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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如何让人民币为人民服务?从UBI(全民基本收入)到“人民金”

更新时间:2022-01-30 08:40:38
作者: 张崑  

  

   按:近日,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系列推广“全民基本收入”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热议。支持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抵消诸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失业所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一劳永逸地摆脱失业问题,会比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精简和公平,给国民更多安全感,更多自我发展的空间和保障。反对者担心,“全民基本收入”会破坏市场秩序,扭曲市场信号,妨碍市场健康运行,降低人们工作的意愿,养懒人、让一些岗位更难吸引人力资源,最终带来新的不平等,且资金筹集并不容易,对现有财政税收体系的冲击、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难以预料。

  

   本文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上述好处和风险均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如何确保好处、化解风险是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此,本文提出,在作为“人与人相互结合艺术”的共同体秩序建构的层面上,以“人民金”的方式向全体国民等值馈赠原先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名的额度,使后者脱离“利益分配”的经济行为,成为“秩序建构”的政治形式,并在这一原则框架下辨析相关一切问题。

  

   §1.导言

  

   近日,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推介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的系列文章,持续在中文知识界引发热议。如果说这些想法在前几年还被广泛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理想,那么,自2017年芬兰率先实施以来,特别是2020年全球新冠大流行中多个国家都有所尝试,UBI就已经开始走向现实。无论喜欢不喜欢,都需要认真对待了。

  

   所谓UBI(全民基本收入),按照主要代表人物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的阐释,是指“由政府定额、定期发放收入给每位成年的社会成员。不论富有抑或贫穷、独自生活或与让人同居、是否愿意工作,都应得到定额收入[1]”。

  

   人们的顾虑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中国曾经有过的排斥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抱着美好的平等愿望,收获了数十年的物质匮乏。这段集体记忆,时刻提醒着人们,“平均主义”、“大锅饭”、“全民福利”只是些美好的画饼,实现不了还在其次,更有甚者,可能让大家走向平等的贫穷。

  

   UBI的实际推行,使得人们的顾虑开始松动。那么,UBI是否真的能“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利用UBI的全新特性,经过升级改造、脱胎换骨之后,是完全可能“为人民服务”的。

  

   §2. “改革开放”没有解决的困局:“群众”的现代化,成为“国民”还是“市民”?

  

   一方面,从中国进入寻找“现代化”的近代开始,人们就试图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却总是散沙般的“群众”,而组不成“社会”。1919年 2月1日,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区分了“社会”和“群众”两个概念。在傅斯年眼中,“社会”应该是有良好的组织,如有机体一般相互协调、有序运行的。但是“群众”却只是“散沙”[2],这些个体,既缺乏组织,又没有责任感。其实,传统中国社会并非没有“组织”。只是,那些家族、宗族、乡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不是傅斯年这些新潮青年们所希求的现代社会,而是被他们看作阻碍了中国现代化、需要淘汰掉的旧社会。所以,尽管抱怨群众如“散沙”,其实傅斯年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不管其本意如何,还是在将“社会”推向散沙般的“群众”。

  

   是毛泽东第一次找到了把散沙般的群众组织起来的办法:“群众运动”,并发展出作为群众运动单位的“单位制”,后者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单元。但是“群众运动”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崩解。那么,“群众”将向何处去呢?

  

   冷战后,在社会主义阵营纷纷倒向西方国家、意欲转向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很自然地以“公民社会”为参照系去研究。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曾任欧洲最大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谢弗利(Yves Chevrier)1995年曾发表一篇上百页的重要论文《公民社会问题:中国与柴郡猫[3]》,几乎把法语世界所有重要的中国研究都囊括在“公民社会问题”这一个总名下连贯处理。同样,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中,意识形态难以聚集人心,中国的统治者希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之下重建凝聚力。从那时起,把“群众”升级成“国民”,就成为市场化改革之后,重建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可是,当学者们呼吁国家给予农民和农民工更多、更平等的“国民待遇[4]”的时候,出人意料的,这些刚刚进入现代社会准备迎接新身分的人,更愿意成为“市民”,而非“国民”。

  

   基于对从90年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实地社会调查,中国学者陈映芳提出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路径的议题。之所以是“市民化”,而不是政权希望的“国民化”,也不是西方以为的“公民化”,这其中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沿袭自毛时代的户籍身分,使“市民”绑定了包括教育医疗等各种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有了所在城市的户籍,才能享用这些资源。陈映芳从调查数据中发现,“农民”的生活原则是“生存需要原则”,而一旦成为“市民”,就意味着摆脱了“生存需要原则”,提升到“有意义的生活的原则”。这种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是“国民”身分所不能提供的。某种程度上,农民一直都是“国民”,一直都在默默承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但与“市民”比起来,农民同样是“国民”,却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国民与国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身分不平等,而市民与市民之间,反而更加身分平等。

