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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琪:新冠疫情后再审视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更新时间:2022-01-30 23:58:13
作者: 周琪  
但中等工作的机会却在减少,包括中等技术人员、白领职员、管理人员,销售职业,以及中等技能、蓝领工人、手艺和技工职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两年后的欧债危机,更加剧了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人口迁徙固然能提升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但福利增长是不均匀分布的,它们同时会损害一些国家和一国国内部分群体的利益。由此不难理解,为何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但30年后它们之中的一些却成为全球化的强烈反对者,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拥护者。

   反全球化的根源来自发达国家内部

   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全球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这一点可以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贸易量和经济总量同时快速增长得到印证。但是,自由贸易对于美国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两个最重要的缺陷。第一,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失业和收入下降。当资源在全球配置、分工在全球展开时,市场竞争压力会比仅在本国内大得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纷纷外迁或外包,这样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就必须与待遇比他们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进行竞争。来自其他国家的市场竞争加速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尤其是白人蓝领集中的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冲击的劳动者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转换行业或迁居的成本往往很高,结果很可能导致受冲击地区失业率升高和居民收入减少,而且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少的工人受到的冲击更大。

   第二,贸易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一点往往被其经济效应所掩盖。自由贸易在理论上能提高全球总产出和总体福利,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而是会导致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由于流动资本重新部署了世界经济中的职业和生产,贸易强化了国际竞争压力,全球金融体系又限制了国家的福利和再分配能力,全球化加剧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特朗普胜选后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层层惠及所有人口。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尽可能提高效率,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

   此外,随着贸易越来越自由,其经济效益会日益减弱,而分配效应会日趋增强。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的中上阶层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而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群体,他们依然无法摆脱极端贫困。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美国跨国公司高管、技术精英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工作岗位,但是那些中、低阶层劳动者只能在地方上进行竞争,而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已经使地方丧失了大量就业机会。结果导致白人蓝领生活水平下降,更难以进入中产阶级。这进一步带来了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美国白人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相对受损者。对金融市场过度放宽管制引发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受疫情影响,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了2050万个,失业率飙升至14.7%,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处境最艰难的仍是这些中低收入人群。

   特朗普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激烈地攻击自由贸易和外来移民。他声称:美国的“政客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全球化……全球化让金融界的精英们赚得金银满盆,但是它带给数千万美国工人的却只是贫穷和心痛”。特朗普的当选对于那些自认为深受自由贸易之害的中下层白人来说是一场胜利,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高科技发展造就的后工业经济和以金融业为基础的经济所抛弃的人,因而他们成为自由贸易最激烈的反对者和特朗普逆全球化政策及“美国优先”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曾带给很多人乐观情绪,就像欧盟的发展曾经带来的乐观情绪一样,他们以为国家主权和民族情绪都会逐渐弱化,身份认同将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超国家或全球层面上来。但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英国“脱欧”、欧洲各国极右势力的兴起,都证明深度的全球化反而会激发民粹主义情绪。

   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解决全球化带给发达国家的负面效应,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例如带有倾斜性的税收政策、健全的社会保障、对失业者的职业再培训等等。但这些都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所不关心的,它一心想在国际上以打压竞争对手的方式来为美国争得利益。实现美国经济状况的好转,确实可以使美国人整体受益,但并不能解决美国国内现有的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中低收入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在这方面,美国一贯看不起西欧国家以效率来换取福利国家和收入平等的做法,因而做得远不及后者。而且,正如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指出的,福利国家要求非常高的税率来维持公共服务,而“美国的政客不能说服选民承担福利国家的费用”。

   图片疫情期间,美国股市5次触发熔断机制。美国许多政客担心,中国可能通过有效抗击疫情显示出比西方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图为2020年4月20日拍摄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外景和华尔街路牌。(图片来源:新华社)

   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主要不是源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自身效率问题,全球治理的优化解决不了各国国内出现的问题。以美国而论,一方面有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发展促成的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存在贫富差别拉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持续恶化、教育成本提高、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只要这种社会状况得不到改善,美国国内就会存在反全球化的力量,普通民众在一些政客的煽动下也就会把积怨撒在中国身上。这种情绪自然会反映到美国的选举结果及当选总统的对外政策上。

