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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恩林:论儒学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

更新时间:2022-01-22 19:43:20
作者: 董恩林  

  

   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动辄“打倒孔家店”,动辄将儒学作为“专制王权”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批判,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责任全算在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身上。实际上,这里面存在一个极大误区:即孔子虽然创立了儒家学派,发展了儒学理论体系,但儒家学说内涵着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换言之,儒家学说代表和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原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主流的共同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之学、国家之教,不仅仅是孔、孟个人的理论,也不单纯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一派的思想,更不只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个人可以打倒、一家之说可以批判,民族之学、国家之教,只能发展不能打倒,只能修正不能批判,犹如不能抛弃自己的父母、祖宗一样,也恰如欧美发达国家至今仍然谨守基督之教一样。

   遗憾的是至今中国大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仍然抱着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思维,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能正确认识儒学的内涵与价值及其历史地位,相当武断地反对把儒学意识形态化,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终结,为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只把儒学作为一个学派、一种学术加以研究;更遑论普通民众对儒学的思想认识!

   一、“儒”是先秦时期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的传承者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或体现在本民族的宗教里,或凝聚为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体系。西方有天主教、基督教,中东有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方有儒学。众所公认,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儒学为主,释、道为辅。释由外来,儒家学派由孔子所创,道家由老子所创。难道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个人创造?显然不合逻辑。这就有必要追究“儒”从何而来?弄清儒家学说为什么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主体思想文化?

   近代以来,直至目前,先后有很多学者“原儒”,即追溯“儒”的本源。如章太炎、熊十力、傅斯年、胡适、冯友兰、郭沫若、侯外庐、钱穆等学者均有相关探索,当代学者如徐中舒、杨向奎、庞朴、崔大华、叶舒宪、陈来、何新、刘忆江、傅剑平等也多有这方面的专论。这些研究,大体不外两个方向、两种方法:一是从历史学、语义学方面去追寻“儒”得名的由来,如章太炎、傅斯年、胡适、冯友兰、徐中舒、庞朴等。他们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及《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的记载,结合中国远古至夏商周三代历史,以为“儒家学派”为孔子所创,“儒”则产生于孔子之前,由夏商二代的祝宗卜史而演变为西周的师儒,再因西周末王官失守而转化为社会上为人治丧相礼、聚徒教书的职业术士,孔子之儒正是春秋时代治丧相礼、聚徒教书这一层次的产物。庞朴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儒学》详细演绎了祝宗卜史到儒的全过程,说明了“儒”的来源问题。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寻找“儒学”的思想渊源,以杨向奎、陈来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儒学起源于西周礼乐文化。其中,陈来先生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一书中对上述“原儒”成果作了全面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巫觋、卜筮、祭祀、天命、礼乐、德行、师儒等七个方面,层层推进,全面论证和梳理了儒家思想的来源,既肯定了章太炎等“原儒”成果的积极意义,也指出了方法论的不足。他认为孔子儒家思想来源于西周礼乐文化,西周文化又是古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并引杨向奎先生所言:“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这种角度的“原儒”解决了“儒学”的来源问题。那么,孔子所创立的学派为什么称为“儒”而不是其它名称?这个“儒”与儒学内涵有什么必然联系?显然需要从上述两个角度加以综合考察,方可得到合理解释。

   我们知道,中国春秋以前无私学,“学在官府”,即由官府垄断学校教育和学术文化,那么,官府由哪些人掌握这个“学”呢?这就是“师”、“儒”,《周礼》有明确的记载。《周礼·天官冡宰》记载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其中有“教典”、“礼典”,其下属小宰则有“教职”、“礼职”。郑司农注:“教典,司徒之职;礼典,宗伯之职。”大司徒的教职、教典具见《周礼·大司徒》所载“十二教”,其前六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日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明显为礼乐教化。《周礼·天官冡宰》记载太宰通过九种职事来维系万民,其中“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即是从事礼乐教化者。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徳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敎民者。”贾公彦疏:“三曰师以贤得民者,谓诸侯以下立敎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徳、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四曰儒以道得民者,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徳。”这就是说诸侯之儒氏,同天子之保氏,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师氏、保氏就是大司徒手下履行教化之职者,《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可见,师、保之职其来很远,在周代是国王的左辅右弼,地位重要。师氏、保氏具体职责的内容见《周礼·地官司徒》所载:“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即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至德即中和之德,敏德即仁义之德,友行即尊贤良,顺行即顺师长。“保氏”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日车马之容。可见,“师”负责教化德行,“儒”负责教授知识、技艺。但在基层则合而为一,通称师儒。故《周礼·大司徒》记载如何“以俗教安”的六个方面中就有“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据贾公彦疏,这些师儒多是退休乡贤,“联”即乡闾弟子连合而同就师儒受教。“师儒”则教“万民”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姻即婚姻之亲,任即诚信,恤即慈善济贫;六艺即上文之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至于宗伯所掌礼典、礼职,考之《周礼·春官·大宗伯》可知都是具体的礼乐活动与仪式,“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如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有道者即上文所说保氏、儒氏,有德者即上文所说师氏。

