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月枝: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局限——以《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为例

更新时间:2022-01-30 11:54:59
作者: 赵月枝  
2019a)。

   从头再来?被遗忘的20世纪与需要重新定义的研究对象

   2011年《手册》出版之际,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代奠基者中,北美的两位先驱,“意识工业”“依附之路”与“受众商品”批判者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先锋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已离世。虽然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批判层面更加深入细致,而且也更具有反思性,但是在建设性和替代性想象方面,这些研究乏善可陈。英国的两位当代政治经济学重要学者中,默多克(Graham Murdock)既是《手册》主编之一,也是其最主要的理论旗手。他以宏大的理论视野,围绕“作为道义经济的政治经济”这一高屋建瓴的主题,在《手册》的开篇文章中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福利社会体制下的“公共产品”和加拿大温哥华原住民部落历史上的“礼品节”所代表的“礼品”三种道义经济及其相应的传播政治经济模式。他呼吁建设既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理性,又基于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和公共参与的数字时代“公共文化公地”(public cultural commons),并把探究可能支持这样一个公地的“体制安排”以及围绕它的不同力量的斗争,当作“当前批判文化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p.37)。然而,在寻求市场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商品”和福利社会所代表的“公共产品”之外的第三种道义经济基础的时候, 默多克完全忽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包含的共产主义理念,而是从原住民部落的“礼品节”遗产中寻找数字时代互惠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资源。这一点让人深思。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在传播与文化领域开展的斗争以及支撑这些斗争的人类解放理论和实践,被一笔勾销了。

   曾经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另一位英国学者加汉姆(Nicolas Garnham)在对这一传统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几乎走到了对其全盘否定的边缘。加汉姆一开始就对本领域的定名和研究对象进行了反思和重构。他指出,尽管他也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词,但是,他更希望用“文化政治经济学”,因为后者比前者所包含的传播渠道、过程和媒介研究更广泛,包含了对所有符号形式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然而,加汉姆又认为,“文化政治经济学”也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它导致对作为人们在空闲时间所购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聚焦,而忽视了对更基本的“非物质生产者产品与服务市场”(immaterial producer goods and service markets)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非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商品的分析,而这恰恰是“信息”或“信息经济”或“信息社会”这一组词汇所包括的。基于此,他认为,“信息政治经济学”的表述更恰当。当然加汉姆也承认,“信息”一词也有许多问题。虽然他没有指出问题所在,正如丹·席勒(2008)指出的那样,以中立和去政治化色彩出现的“信息”与“信息社会”话语是被当作20世纪60年代被“反文化运动”政治化了的“文化”一词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以中性和科学面貌出场的“信息”话语所要代替的,恰恰是“文化”一词所包含的符号与意义领域的社会斗争的内涵。总之,“信息”“传播”与“文化”三者既有特定内涵,又有联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相关话语,又是具体社会历史斗争的焦点。加汉姆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强调反映了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发展,他要求政治经济研究者超越简单的“市场—非市场”二元论,不要仅仅关注资本与劳工在分配层面的对立,而要认真对待信息社会的生产力和效益问题,包括具体的市场和信息经济内部的竞争动力。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加汉姆不仅把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基石贬谪为“只是一种粗糙的、未经检验的、浪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市场的排斥思想”(p.42),而且否定了这一传统在私人资本对所有权的控制和产业集中、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统治,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些关键问题上的贡献。他进一步主张把研究焦点转向技术发展,尤其是围绕网络的经济与规制,以及资本主义信息/产权/创意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领域的活力以及文化产业与信息经济内部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动能。

   作为一个“局内人”甚至是重要“始作俑者”,加汉姆的这一反思性批判十分尖锐,也的确是我们反思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其标致性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是否真正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关键之处。2然而,由于他看不到超越信息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他所倡导的“信息社会政治经济学”包含着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去政治化和去主体化分析倾向。当他以凯恩斯为例,认为“事实”的改变导致他观点的转变,并在最后得出所有权、控制、意识形态统治这些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增长过程“没有作用”,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过程复杂,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甚至“正如当下这个历史当口所示,没有人在控制”(p.60)这样一些结论时,这位曾经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学者,事实上已经通过《手册》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埋葬了。虽然加汉姆在文章开头也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即资本主义发展为自己被取代生产了“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公民”(p.46),但是,就像共产主义理念和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在默多克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是缺席的一样,在加汉姆这篇否定了自己以前对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贡献的文章中,不仅围绕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文化政治和地缘政治不在考虑之列,而且那些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公民如何获得自我解放的政治主体性并组织起来取代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黑洞。

