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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中华法系的现代意义:以律典统编体系的演进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2-01-16 08:03:14
作者: 张生  
面对世事的情伪无穷,律典有限的条文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故而规定了“律无正条”,在体系上通过“轻重相举”进一步扩展律文的适用;设定“违令及别式”“不应得为”等条款,将违反令、式等法律形式的犯罪纳入到律典处罚体系,并赋予裁判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衡处理律所不载的轻微犯罪。

  

   四、大清律例:律例统编的双重构造

  

   垂直构造的唐律疏议,具有逻辑严谨、事制统一的体系优势,便于知晓遵守、便于适用,可以实现同罪同罚的公平性。但是,垂直构造具有体系封闭性的缺陷,面对社会变迁,五刑二十等缺少适应时变的弹性,律典所规定的犯罪类型终归有限。至唐朝后期,为适应动荡的时局,唐宣宗大中年间颁行了大中刑律统类,即“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唐律疏议垂直构造的体系,开始被格、敕等特别法所打破。

  

   从“刑律统类”到“格例法体系”

  

   继唐朝末期的大中刑律统类,又有后唐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显德刑统的颁行。宋刑统因于显德刑统,又多有革新,如修订者窦仪在进刑统表中所说:“贯彼旧章,采缀已从于撮要,属兹新造,发挥愈合于执中”。宋刑统延续了唐律疏议十二篇的垂直构造,又在此基础上采纳了“刑律统类”的水平结构,将晚唐以来行之有效的格、敕严加甄选,分门别类统编于律文之后。与唐律疏议和显德刑统相比较,宋刑统对律典体系的贡献在于四个方面:

  

   其一,进刑统表列于正文之前,在结构上近似于一个简短的法典序言,比之名例律的“序文”,考古的功能大为削弱,而对法典的主旨、法典体例、法典修订事项、法典修订人员、新法颁行及旧法废止等皆阐述明白。这一个序言具有实务风格,不啻一份阅读、适用法典之提要。其二,秉承实用的风格,将唐律与律疏合为一体(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唐律疏议),删除每篇开头的篇目疏议,某些地方根据宋朝实际略做调整,对字音、字义难懂者加以注音、注释。为避免小注混淆律文,特加“释曰”,以示区别。其三,法典分设“总目”“目录”两级目录,在十二篇的框架下,将律文502条分为213门。以目录加强垂直构造的体系性;以门类划分,既可总事类,又可便于具体制度适宜时代的完善发展,作水平结构的扩展。两级目录与门类划分相配合,保障规范条文增多的情况下垂直体系不散。例如,唐律将五刑分为5条,十恶却为1条(条文仅为罪名,犯罪构成不得已放到律注和疏议之中),条文及律疏长短不均,宋刑统将五刑为一门,十恶为一门,功能聚合,结构更为严谨。其四,对唐律疏议增加三百多条(款),但并不破坏固有的体系结构。增加令、格、式、敕177条,起请条32条,均分统编于相应的律文之后。将整部法典之内“余准此条”44条,归为一门置于名例律之末。增加之“小注”60余条、增补“疏议”23则,也皆在条文之内。

  

   在北宋建立之初,宋刑统在不打破唐律固有垂直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分门统编单行法规的方式,解决了三百年前的律典,适应现实治理的问题。然而,随着宋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会法律问题,宋刑统无法提供适于现实的处理规范。于是,宋代经常通过编敕、编例来造法,随形成了以敕破律、以例破律的问题。宋刑统又面临着体系与规范失灵的问题。南宋单行的敕、令、格、式越来越多,于是有条法事类的汇编。条法事类是水平结构的汇编体系,但延续了宋刑统“分类统编”的方法,以门为重要汇编单位,门之下再分类别。

  

   元代没有颁行统一的律典,其法律体系以“条格”和“断例”为主体,可以称作“格例法体系”。元代编纂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时,均采取“类集汇编”的方法,将诏书、圣旨中可以“永为法则”的条画以有无惩罚性内容为标准分别归入条格或断例的“类”中。“条格法体系”对中国古代律典体系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集类汇编”格例的门类标准已有改变,延续宋代“条法事类”的汇编方式,不再有唐律的“罪律”与“事律”的区分,汇编均是“事类”,且事类的门类不限于唐律十二篇,大元通制中已有二十个门类,元代地方汇编的元典章,开创了以六部为主体的事类分类体系;另一个方面,“断例”成为汇编的重要来源,经过抽象化立法程序的断例进入到“格例体系”中,新问题、新案件可以持续转化为法律体系的新规范。

  

   从律例并行到律例统编

  

   大明律之编纂,最初仿效唐律十二篇体例,最终改为七篇体例。明太祖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时直接主持,在御制大明律序中亲自阐发大明律之主旨。全律分为30门,较宋刑统增加公式、课程、钱债、仪制等更多事类;律文460条,看似少于唐律500条,而实际内容更为丰富。在体系上与唐律所不同的是,总则名例律之后,按六部职事分编。后世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在律外另行编修问刑条例,以补律之不足。最初问刑条例与大明律并行,至明万历年间,主持修订问刑条例的刑部尚书舒化提出:“依律以定例”“立例以辅律”。自此,形成了“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律例统编体系。明代律典体系的贡献即在于律例统编,律与所附之例构成了一个微观的水平构造体系,此一统编方式对清代律典的编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明律的另一体系特色,就是载律文前附有《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服制》《例分八字之义》等,这些图表成为律典的一部分,对于学法、用法甚为便利。

