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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伍廷芳与二十世纪初美国“门罗主义”的再定位

更新时间:2022-01-30 01:40:13
作者: 章永乐  
1868年, 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 其第五条规定:

  

   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 或愿常住入籍, 或随时来往, 总听其自便, 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 或游历, 或贸易, 或久居, 得以自由, 方有利益。[18]

  

   该条约为中国人移居美国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随着美国西部淘金热的降温和中央铁路的完工,美国社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社会矛盾激化,美国加利福尼亚最早掀起排华风潮,并向美国其他地方蔓延。1880年, 美国总统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与清政府达成了《中美续修条约》,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一些对于华人移民的限制正当化。[19] 1882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更为激进的《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1882年《排华法》),并由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 Arthur)签署生效。美国的一些精英甚至用“门罗主义”话语来论证排斥华人乃至亚洲移民的正当性,比如美国“海权论”代表理论家马汉认定:“亚洲人的移民是违背门罗主义的,因为他们不能被同化,他们是在开拓殖民地,这实质上是吞并行为。”[20]

  

   伍廷芳于1897年美国“排华”高潮时出任驻美公使。他在上任之初就面临着一个他的前任所未曾遇到过的保护华人的新问题。赢得美西战争之后,1898年7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排华法》扩展到夏威夷群岛,禁止华人移民到夏威夷群岛,同时也禁止华人从夏威夷群岛进入美国本上。美国的“排华”风潮也延伸到了菲律宾。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受命组织政府的奥迪斯将军(Elwell Stephen Otis)于8月26日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进入菲律宾,这一命令并没有议会立法作为基础。伍廷芳上奏清廷,并多次照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但根本无法制止美国政府的相关决定。1902年,美国国会再次讨论《排华法》,进一步扩大限禁华人的范围,升级限禁措施。伍廷芳于4月29日照会海约翰,希望美国总统否决该项法案,但罗斯福总统在收到伍廷芳的照会前己经签署法案,伍廷芳交涉无果。

  

   伍廷芳一方面从“均势”原理出发,对美国寄予厚望,希望美国能够牵制其他列强对于中国的瓜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对于华人不断升级的种族歧视,又让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平衡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呢?他在演讲中主动触及美国“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这一议题,究竟出于什么意图,又产生了什么效果呢?

  

   二、 伍廷芳的言说姿势

  

   伍廷芳1900年2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英文演讲“The Proper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Orient”在光绪年间出有石印中译本,但出版年月不详,后收入《伍廷芳集》,其具体内容与美国报章报道一致。伍廷芳为中译本加上了一个序言,可以更清晰表明其演讲的意图:

   美国保邦旧例,自守封圻,以杜外衅,不欲用兵于他洲,亦不欲他洲之兵加于同洲之国。中、南两洲各小国弱而不亡者,维此是赖。比年来,时异势殊,稍稍多事。自战胜西班牙后,吕宋一岛割隶美属,与我为邻,相距闽、粤,直衣带水耳。履霜坚冰,当防其渐,有心时事者,所宜动念也。顾遗谟具在,公论犹存,美既与我同洲,如能以保美洲者保东亚,则东亚可安。列邦虽多觊觎,亦将观望,而不敢遽发,或亦因势利导之一策乎?至禁工苛例推行吕岛,此犹得失之小者耳。[21]

   这段话可以表明,伍廷芳对于美国占领菲律宾充满警惕,担心美国以菲律宾为跳板,吞并中国沿海省份。伍廷芳的这种恐惧并非是在1900年之后才滋生的。在发表于《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900年7月号的《中美互惠互利》一文中,伍廷芳已经指出了菲律宾因素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很有兴趣地注意到,星条旗已经插上了菲律宾诸岛,这将使美国成为中国未来的邻国。美国一直是中国的朋友,所以,中国真诚地希望,美国不要利用她的新海岸来妨碍亚洲人民,而应抓住这一机会加强两国间互利的友好关系。[22]

  

   而他对这一时局的回应方式,则是将“门罗主义”引入菲律宾乃至东亚。他对“门罗主义”的文字描述充满善意,相信美国运用“门罗主义”来排斥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涉,保护美洲各共和国,而自己并无吞并美洲各国之心。如此,将“门罗主义”运用到菲律宾乃至东亚,就意味着美国不仅不会吞并中国,而且会帮助中国抵御其他列强。如果中国可以得到美国在这方面的保证,那么即便美国将《排华法》适用于菲律宾,对中国而言并不算什么大的损失。伍廷芳在这里完成了对轻重的权衡,将在中国乃至东亚建立列强之间的均势放在第一位,而将修改《排华法》放在第二位。

   在剖析伍廷芳声明的意图之后,现在让我们转向探讨伍廷芳的修辞手法。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伍廷芳2月22日的演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音乐学院举行,当日的活动旨在庆祝华盛顿诞辰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新楼落成。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务长(Provost)查尔斯·哈里森(Charles C. Harrison)向听众介绍了伍廷芳,并勾勒了当下的时势:中国在过去的4000年里一直是“耐心的、田园式的、凝固的”,不愿回答“谁是我的邻居”这个问题;而美国则是“骚动不安、充满好奇心、缺乏耐心的、进步的”,在一个世纪里取得了让旁观者震惊的成绩,但美国人自己却没有时间去思考。现在美国正在寻求进入这个天朝王国(celestial kingdom),代表中国政府的伍廷芳又将有何回应呢?[23]

  

   伍廷芳首先感谢主办方在华盛顿诞辰邀请他来演讲,将这一演讲的时势表述为美国“开拓日广,新得土疆,远及东亚”。接下来,他赞扬了华盛顿总统的功业和德性,并称华盛顿在中国享有盛名,常被类比于尧舜。美国建国125年,如今成为中国的邻国,“两国交谊从此日敦,此不佞所深喜而乐道者也。”[24]