   实际上,如果国外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研究有一个特别有力的批判性叙事的话,那就是加汉姆所指的那些工人和公民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认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正如传播市场的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传播资源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以及工人和公民在意识形态和主体认同上的锻造,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被维护或被挑战的关键斗争。在这一点上,《手册》第一部分中加汉姆的美国和法国同侪提供了有力证据。在米汉和托尔(Eileen Meehan and Paul Torre)对美国国内视听率市场和全球电视类型市场形成的不同法律和制度机制的比较研究中,两位学者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基础在型构这两个传播市场中的关键作用,从而重申了政治经济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相互构建的基本理论立场(p.80)。与此相辅相成,法国学者米耶热(Bernard Miege) 则在对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在全球层面的蜕变和转型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在这个领域,现存世界秩序的统治性力量通过竭力斗争,维持它们的历史性竞争优势 (p.105)。

   所有权、广告和国家权力

   仿佛是对加汉姆的进一步回应,在《手册》最重头的第二部分的八篇文章中,10位欧美和拉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检视了所有权、广告和国家这三种权力对信息、传播和文化体系的影响,细化与强化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关于私人资本、市场化机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控制问题上的基本结论。作为这部分的开篇,瑞士学者朱塞佩·里盖利(Giuseppe Richeri)考察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媒体企业、公众和国家三者的关系,并表达了通过学者的统合性研究为倾向于“重大集体利益”的国家和国际性机构对媒体产业的干预提供有效知识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愿望(p.137)。接下来,四篇聚焦所有权、产业结构变迁和广告的文章发展和细化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控制问题上的研究。在所有权这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上,约翰·唐宁(John D. H. Downing)采用文献综述方法,全面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新古典经济学派学者和制度经济学者就传播业私人资本所有权、产业集中和控制问题的论争。作为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关于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所有权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面现有定论的补充以及在文化层面的拓展,唐宁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统合不同学派的观点,提出需要在“长时段的文化框架”“权力与控制的更宏大历史叙事”与当下具体情景的结合中,阐释私有资本大公司对所有权的控制与媒体内容间的联系。为此,唐宁在文章最后举例指出,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北美的移植和针对原住民的战争,不仅是美国流行文化和好莱坞电影中战争故事的根基,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公众会如此轻易容忍甚至支持对外战争(p.165)。

   与唐宁关于资本主义媒体控制的宏观学术史视野和他在文章最后所倡导的长时段文化和历史框架相反,内森·沃恩(Nathan Vaughan)的文章则聚焦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在中观和微观方面的一些新发展。他以美国电影业为例,从私有传播产业结构的变迁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新近出现的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不同层次(企业/产权和产业/产品)和不同形式(内涵型与外延型)的协同(synergy)现象,指出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利润的最大化。把唐宁的分析和沃恩的分析加以整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英国殖民主义和北美垦殖主义为美国媒体中的战争故事和战争新闻提供了文化根基,那么,在资本主义私人控制、利润动机以及寡头垄断与集中化企业结构条件下,这样的故事和新闻主题可能会因为各种形式的“协同”机制而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和强化。

   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广告既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性环节,也是资本主义传播业的血液。在《手册》第九章中,罗克·法罗(Roque Faraone)以坚持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采取历史化和去自然化的立场,分析了广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历史性地位,其对传播技术发展和产业扩张的影响,及其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作用。不过在理论层面,作者对传播技术所代表的“进步幻象”的生态角度批判只做了点到为止的处理;在实证层面,作者对广告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转移及其对传统新闻业的影响,以及网络广告与传播内容的关系等前沿问题还缺乏研究。在接下来的《品牌化与文化》一文中,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从品牌化(branding)的角度,分析了商品的文化意义,从而拓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广告研究的广度。辛克莱认为,需要超越政治经济研究对生产领域的关注而采纳“消费文化”和“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他把品牌化与现有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的“民族文化”和全球消费主义文化中的“民族品牌”关联起来进行讨论。但是,在这一统合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努力中,辛克莱在自然化了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和消费型民族主义(consumer nationalism)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营销策略和全球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内部的“多样性”的描述。

在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中,美国无疑是一个“超级品牌”。这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新帝国不但在跨国商品品牌营销和国家形象营销中有最为广泛的“协同”效应,而且其传播产业和传播制度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因此,美国国家在传播领域的权力运作成了《手册》作者聚焦的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自由的假象》一文中,安德鲁·卡拉布雷塞(Andrew Calabrese)和柯林·米哈尔(Colleen Mihal)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公私二元关系的假定切入,提供了对美国国家在传播管制中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与《手册》第一部分中米汉和托尔有关国家在型构媒体市场中的关键角色的讨论相呼应,卡拉布雷塞和米哈尔形象地指出,管制传播市场的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国家这只“隐藏得好的手”(p.246)。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多层面和多案例的细致分析,展示了在美国传播体系的发展和规制中私人资本的利益是如何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他们进一步指出,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的破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268.html
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