   那么,师儒们凭借什么对民众、对学子进行德艺教化呢?这就是当时与“六艺”并行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六经”在经过孔子整理之前即已是西周德艺教育的教材,这在《礼记·王制》有明确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四术即《诗》《书》、礼、乐,四教即春、夏、秋、冬之教。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云:“术是道路之名,《诗》《书》、礼、乐是先王之道路。”“《诗》《书》、礼、乐,乡学国学皆以此为教。”即全国师儒都用《诗》《书》、礼、乐作教材。这里的“礼乐”既是指礼制、乐理,也是指记载礼制、乐理的《礼》经《乐》经,因为礼制、乐理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典籍是无法教授给学生的,学生也是无法学习和阅读的。当时社会各阶层诵读《诗》《书》的情况,先秦史书记载也很多。如《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楚城濮之战前选帅时,赵衰推荐郄縠为帅,说“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这里的“礼”、“乐”既是指《礼》《乐》之经,也是指经所载礼、乐内容。至于《易》,在孔子所修《春秋》及三传中有广泛引用。孔子之前,《春秋》之类史书也是教育的基本教材,《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所说“春秋”显然不是指孔子自己“作”的《春秋》,《礼记·坊记》也载:“子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春秋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孔子之前,已有不少《春秋》史书作为国学乡学的教材使用。这些都表明前孔子时代,六经作为传统经典不仅是各级学校的教材,也是社会贵族阶层普遍诵读的书籍。

   综上可知,西周师儒共同承担着国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大任,师负责道德品格、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工作,儒负责行为与技艺、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工作,《诗》《书》《礼》《乐》“四术”由儒者掌握并传授,这大约是后世“儒术”之称的来历;在基层,则师儒合一,共同担当德与艺的教育之任。其所教“六德”、“六行”、“六艺”、“六仪”及其经典《六经》正是夏、商、周以来逐渐成型的华夏民族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体系,也正是孔子所创儒家学派“仁学”、“礼学”、中和之道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正如刘向《七略》与《汉书·艺文志》所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应该说明的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革命性批判和盲目性疑古,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周礼》等先秦文献所载历史事实与思想理论持怀疑态度,这是很可悲的。我们姑且不论一百多年来疑古思潮所得出的结论许多早已为出土文献所推翻,单从人类思想文化传承逻辑来看,为什么全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不怀疑、不放弃其传统固有文化与圣经(如天主教、基督教《圣经》)?而我们中华民族却要自掘“祖坟”、自毁“长城”、自抛“国教”?

   春秋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孔子聚徒讲学,以六经为本,被人视作“师儒”。从《礼记·儒行》所记社会上“常以儒相诟病”,以及《论语·雍也》所记孔子对子夏的教导“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语来看,儒士在当时已是普遍之称,社会地位不高,且有高低之分,故孔子并不以“儒”自居,所谓“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表明孔子以“师”为称;孟子也不以儒者自居,而提出了“为王者师”(《孟子·滕文公下》),“圣人,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的目标。但从孔子对“儒者”十六种品行的总结来看,他眼中的“儒者”是兼师德儒艺的(《礼记·儒行》)。从汉代以后历代帝王续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情况来看,孔孟一派确是兼春秋以前“师”“儒”二职的。换言之,由于孔子及其弟子坚持以传统六经为根据、为职志,以推广私人教育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使儒者的地位逐渐提高,兼任三代以来的“师”“儒”之职,从而成为华夏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体系的代言人和传播者,最终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儒家”遂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最大阵营。

   由此可见,孔子所创立的学派之所以被称为“儒”,正是因为他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先后由祝宗卜史和师儒掌握并传授的华夏民族主体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也就是说,儒学所传承的儒家思想是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渐成型的华夏民族主体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儒”在孔子及其后学的努力下,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象征符号。陈来先生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八章“师儒”中指出:“儒家思想之发生及其所以可能在汉代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或主导地位,除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这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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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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