  

   清律的修订历时近百年,顺治朝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朝也进行了修律和定例,雍正朝编订了大清律集解,乾隆朝颁行了大清律例,最终成为清代经久行用的律典。大清律例继承了大明律的体例以及实用风格,在律文之前附列例分八字之义、诸图、纳赎诸例图等,律文更是减少到436条,颁行时附例1049条。为了强化律文的规范功能,大清律例删除了律文后的总注,“其中有于律义有所发明,实可补律之所不逮,则竟别立一条,著为成例,以便引用”。

  

   清代较之明代,进一步完善了律例统编体系,将条例的增修制度化。在大清律例颁行之前,“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在大清律例颁行之后,为删修旧条例,增补新条例,“(乾隆)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改五年一修”。乾隆年间,就曾先后九次修订条例,“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律例统编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律典编纂的重要成果,由序文、总则、分则构成的律典,确立了整个律典体系中的价值理念、基本规则、基本制度,是维持整个律典体系稳定的基础;附于律文之后的条例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加以修订,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五、古代律典体系的现代意义

  

   从公元前五世纪末期的法经,到公元七世纪的唐律疏议,再到十八世纪中期颁行的大清律例,在两千多年的体系演变进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律例统编体系:在价值理念的统领下,以精湛的立法技术,将垂直构造与水平构造统编为一体;既能维持体系的稳定,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律例统编体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法制成就,其中蕴含的活的法律文化基因,对提升我们社会主义法典编纂水平不无裨益。

  

   律例统编体系的现代意义

  

   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律例统编体系作为成熟的律典体系,经历了漫长的而连续的演进历程,才结出正果。在这一演进历程中,价值理念是统编体系的灵魂,也是体系演进的动力。战国时期的李悝,正是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指导,编纂了体系化的法经。商鞅改法为律,取义“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典理性精准的价值理念。至唐代,立法者在名例律“序文”中系统阐述了律典的价值理念:律本于天道,为“丕天大律”,刑罚的目的,在于以刑去刑;古圣贤治国,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律典当简明画一,繁苛之法无善治。这些价值理念为后世立法者所尊奉。自宋刑统以后,修律大臣通过进律表,定律的皇帝通过御制律序来宣示律典的价值理念。实际上,进律表、御制律序已成为律典的一部分。有的皇帝不一定在律典的序言中直接重复“简明画一”,但会通过律典的条文数字来表达这一理念。例如,朱元璋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没有直言“简明画一”,但是定律460条,要比唐律500条更简明。清乾隆皇帝制定大清律例,律文436条,比之大明律又有所减少。明清两代的皇帝好像是在立法竞赛,看谁的律典条文更少,更简明。

  

   明清律典之所以能够比唐律条文更少,是因为明清时期的体系化技术更强大了。大清律例颁布之时,律文436条,律文之后所附条例有1049条。清朝的立法者接受了唐宋以来的一个重要观念:世上不存在“金科玉律”。精雕细刻的唐律疏议曾为一代律典的楷模,但两百年后就需要大中刑律统类来补充。宋刑统大大扩展了唐律疏议的条文,可是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以敕破律、以例破律的问题。清朝立法者面对以百年为周期的社会变迁,深刻体悟到了追求“金科玉律”终不可得,唯有通过统编体系来解决漏洞弥补和法律更新问题。大清律例的律例统编体系包含了两重统编结构:第一重是御制大清律例序、律文之前所附《例分八字之义》等图表、总则、分则的统编,这一重垂直构造体系具有简明性和严谨性;第二重是律例统编体系,律文和所附条例,形成一个水平构造,条例可以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修订、更新,这一重结构通过条例的动态修订,具有开放性和适应性。

  

   大清律例的制度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其“法典应简明画一”“制定法不完美”的理念,以及律例统编体系,却可以作为改进我们法典编纂工作加以借鉴。诚如现代学者所说:“正视多元开放社会的现实,打破法典圆满性的迷思,在追求体系化的同时,先预设了体系的不完美”追求法典的完美,终究会被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所嘲弄,理智的选择是建构法典与条例(裁判要点、单行规则或法律解释)的统编体系。在条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通过修正案修订法典。与古代律典相比,现代法典已经拥有更多的体系化方式,无需因循传统立法结构,不过,古代数千年的律典体系化经验和理念还应加重视。例如,古代律典通过注疏、序言来宣示简明的价值理念,而现代法典极少在结构上设置序言,往往通过立法目的条款、指导思想条款、法律原则条款来设定。纵然拥有现代立法方式,“简明画一”的理念还应该遵循,因为一旦立法目的、立法原则过多、逻辑不统一,就会造成难以贯彻或者是施行中产生矛盾。

  

   大清律的统编体系虽然具有稳定性和适应社会变化的功能,但律例统编体系仍然需要进行体系维护。任何一部法典,实行久了都会产生规范堆积的问题。大清律例施行一百年以后,在历次修例过程中,条例数量不断增多,其中有23条律文每条附例在20个以上,附例最多的“有司决囚等第”条,附例多达61条,仅附例的字数就多达8200字。已经背离了“简明画一”的理念。我们现代法典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适用久了所就需要对条文和附属的法律规范进行清理。

  

   体系化的立法技术的运用

  

律典体系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往往是诸多的立法技术、新制度成熟以后,在重大立法机遇中才迎来律典体系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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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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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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