   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经济和科技脱钩

   同共和党人相比,美国的民主党人对全球化持有较积极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他们更愿意在全球性问题上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流行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由于他们更赞同自由贸易,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也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剑拔弩张。然而,虽然民主党人反感特朗普总统的国内外政策,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受意识形态的驱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持有同特朗普政府相近的立场,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这突出地体现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因此,无论在今年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结果如何,中美关系都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在疫情中,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和成绩不断进行抹黑,除了特朗普为了达到其竞选目的、掩盖自己处理疫情危机不力的事实之外,还由于这些国家的许多政客担心,中国可能通过有效抗击疫情显示出比西方更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凸显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西方的记者不断就此问题追问福山,而福山的回答大概代表了西方学者中较温和的观点:他承认中国模式在此次疫情中有突出表现,而且“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是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但是在他看来,国家制度与抗击疫情的成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决定各国表现的是国家能力和卫生制度。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一来,西方民主制下的国家也有抗疫成功的,例如德国和韩国;二来,“中国有权力集中的悠久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所复制,例如拉美国家。

   由于疫情在一个时期延误了产业链的供应,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从中国撤资或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必要性更具有了说服力。一些国家已经公开这样做了,例如美国政府以优惠政策要求本国企业迁回国内,日本政府建议企业考虑从中国迁走部分工厂,以降低供应链过于单一的风险。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都已对此类举动做出评论,指出重建美国的传统工业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美国劳动力成本过高;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条件下,即使恢复传统工业也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岗位;把产业链移出中国,会增添在其他国家重建的成本,可能还会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可能会丧失广大的中国市场。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经济脱钩很难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其最大限度。这次疫情促使许多西方国家考虑抑制全球化。不过在许多公司打算调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链以便优化资源时,如果认为可以通过在整个经济领域将产业调回本国来实现自给自足,无疑是荒谬的。尽管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出现,但可能改变的只是全球化的程度。换言之,全球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尽管全球化的程度可能因一些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举动而有所降低。也有人提出,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多元全球化”。

   讲到“多元全球化”,就涉及了经济脱钩的问题。尽管全面的经济脱钩目前看来不大可能,但科技脱钩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现在不仅担心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更担心能否确保国家安全。也就是说,在经济模型中加入了“安全”这一变量,这会使其计算结果发生偏差。如今,科技领域里的竞争已被视为战略竞争,对于美国来说还是一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国促进军民融合技术发展的理念令美国感到不安,认为这会降低自身的竞争优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令美国担心,认为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全球计划,将会给予中国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的机会。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做出的回应是竭尽全力压制中国的发展速度,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中国对美国核心技术的投资进行更严格的限制,严密审查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实施有针对性的关税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部门的竞争力,加大对美国认定的参与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的起诉,并在反情报行动中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及最近禁止美国公司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口关键产品,以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从现有的美国和欧洲的政策趋向来看,疫情之后,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加大。

   国际上更多的人担心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领域的分离,最后导致欧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主要采用美国的技术和标准,亚洲、非洲和中东则采用中国的技术和标准。许多人在议论,中美之间在5G标准方面的全球竞争可能是这种脱钩的早期迹象。中美在诸如5G方面的创新竞争将冒分离技术领域的风险,它们将通过引入5G网络来影响下一代移动标准、频谱分配以及在关键市场和地区的部署。如果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竭力限制中国的市场,将可能导致形成两个不可兼容的5G生态系统:一个系统可能由美国领导,并由硅谷开发的技术支持;而另一个系统可能由中国领导,并由其强大的数字平台公司提供支持。在这种场景下,中国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技术建设资源有限;美国公司将主要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开展业务。从现有的迹象来看,这种情况在未来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为疫情之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困难的阶段而做好思想和政策准备。由于美国国内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除非美国真正尝到苦果,否则美国政府在逆全球化的道路上不会退却,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还会继续下去。为此,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应对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一定程度的经济脱钩和最大限度的科技脱钩。

  

   周琪,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二级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原载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6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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