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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从中华民族一词的产生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更新时间:2022-01-23 23:09:24
作者: 马大正  

  

   中华民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代名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治国必治边”共同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我们从认识的演进、现实的警示、决策的定力、学人的担当4个方面略述个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共勉。

   一、认识的演进

   今天,每一位国人在高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人心潮澎湃,甚至热泪润眶,人们朴素的认识就是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代名词。

   但对中华民族一词产生演变的前生今世,民众百姓,甚至学界同仁也不一定能说得一清二楚,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在览阅、学习相关文章后栙,对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一词的产生以及演变过程,试做概述如次。

   “中华民族”一词,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并非自古有之,鸦片战争后,西方话语的“nation”被译成汉文的“民族”,这一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词汇才开始被引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传播仅在学界的范围内,而此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口号在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的热情与决心上确实起到鼓舞民气的革命作用。但这是一个狭隘的汉人民族主义口号,而且这个口号源自日本极右翼黑龙会下属玄泽社向孙中山的建议。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努力构建全体中国人为成员的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即是人们熟悉的“五族共和”,政界、学界习惯将“五族共和”替代了中华民族,或者说在当时中国中华民族即包括了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

   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十分危急,日寇先后攻占了南昌、长沙,轰炸重庆,汪精卫公开投日建立伪政权,日寇加强对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等地的渗透,全力破坏全国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共识!

   即在此时,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先生在文中开篇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还特别指出,日本御用文人炮制的“中国本部”一词,同样都是为一些一心要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杀人不见血的工具。在文章最后,顾颉刚先生强调: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时过80载,一颗爱国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仍为我辈佩之敬之!

   顾颉刚先生此论一出,学界反响强烈,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刚刚回国年仅29岁的费孝通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投给了《益世报·边疆周刊》,对顾先生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从今天的学科视角看,这次对话是一位在中国成长且对当时中国危亡局面有着切肤之痛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学术对话。但在当年,顾颉刚的见解颇得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1937年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的完全认同,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说:“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傅斯年的身份在当时是学、政两界兼具,他的见解对国民党政府有很大影响力。人们由此推断,傅斯年的观点对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有一定影响。可如此这般,顾颉刚先生救亡之策成了独裁者政策定位,“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了大汉族主义的代名词! 是福是祸?! 随着中国政治大变迁难逃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民国时期是讲“国族”概念的,强调全体国民的公民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族”的提法,并在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进行全国民族大调查,开展“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56个民族都叫“民族”。这就使中国人的认同体系发生了变化,在民族识别工作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过程中突出了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客观上淡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仍在唱,但中华民族一词实际被“56个民族56朵花”的歌声所淹没!

   二、现实的警示

   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际国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分裂、极端、暴恐3股势力合流制造动乱,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新疆分裂暴恐活动恶性发展、极端化肆虐直接影响民众的世俗生活,人们在寻求反恐制暴治本之策时,对定型于50年代的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进行深度反思也在情理之中。在反思的讨论中大体上形成不同认知: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当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上要有充分的自信,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很好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包括5个自治区在内还有16个自治地方 (区、州、县)没有自治条例,中国出现的问题是现有的民族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而不是政策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在政策执行当中,政策落实得不好,这是最大的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目前出现的民族问题与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制度的设计无关,而是在讲信修睦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原原本本兑现制度设计方面出了问题,从其本意看,实际上是第一种意见的另一种表述;第三种意见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和“冷战”格局不复存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与国际大市场接轨。在这样的国内外大环境下,必须与时俱进研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原来以为不是问题的民族问题,也成了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容;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巩固发展多民族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对理论研究提出新问题,寻求新思路,学者们对如下涉民族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其中包括: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成员平等;关于民族自治和民族共治;关于少数民族先进文化建设;对民族理论若干模糊认识,特别是将民族理论有意无意变成“少数民族理论”,在教材编写中对“民族”概念缺乏整体把握,强化各民族分界意识,不承认民族“交融”,实际强调民族差别永恒化;等等。反思、研究和讨论中,学者呼吁,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利弊和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而不应被划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同时也不应当把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制度变成一种僵化的体制。

   一些理论上的分歧,在学人们引经据典、各执己见的争论时,人们遗憾地发现,在一些边疆地区现实生活中已不断发出了警示和警告。

   民族识别将每个公民确定了民族身份,导致了各族人口边界清晰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把各族居住区的行政边界清晰化,而与此同时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却不断模糊化、边缘化,造成在一些民族群体中只知自己是哪个民族,而不知自己更是中华民族一员的文化属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属性! 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

   仅以新疆为例,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影响下,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并得以坐大形成气候。20世纪90年代新疆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反分裂斗争新阶段,暴恐活动频发,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遭到严重挑战,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包括新疆各民族进行了反对分裂、打击暴恐、去极端化、标本兼治的卓绝斗争。现实的警示,斗争的实践,大大促进了理论的探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诚是!

   三、决策的定力

   对中华民族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政治生态中,地位和作用的回顾,以及国内外形势变化在民族工作领域面临现实警示,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会议在坚持原有政治话语的前提下,提出了系列值得关注的改革思路,有学者用“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来定位,确乎! 调整思路、务实改革,值得关注的新亮点可归纳为如下四端:

   一是,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后,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从而给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战略方向,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8月党的十九大正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

   二是,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朴素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多元一体,一体是本,强调一体,兼顾多元,忘了这个本就违背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此,我国民族工作的目标是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即“四个认同”,并着重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各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绝不是用“发展、繁荣”两词所能涵盖。更重要的是在青少年中加强“四个认同”的思想教育。“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

   三是,明确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创新载体和方式,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交往交流交融既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今天民族关系的主流形态,从而为近些年理论界的争议画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句号。

   四是,对民族理论、民族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明确表述,诸如:确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但一定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同时,把‘地方民族主义’改为‘狭隘民族主义’”;对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各族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标准,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和打击暴力恐怖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立场鲜明,行动坚定,而在日常工作中要一视同仁地热爱各族群众,而不能偏袒本族成员,等等。

时隔七年,2021年8月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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