人们一切运思的基本依托。即便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似乎人文主义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但也不曾改变这样的思想大局。“尽管人们对‘自然’的迷恋日益增加,在整个17世纪,宗教的问题与思考在人类心灵中仍居显著位置……这一班新的科学家与‘学者’,既不敌视、也不漠视宗教,相反,他们还特地把科学说成一种宗教性的事业。”⑥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局面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基督教对欧洲来讲,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建制,而且是一种氛围;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还是一种思考方式。人文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尽管在社会政治建制上是反宗教的,但在文化上是认同宗教的,而且从基督教那里借取思想的外壳与实质内容。

   对于政治的思考来讲,基于基督教的政治神学确实为政治思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在神人关系上展开的思考,让人类知晓唯有上帝才是全智、全能与全善的,而世间所有凡夫俗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人必须依从上帝而信而行。“上帝之城”是完善之城,“人间之城”是至恶之城。两城并不是绝对区隔开来的,而是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必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信从上帝,落实自己的责任。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交错而在,促使人挣脱对世俗生活的迷恋,虔诚信从上帝的召唤,这成为人的神圣职责。世间的政治权力,基督教会的权力,就此成为体现上帝权柄的双剑。它们之间展开了数百上千年的分合竞争,从教会内部生成了宪政的秩序,扩展到世俗世界,促成了立宪政治机制。在神人关系的原生结构基础上,衍生出教权与王权、权力与权利、主权与代表、立宪与民主、自由与秩序、政治与行政等分权制衡的政治理念,从而让现代政治思想具有深入思考的丰厚思想资源与鲜活实践经验。

   政治神学应当首先指向基督教关于政治的神学运思,但与现代政治哲学关联在一起的政治神学具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是指现代政治哲学产生并占据主流地位以后,建立在基督教基点上的政治思想,以及效仿基督教思想方式建立的政治论说。就前者看,是指那些志在扭转基督教致思方向的神学思考。“19世纪末以来,新的倡议在德语神学思想界此起彼伏:首先是里奇尔、特洛尔奇、哈纳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神学;随之有以巴特为代表的‘辩证神学’对自由主义神学的反叛;30年代,受海德格尔影响,布尔特曼又发起‘生存—释义神学’;随后又有贴近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民神学’的思想提案;在纳粹狱中的朋霍费尔则提出了‘世俗神学’的倡议;60年代的‘政治神学’提案,大概以本世纪德语神学最后—场思想行动,与南美的‘解放神学’思想运动相呼应。”⑦这些论述还是限于基督教思想范围内的政治思考,总体上属于神学思想无疑。就后者论,即就效仿基督教思想兴起的政治神学,则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这是刘小枫所谓的第三种政治神学,这样的政治神学存在于政治哲学、法理学与文化批判的论述中。它“源于19世纪欧洲激烈的政制思想冲突中突起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是保守主义对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结果”⑧。论者特地将其命名为“政治的神学”,以示它与基督宗教的两种政治神学的区别。这一思想谱系中列入的思想家有诺瓦利斯、夏布多里昂、柯勒律治、迈斯特、柯特、谢林等,关键人物是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埃里克·沃格林,其思考的核心主题是上帝与政治的关系。他们反对形式主义的自由民主政制论,主张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宗教—神学问题,旨在终结相对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现代政治提供绝对价值支持。⑨

   从思想的规定性上讲,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界限本来是明白无误的。“与政治哲学不同的是,政治神学要求自己陈述一种以神圣启示为最终根据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政治神学毫无保留地以信仰的答案为地基,希望能够在它试图进行解释和应用的启示真理中寻得确信。与之相反,政治哲学——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则完全是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何谓正确的问题,它努力就人类从自身的力量出发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尽可能地展开这个问题。政治神学从信仰之服从来理解自身并想要作为理论来服务于绝对的权威,如此意义上的政治神学自认为有义务去进行历史的行动和政治的决断,有义务否定试图单单依从自然理性、给予知识以优先性的生活。”⑩这段话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做了清晰而系统的归纳。显然,政治神学的论述者设定,现代政治哲学单纯依赖人类智慧已经无法凸显绝对权威,唯有在政治—宗教的关联点上确立基于信仰的绝对权威,才可以做出历史行动与政治决断。这是对现代政制的价值设定的颠覆性尝试,其对世俗的、人道主义的现代政治哲学基本原则悉数否定。因此,人们对卡尔·施米特尚且归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属于内部检省,列奥·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属于同路但不同阵营人士的友善批评,以及埃里克·沃格林对现代主流的批评属于充实现代精神的归纳,都属于一厢情愿的做法,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路,事实上构成对现代主流政制的推倒重来。

   政治哲学是不是一定要在政制—宗教的边际上运思,才足以为政治提供具有严格约束力的绝对权威价值?以现代主流的规范政治哲学论证来看,这一结论至少在维系立宪民主政制运行的机制上是不成立的。作为背景条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甚至是制约,有目共睹,但宗教神学是不是就此全面制导现代政治,则是需要否定的提问。原因在于,政教分离促成的现代政制,理性催生的现代政治哲学,都证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立宪民主政制都是基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世俗价值建构起来的。但不可否认,作为立宪民主政制兴起的强势背景条件之一的基督教,因为渗透入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对致力于正当化立宪民主政制的现代政治哲学发挥着极为强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这正是三种政治神学得以建构的社会支持条件。放宽视野来看,现代世界宗教—政治的关联性论述,其实远不止三种政治神学。按照类型区分,至少可以划分为五种,即宗教的政治神学、准宗教的政治神学、仿宗教的政治神学、伪宗教的政治神学、反宗教的政治神学。前三种政治神学已如前述,后两种政治神学,伪宗教神学呈现为视人为神的绝对价值供给者面目,反宗教的政治神学呈现为无神论的英雄崇拜论面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现代政治哲学主流,重新为政治生活植入它们认定的绝对价值。

