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欣人:儒家文化视域下跨文化传播观念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2-01-20 21:21:18
作者: 李欣人   李承志  

   摘要:"和"的观念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基本取向,可以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交往取向的本土化精致表达,但同时需要文化主体在奠基性的本源哲学体认上作出必要而适当的建构或调整,重新确立跨文化传播的主体性。只有符合"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交往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将儒家传统文化智慧融入世界治理体系,是全球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实践需要加快由"传播"到"交往"的转向,对文化"走出去"的主体变革也提出新的要求。 

   关键词:儒家文化;跨文化传播;民族性;现代性;主体性

   作者信息:李欣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承志,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于实践需要,开始从西方引进跨文化传播学,但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对内、对外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已然如火如荼,跨文化传播所牵涉的议题和话语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不断延伸,但中国的跨文化实践尚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尤其是正确的观念指导,导致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误区。消除误区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开放性地吸收和借鉴外来理论,还取决于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自身传统。实际上,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儒家文化早已融入国人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对建设当代跨文化传播观念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资源亟待我们开发1。因此,儒家文化是当代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建设无法绕过的重要维度,对于重构现代国际交往规则、理念和思维具有重要价值。

  

   一、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儒家文化”可以被视为“儒学”范式下的一个具体学科(Discipline),规范在“小文化”的意涵范围内使用。但如果基于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理想的”(Ideal)、“文献的”(Documentary)、“社会的”(Social)这三种对文化的相互联系的定义来看2,儒家文化就是包含“儒家”追求、“儒学”范式以及二者在学术和生活上的具体践履在内的一个整合体系(Integrated System),可视为一种“大文化”。“应该承认,儒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伦理原则,也是一种文化结构模式”3。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儒家文化”观照“跨文化传播”,便不再仅是同维度的学科知识间的渗透,还应包括“儒家文化”的哲学理想观念以及社会历史实践对“跨文化传播”跨维度的指引与证明。

   文化主体性是跨文化传播或文化间性的产物。如果文化仅向自身内部观照,没有发生跨文化传播或文化间的互动,文化主体性或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的意识便很难出现。随着全球范围内跨文化传播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自近代哲学主体性转向后主客架构的思维模式逐渐固化为人类主导思维模式以来,文化领域内的主体性观念被不断得到强调。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主体性”概念,即“本土文化对现代化的主动适应”4。另一位较早提出“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是楼宇烈先生。楼先生所说的主体性,大致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民族的精神和传统”“只有坚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才能理智地、有针对地吸收对方文化中的有益养料,滋润、丰富自己,逐步改变弱势地位。反之,若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则只能被对方文化所同化”5。事实上,文化主体性的缺失,甚至可以导致中国盲从于其他文化标准,而不惜突破自身的文化底线,自甘于被削足适履地置于他者确立的框架之下。

   从国际跨文化传播理论演进的当代趋势看,随着后殖民主义话语在消解中心、消解权威的后现代主义的加持下兴起,批判文化霸权、倡导多元文化的研究渐成潮流。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便开启了“去对象化”的转向:“即由服务于西方社会的对外扩张和控制,转向探寻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共存之道。”6在全球文化场域中,文化间原本牢固的壁垒被打通,整体的思维方法与一体化的全球意识(Global Awareness)成为了认识世界的必然要求,从西方文化的“独白”走向不同文化的“对话”,已成为跨文化传播发展的大势所趋,跨文化传播的“交往”取向遂被凸显出来。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我国建构正确的跨文化传播观念有很大启发,在交往理论的视域下,“主体性”(subjectivity)范式被“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或译主体通性、主体间性)范式取代。在交往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范畴后,从主体间性的交往角度观照跨文化传播,建立以差异与多样性为前提的文化间关系,使各文化主体在既定的交往原则与秩序下,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放弃持守自己旧的主体性,通过对话达成一致并生成新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这种交往观念使当代跨文化传播观念得以重塑,也使人类文化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可能。这也是我们从儒家文化考察儒家跨文化传播观念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