  

   接下来,伍廷芳引用了美国邮政总长在纽约发表的关于美国政策之意不在扩张版图,而在于开拓商务的观点,称美国与亚洲的交往,必将以和平为主。而要维持和平,美方首先就要研究亚洲各族群的风俗习惯,实行因俗而治。伍廷芳提到了华人与欧洲人,华人与美国人之间因为不了解彼此风俗而引发的误解和冲突,隐含地指向美国《排华法》背后美国人对于华人的种种误解。伍廷芳指出,要促进对亚洲的理解,就要培养熟悉东方语言和习俗的人才。他开始讨论宾夕法尼亚大学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建议宾大“速设汉文教习”。与此同时,他建议以英语为万国通用语言,促进东西方各国之交流。接下来,他又从万国通用语言,讲到“公法”的研习,强调了“公法”对于各国交往的重要性:“各国行事,以强弱异势,多背公法。背之者多,则恐习之者少矣。”[25] 这当然也是劝诫美国尊重“万国公法”,以增强“公法”之权威。

  

   伍廷芳接下来的论述会令许多当代读者感到惊异:他给美国治理菲律宾提出建议,希望美国因俗而治,不要轻易变更土著风俗;希望美国平等对待菲律宾各族群,不要厚此薄彼。伍廷芳对于族群平等的提议,隐含表达了他对美国在菲律宾推行“排华”的不满。伍廷芳指出,统治万里之外的族群,并非美国之所长,美国不妨向邻近的英法殖民地学习。但最重要的是遵守华盛顿1796年“告别演说”中的遗训。伍廷芳赞扬华盛顿的遗训与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不谋而合,“为天下各国指南之助。” [26]

  

   伍廷芳将“门罗主义”论证为“华盛顿之道”的具体化,是“保邦致治之隆规”。他将美国政府最近的“门户开放”照会内容概括为“共保中国洞辟门户,毋许侵陵”,符合华盛顿公正和平之宗旨。下一步,伍廷芳“移樽施教”,提出了将“门罗主义”运用于菲律宾乃至亚洲的主张:

   然则贵国今日应行门鲁式之道于亚洲,诚不待再计决矣。吕岛在亚洲界内,为东西往来之门户,门鲁氏之论谓:凡有侵削南北美洲之地,即有碍于贵国太平之局,此言诚是也。夫以美洲南北相去八千里尚不容他人侵削,然则亚洲之地,距吕岛不及六百里者,万一有事,岂容袖手旁顾耶?既谓波吐立哥岛、大西洋诸岛不应入外人掌握,然则亚洲东部陆地与吕岛相距,较波吐立哥岛与美国化罗理打相距尤为密迩,万一见侵,谊属同洲,不应同此关切耶?吾非惧侵占之事即在目前也,特以门鲁氏之道为贵国保邦政策,今既有土地于东方,则随地推行,亦自然之理耳。此政策并非自私自利也,即向所云:公正自保为本者也。苟力行之,贵国仁声义闻,无远弗届矣。[27]

  

   伍廷芳论证“门罗主义”适用于亚洲的基本逻辑如下:(1)菲律宾已是美国领土,因而“门罗主义”自然可在菲律宾推行;(2)亚洲大陆与菲律宾有“谊属同洲”的连带关系,亚洲大陆距离菲律宾的距离,比美国佛罗里达距离加勒比海上的波多黎各更近,因此适用于菲律宾的“门罗主义”,当然也可以在亚洲大陆推行。而将“门罗主义”扩用于亚洲,必将大大增加美国的国际声望。伍廷芳未必充分意识到的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门罗主义’适用于菲律宾”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却构成一个很大的理论难题。

   伍廷芳将“门罗主义”与华盛顿“告别演说”的精神联系起来,显然是强调“门罗主义”与华盛顿所深恶痛绝的老欧洲的野心与竞争存在根本差异,从而将扩张主义视为“门罗主义”的对立面。将这样的“门罗主义”推广到亚洲,也就意味着美国不会像欧洲列强那样侵占亚洲的领土,反而会为了保护亚洲弱小国家而牵制欧洲列强。伍廷芳诉诸华盛顿权威的做法,在清末民初知识界并不罕见。正如台湾历史学者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指出,当时诸多论者将华盛顿描绘成“异国之尧舜”,并通过对华盛顿形象的塑造,表达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肯定和向往。[28] 不过,《华盛顿在中国》的论述并没有覆盖伍廷芳1900年演讲这种中国人向美国听众论述华盛顿的情形。伍廷芳对华盛顿的赞美显然具有特定目的——他对美国不无戒心,试图劝说美国能在“门户开放”和“门罗主义”的实践中忠于华盛顿之道,在亚洲维持和平,牵制欧洲列强的侵略。这实际上是期待美国“作茧自缚”。

如此看来,伍廷芳预设了“门罗主义”是美国秉承华盛顿“告别演说”精神、保护邻邦领土完整和维持和平的原则,而不是干涉和侵略邻邦的原则。我们并不清楚伍廷芳是否了解“门罗主义”的黑暗面。事实上,在十九世纪,“门罗主义”早已经充分呈现出其服务于扩张主义与干涉主义的一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就是以“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大陆人民中的一部分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而建议要和我们的联邦合并”为借口,证成美国对得克萨斯的吞并[29],并甚至试图吞并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1870年,格兰特总统提出“从此以后,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30],目的在于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如果不是因为国会中的种族主义者嫌弃多米尼加共和国居民不是纯正的白人,从而否决格兰特总统的方案,美国已经将多米尼加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至于以“防止欧洲干涉”为名,对拉丁美洲国家内政进行干涉,从来都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The United Fruit Company)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制造了“国中之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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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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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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