   相对而言,在思想史上,绝对价值的神圣证明是宗教理论的任务,绝对价值的世俗给定是后三种政治神学的研究目标。后三种政治神学对政治哲学的替代尝试,或至少是喧宾夺主的念想,已经成为政治哲学维护自身存在理由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在既需要借助宗教的背景条件支持又需要想方设法与其区隔开来的情况下,为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现代政治哲学聚集思想资源,成为让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分流发展的必须。否则,政治哲学似乎肯定地成为无法自证其价值不易性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学说,不仅会承受政治神学的重大冲击,而且会承受政治诗学的精神施压。

   三、洞察力与政治诗学

   观察人类政治生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人类生活本质上是政治的。理解政治生活,既要追根究底,又要包罗万象。这是一个两难之局:包罗万象,便容易陷入漫无边际的、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务之中,从而无法直接把握政治生活的本质;追根究底,很容易撇开一切具体现象,仅仅着眼于集中体现政治生活本质的焦点问题。前者的危险是支离破碎;后者的危险是空洞无物。如果能够在包罗万象的现象世界直探其隐秘处的根底,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最深刻、最具洞察力的理解。但这凸显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世俗的、理性主义的现代主流思潮,旨在揭示人类自身尤其是社会政治自身隐秘的诗学进路。

   诗学一般归于文学的范畴。“在古代,‘诗’(poetry)泛指一切文学,所谓诗学(poetics)是指文学的理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诗学》讨论的范围涉及诗歌、戏剧(悲剧)等。从亚里士多德之后,许多文论家把阐述文学理论的著作统称为诗学,如罗马时代的贺拉斯写的谈论诗歌和戏剧问题的著作就称为《诗艺》,17世纪法国文论家布瓦罗的《诗的艺术》阐述了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诗学即文学理论。”(11)这是学院派对诗学中规中矩的界定。这样的界定是在人文学术的分科发展基点上做出的,但诗学并不止于讨论文艺理论。如果按照古典的原义将文学都归之于诗的话,它其实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西方,文学的背后有种种哲学预设、宗教理念、文化支撑,它是一种与理性的形式、逻辑的方式看待世界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进路。

   以诗学的进路理解世界,当然与诗人和文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古至今,诗人与文人不同于神学家、哲学家理解世界,后者总是试图在纷乱的现实世界中为人们提供一幅井然有序的社会政治蓝图,以便给人们一种内心的安定感。因此,神学以上帝为世界规划好了一切,让人以信仰的方式解决所有生命的困顿、生活的困难、生存的困境。而哲学家,自然主要是指确认理性功用的哲学家,则试图从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方法论等维度对世界进行刻画,以便让人们对周遭世界形成一种完整有序的认识。诗人与文人对这种理论化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不感兴趣,他们诉诸感性直观,洞察生命真谛,深思人生意义,沉潜历史深处,对世界进行总体把握。“诗是存在的歌唱,实事本身(sache selbst)的言说。诗的语言最为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语言,诗的歌唱使人的混沌的存在转化为价值存在。既然诗是这种独特的语言,诗学就应该是对这种独特的言说的言说,即言说诗如何言说,言说诗所言说的是什么。诗学不是诗艺欣赏,它总是通过诗进入诗所显示的世界,追索诗本身所意指的某种东西。”(12)诗的言说不把世界区隔为对象世界与主体世界两个部分,而是将世界融合为生命形式本身。因此,它对世界的呈现是总体的、直观的、透彻的、诗意的。它对人们的提示不是神学的罪的理念,不是因信而行的虔敬,不是神恩的救赎,也不是理性哲学对世界的镜式反映、知识建构和理性行动。它的提示就是诗性展示的世界本身、生命本身、价值本身,诗学就此成为诗性的宗教、诗性的哲学、诗性的文化。

   诗学的现代定位迥异于古代时期的定势。由于现代变局太过剧烈、结构太过新异、功能太过繁多,因此,古代诗学将广义的文学之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似乎在现代处境中丧失了应有的位置。现代世界给出了全新的世界范式,凸显出五大特征:科学出现、机械技术迅猛发展、艺术与诗成为经验的对象化表达、人的活动被定位为文化活动且致力保护财富、离弃上帝。(13)原来主导人类生活的宗教图式,引导人前行的神性化的宗教道路,不再具有牵引能力。“现代西方世界在神象被击碎,世界的景象由科学的图标来标划的同时,诗学极为兴盛。”(14)换言之,诗化哲学广泛流行开来。现代哲学诸流派,诸如解释学、结构主义、价值现象学、无神论存在主义、有神论存在哲学、新托马斯主义、现代新教哲学、现代天主教哲学、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通通介入诗学创制,争相引导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行为的决断。

这是一种不同于神性化宗教之路的审美之路。它的总体特征是“将有限的价值绝对化”。相比较而言,“审美的态度注意发展感官和直觉,肯定生命的各种感官、本能和情感组织,并把诗、艺术的作用推到绝对的地位,使世界由此转换成一幅形式图画,灵魂由此得到恬然逸乐的安宁,并在一种超然的观赏之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须担心因卷入激情造成的毁灭。审美态度拒绝任何实际的介入世界的混沌。相反,宗教的态度则要求实际介入世界的混沌,要求把一切苦楚、受难、不幸乃至于屈辱都分担下来,这是因为它主张神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并把人的本性提高到神的生命的特有境界,感领到救赎的爱。正是这种救赎的爱使得对一切由偶然性所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承受成为出于自愿的爱的承认。宗教态度首先肯定的不是自然生命及其各种生命感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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