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位于广东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召开“饶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提交的论文题为《“养”出来的学问与“活”出来的精神——现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上的陈垣、钱穆、饶宗颐》。在家乡参加学术会议，且论题涉及乡贤，我自然不敢怠慢。发言效果很好，现场反应热烈，可整理成文却进展缓慢，一直没能定稿。不是我不认真，而是没想清楚，到底怎么解答自家心中的困惑：当今中国，钱也有了，人也不缺，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是一百多年来发展高等教育的最佳时机，也正急起直追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们是否还能培养出饶宗颐这样的大学者，我心里实在没底。
饶宗颐先生（1917-2018）的学问不必我饶舌，需要叩问的是：他的成功能否复制？如果不行，那是什么缘故？这么提问，目的是拉开距离，思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与学术之路。还记得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先生关注的是科学技术，其潜台词是：因内外各方面的限制，中国大学学西方没学到家；我关心的是人文学，尤其是传统中国文史研究，即便我们全力以赴向西方学习，也会有若干很难跨越的障碍。要想成为一流的物理学家，必须接受现代大学教育；但人文学者不一定，有时反而是未受西式高等教育规训的学者，因生活经验及读书路径不同，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就好像潮人饶宗颐，你听听下面这两段话：“我以为，治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宜除开两障，一是西方框框之障，二是疑古过甚之障”（施议对编纂《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第33页，香港：三联书店，2010）；“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打通的精神生命，一方面是要把握住天人合一的文化大义，一方面要经、史、文、哲互为表里，这样贯穿起来通观全部，学问的背后才能有全体、整幅的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作支撑，这样‘堂庑特大’，才能到达‘通儒’的境界”（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第9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不仅打通古今中西文史哲，还追求通儒境界，如此立说，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而这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中国，实在是个异数。
如此志向与情怀，与饶宗颐的求学经历大有关系，他曾感叹“现在有一个model，特别有天分的人就被限制了”，而自己“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故“不受框框的约束干扰，自由发挥”（参见《饶宗颐学述》第86页）。关于自学成才的好处，作为当事人，饶宗颐先生说了好多。可那都是成名之后的逆推，表面上步步为营，逻辑严密，好像很有道理；但中间只要一个环节出错，便可能全盘皆输。读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很励志，但不能太当真，必须晓得一个简单而残酷的道理：“古来征战几人回！”
其实，饶宗颐的情况很特殊，他家是潮州首富，父亲饶锷又很博学，周边围着一堆文人雅士，随时可以请教。今天你在古城潮州转悠，除了很成规模的饶宗颐学术馆，还不时能撞见饶宗颐故居莼园，或饶先生少年学画的画铺。据饶先生晚年自述，少年时代无拘无束的学习，让他很小就掌握了吟诗、填词、骈文、散文、书法、绘画、佛学、目录学以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等，此等“家学渊源”，使得他谈传统中国文化得心应手。这样的家境，这样的天赋，这样的志向，绝大多数读书人无法望其项背。但即便如此，饶先生日后的出人头地，还是有很大偶然性。不说韩师代课、中大聘约以及抗战中滞留香港，就说这没有正规学历而能任教港大。读罗香林《香港大学中文系之发展》（《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第223-256页，香港：中国学社，1961），方才知道英国东方学家林仰山（F.S.Drake）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扩充专门课目，益以中国美术考古等课”，这才有聘“饶宗颐先生为专任助理讲师”的可能性。饶先生也承认，正因林仰山研究黑陶，教授考古，“所以我搞甲骨文，他很支持，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不能出这两本书”——这指的是《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和《巴黎所见甲骨》（1956），乃饶先生在中外学界安身立命的关键（参见《饶宗颐学述》第40页）。
比起同时代的学人，大凡自学成才的，道路都更为坎坷，需付出加倍的努力。因为，科班出身的，有国内外著名大学乃至名师作为背景，更容易为学界所接受。这就好比武侠小说中的名门正派，行走江湖时，报出尊师名号，马上有所托庇。基本训练好，专业化程度高，学问之路自然走得比较顺，但要说总成绩，不见得就一定比没门没派、自己修炼出来的武功高强。只是后者更讲天赋、机遇、才情与修养，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这里所说的“修养”，不仅指知识技能，也包括修心养性——后者不是学校或老师教出来的，很大程度是自己悟出来的。因此，我才会说“养”很重要——养德性，养学问，也养性命。恰巧陈、钱、饶三人都长寿，尤以饶宗颐为最，其学问与时俱进，且常能衰年变法，有出人意料的收获。因路子是自己闯出来的，凡自学成才者，大都特立独行，且更具想象力与创造力。我开始谈这个话题时，饶宗颐先生还健在，那年他已96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兴致盎然，充满好奇心，实在是个奇迹。