   事实上,儒家文化的认同体系中始终有一种对于“关系”的肯定和交互性的强调,这种“和谐策略”被赵汀阳称作“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以某种独立存在为根据的眼界是看不到世界的”7“共在(co-existence)是存在(existence)的存在论条件”8。“孔子改进”之精髓——“和”应被视作跨文化传播主体间性交往取向的一种本土化精致表达,但这应以正本清源地纾解“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的内涵与价值为前提。就像孔子所指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9(《论语·子路》)那样,“和”与“不同”相辅相成。一方面,“不同”是“和”的前提。与“八音克谐”“五味相合”的前提是音符众多、味道非一同理。全球文化之间的“和”应以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为条件,而文化多样性则由“不同”的文化主体性构成。另一方面,“不同”是“和”的目的。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包含但不仅限于跨文化比较,因为除了“不同”文化的共知、共享之外,文化对话与交往的目的还在于文化主体在了解差异与“不同”之后,对自身主体性作出反省、调整以及重新诠释,也就是产生文化各自新的“不同”的主体性。总地来看,“不同”之“和”强调在一种共同认可的全球意识基础上,秉持价值平等、相互尊重与开放交往的态度,将世界视作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这种观念出发,在处理跨文化传播文化主体间关系时,能推己及人、换位思考,通过主体间性对话与交往的方式消解文化间的差异与争端,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⑩的理想境界。

   “和”“同”所体现的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差异,也可从训诂汉字的角度做出说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和”解释为:“相应也,从口禾声”,将“同”字解释为:“合会也……口皆在所覆之下,是同之意也”10。可见“和”“同”本可用来描述口语时代的舆论表达状态:前者是保留众多表达者主体性的口口相应的理想交往状态;后者是丧失表达者主体性的千口同腔。“和则可否相济,同则随彼可否。”11保留独立主体性的“相济”与放弃自身主体性的“随彼”是“和”“同”的差别之一。前者便如调羹时的五味相合,相济为美;后者便如以水济水,以盐济盐。12故《国语》中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4)。这即是说“和”意味着双方或多方能够超越各自的旧有主体性,而获得新的主体性并建立交互主体性;“同”则只意味着旧有主体性之间的同化与消灭。因此,能否产生新的主体性是“和”与“同”的另一差别。从这个角度而言,“和而不同”比“求同存异”更适合作为当下跨文化传播的指导观念。

   “和”虽是儒家跨文化传播观念的基本取向,却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原理。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便说明了“和”仅是“礼”层级上的具体实践形式。儒学在学理上常被划分为“仁—义—礼”三个观念层级,三者关系大致可以表述为“以仁行义、以义制礼”。其中“仁”“义”通常具有形上性和普遍性,而“礼”一般指人为的、特殊的社会规范。“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则表明“礼”层面上“和”的性向应以作为普遍性形上基础的“仁”为依据。换言之,没有“仁”“义”奠基,“和”的伦理功能甚至存在可能都要被质疑,“故义以分则和”(15)。承认“仁”“义”是“和”的依据,便等同于承认“和”的前提是“性善论”。孔子在论述“和而不同”时,特别强调君子小人之别,并指出“和”的主体只能是君子。“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试想,一文化主体不笃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其源初体认不是“仁”“义”,而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16)的战争状态或不“知止”13的“人待人如豺狼”(18)的自然状态,那么文化间就彻底失去了对话与交往的可能进而陷入“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的跨文化传播僵局。因此,“对话愿望和开放的心态”更需要文化主体在奠基性(foundation-laying)的本源哲学体认上作出必要而适当的建构或调整。“和”虽然可以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指导观念,但在实践层面应根据具体条件的不同守经达权,尤其是面对认同“性恶”“尚利”的文化主体时。

   所以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没有必要执拗地渴求西方的价值认同。当因渴求被理解而放弃文化主体性,尤其是放弃奠基性的本源体认时,渴求理解本身就变得危险,从而陷入杜维明所谓“外来边缘化”的陷阱。“因为西方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领先,所以具有强势的话语权,经常会超过对话的边际,对其他文化产生错位的解释,尤其容易把深邃的精神性命题讲得简单、表面。”(19)当前中国尤要注意避免舆论表达上的“外来边缘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彻底地解构国际跨文化传播领域中由西方主导的固有价值标准,并重构一种能够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标准,否则“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14的局面不可能得到彻底扭转。从这个角度而言,“话语权的实质是文化主体性”15。过去一段时间内,在有争议的国际重大议题面前我们总是指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双重标准”,但根本上是由于缺乏在对话的基础上解构西方固有标准而建构新标准的文化主体意识,未能跳脱“同而不和”的窠臼。

在学理之外,儒家文化回应跨文化冲击的历史经验,也值得我们思考借鉴。儒家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包容与交流共生,在面临文化冲突时,儒家虽将“和而不同”视作根本观念,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形中,对“不同”的强调更胜于“和”。例如在孔孟所处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的中国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轴心时代(axial age),儒学在面对杨墨、佛老乃至西学等不同文化在不同时代给儒家带来的不同程度上的跨文化危机时,总能化危机为转机、化死地为生机,化干戈为玉帛,描绘出华夏大地上诸文化恒久不衰的共生共荣的和谐图景。儒家“拒杨墨”“辟佛老”的态度,也表明了不同文化的共生交往与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并不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092.html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21年第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