  

   事实上,“改革开放”依然没能把散沙般的“个体”转变成“国民”,而仅仅大量转变成了逐利的“市民”,他们通过市场结合,他们依赖市场,而非国家。个体与国家之间,依然存在难以弥补的裂痕。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刻,中国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的富裕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然而,这并没有让中国社会更稳定,反而需要花费惊人的资金去维持稳定。“改革开放”竟然没有给中国政权提供足够的合法性。当我们理解到“改革开放”依靠的“市民”,是仅有经济学意义的“逐利的个体”,而缺乏政治学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终究还是要跨过从“市民”到“国民”这一步,国家政权才可以修补其在汲取政治合法性时所面对的社会断裂。

  

   §3.全民基本收入:能否突破“市民”怪圈?

  

   UBI(全民基本收入)概念,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在当代经过一些学者的理论包装之后,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福利理想,而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是在2020年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中,由于一些国家采取了类似UBI主张的措施,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而注意到UBI所具有的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性。UBI指的是无条件地、不做资格限制和审查地、向全体国民(甚至居民)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金钱。而其新的特性,则是“无条件”、“无限制”、“无资格审查”和面向“全体国民(甚至居民)”。

  

   尽管仍然有人,甚至许多主张UBI的人都把它当做一种“福利”,一种平衡贫富分化的“利益分配”手段,但是,这些新特性已经让其自身有了突破“福利”和“利益分配”层面的可能。其现有设计,正如其命名UBI(全民基本收入)那样,并没有突破“利益分配”的格局,这是其危险与脆弱之处。就像经济学家费雪的名言“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只要是“收入”,其性质就是“利息”。而“利息”与“利益”在经济学意义上,是同一个术语,仅仅是翻译不同。所以,UBI从一开始出现,就把自身定位为一种“收入”,介入社会总体功利价值的“利益分配”。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其一,从“利益分配”介入市场,必然将传导到“资源分配”,最终瘫痪这部分市场功能,抱着共同富裕的良好愿望,在得不偿失中难免走向共同贫穷;其二,“利益分配”迎合的是逐利的“市民”,“市民”依赖市场,不依赖国家,更倾向于忠于市场而非国家,反而更难以完成“从市民到国民”的共同体现代化任务。

  

   因此,本文的看法是,既然UBI,由于其全新特性,已经具备了超越“利益分配”的可能,那么就应该因势利导,跳出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分配”格局,提升到政治学意义上去思考,继而在从“市民”到“国民”的“共同体建构”中,成为国家取得合法性的坚实基础,真正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4.利益还是秩序?从马太效应到万事相互效力

  

   在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中,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显示出“经济利益”与“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80年代搞活经济的口号曾经是“放权让利”。到90年代变成了“放水养鱼”。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在中央政府收权的同时,不再出让一部分利益,而是几乎完全放开逐利空间,允许人们自主地去市场上争取经济利益。随着90年代后期的“与国际接轨”和2000年后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人在争取“经济利益”上渐渐与世界同步,对市场逐利规律的掌握,并不输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然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曾经有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主导了全球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贫富分化是说明资本向最擅长使用它创造财富的人那里流动,不但不是坏事,反而促进经济发展。甚至,他们在《圣经》上还能找到“马太效应”的故事,还能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5]。”——来证明贫富分化只是天意,不是人们应该或者能够违背的。

  

   不过,《圣经》上不仅有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也有“万事都相互效力,好叫那爱神的得益处[6]”的思想。其实,中国古代也有面对“马太效应”的处置之道,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7]”。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而言,难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可是,在拥有最高合法性的“天”——共同体最高合法性的来源和象征——而言,则反其道而行之,“损有余而补不足”。换句话说,在经济上,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上逐利,有市场的规则,存在财富向最会运用财富、创造财富的人加速转移的“马太效应”;而在政治上,共同体总是要从富人那里得到救济穷人的资源,这是政治作为社会总体道义价值所要求的。

  

   问题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平衡?中国这方面教训颇多,很多人记忆犹新。打土豪、分田地,图一时痛快,却可能毁了经济发展的根基。而西方的福利国家,大多经济疲软,难以借鉴。干预市场的,往往会得到市场的报复,得不偿失。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不破坏市场运行的情况下,克服“马太效应”,完成共同体的道义责任呢?

  

   在UBI出现之前,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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