文章迟迟不能定稿，但我的思考没有停止，仍在逐步推进。在《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同舟共进》2016年第7期）和《古城潮州及潮州人的文化品格》（2019年8月18日《南方都市报》）中，我两次提及此会议论文，都标明“未定稿”，且只谈论“作为学者的饶宗颐之所以影响这么大，与香港潮州商会的鼎力支持不无关系”；以及“潮州人除了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倾向于闷声发大财，再就是对读书人有几分敬畏。真假不说，起码表面上，商人与文人互相敬重”。至于此文的主要宗旨，即自学成才的好处与困境，我斟酌再三，一直举棋不定。
最近几年，我曾以此为题，在北京大学研究生课堂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暨南大学、韩山师范学院演讲。不过副题中增加了吕思勉，具体内容也有很大的调整与补充，主要讨论在西式学堂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这四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是如何凭借个人努力与盖世才华，走出一条非同寻常的学术道路，由此引发出关于人文学的边界、方法及可能性的思考与探索。讲稿近期终于整理成文，交专业杂志刊出（《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可还是意犹未尽，有些话不吐不快，于是有了以下“杂说”。
为什么说学问是“养”出来的，各人理解不同，但这句话明显击中了很多人心。当初，华东师大胡晓明教授转发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演讲海报，然后评点：“素养而不是素质，涵养而不是含量，教养而不是教育，学养而不是学位，真有古今之变。”不过瘾，又加了句：“放养而不是圈养。”这当然是有感而发。
这就说到西学东渐一百多年，西式教育已经体制化。流风所及，世人对于什么是学问，大致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必须在现代大学里拿到一纸文凭（最好是博士，起码也得学士）。如此偏见，引两个有趣的故事，看未获大学文凭将面临何种让人尴尬的局面。
1952年，前清进士、现代著名学者、出版家、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元济被要求填写干部“履历表”，其中“文化程度”一栏把他难住了：标准答案应该是小学、初中、高中、学士、硕士、博士，这位光绪壬辰（1892）进士该怎么填呢？张元济最后填的是：“稍能做普通旧式诗文。”接下来“有何著作及发明”，张先生的回答是：“发明何敢言？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对自己的若干著作，张元济自评：“《校史随笔》，一知半解，于史学无涉也”；“《中华民族的人格》，鉴于当时殷汝骊（耕）之冀东独立，痛吾国人格堕地。正在校史，愤而作此”；《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二种，“不过写的书账，不敢言著作也”（参见张元济《履历表》，《张元济全集》第五卷602-6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张元济填报“文化程度”虽不合规，好歹有进士与院士两个头衔，没有人敢轻视。日后声名显赫，成为第六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启功，不仅没有像样的学历，其学术领域也备受质疑。北师大王宁教授两次撰写《用学习和理解来纪念启功先生》（该文初版刊《群言》2005年第10期，增订版刊《随笔》2021年第2期），其中提及“我们曾因为学科的狭窄无法包容启先生的博大，而把他圈在一个并不恰当的、单一的学术领域里；我们曾因为附会时潮，判定启先生的学问‘不是主流’而冷落过他的创获”，最离谱的是，有关方面竟然认定启先生的成果“不是古籍整理”，而要给他的学科点“挂黄牌儿”。下面的描述太精彩了，以至我必须整段引述：
那一次听说要给他的文献学博士点“挂黄牌儿”后，我陪校研究生院和教育部“学位办”来人拜访他。聊了没一会儿，启先生说了一个故事：“左宗棠家里吃饭特别讲究，有几道菜闻名乡里。他去世后，几位厨师都被有头有脸的乡绅抢着聘去。有位官绅抢到了一位大厨。到备饭的点儿了，小厨师们请示菜单，大厨说：‘别问我，我在左府专管切葱丝儿，等我上手，葱丝儿保管又匀又细！’”
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会捧腹大笑的。至于读书多的，则会想到宋人罗大经所记类似故事：“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见《鹤林玉露》第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大笑之余，你我或许会陷入深思。我们这一代学者，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基本上都属于葱丝儿切得又匀又细的“专家”，符合教育部学位办的要求；可扪心自问，比起老一辈学者来，出版了那么多著作的我们，学问真的那么牢靠吗？念及此，我开始追踪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那些自学成才的大学者们，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
经过好几年的推敲，文章终于写成，结尾处，对于当下国人越来越看重学历，越来越炫耀金字招牌，越来越忽略本应十分强大的自我，以至很难再走陈、吕、钱、饶的路子，表示了某种无奈，以及淡淡的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