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认同对象正常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样也存在这样的表达问题，甚至更为突出尖锐。首先，包含民粹主义的盲目排外或极端排外特点。这种非理性表达有的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短视理解之上，并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例如，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包括豁免非洲及一些不发达国家债务，不少网民认为自己的脱贫工作还在艰难进行，加大对外援助是“穷大方”“冤大头”的表现，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对于国内高校给予外国留学生较高的超国民就学待遇，很多网民也表达了激愤情绪，认为这些留学生素质不高，而且国内很多贫困大学生生活艰难，很难理解政府对外交往方面的长远布局。这种非理性表达有的还与潜在的种族主义情绪密切相关，典型的表现就是“嫌贫爱富”，如对非洲人、南亚东南亚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排斥和歧视。如网络上充斥的对黑人毫不掩饰的歧视性称呼，以及对邻国人民的“阿三”“棒子”等蔑称。近年对西方国家的排斥情绪也在增强，“白皮猪”等蔑称在一些军迷论坛上屡见不鲜。其次，热点敏感化和应激情绪化的特点。从敏感化来看，从外国企业的产品广告到影视体育明星的言词，各种被发掘出来的所谓“辱华”事件不断出现，其中固然有一些损害了中国国家尊严，但也有很多属于过度敏感、上纲上线的范畴，实际上体现了网民的不自信。在应激情绪化方面，网民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网络推手博取眼球的刻意煽动形成互动，充斥着以偏概全的内容传播、歇斯底里的反对声浪。例如《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征求意见稿)》引发的网民“众怒”，被刻意误读为中国要大量开放外国移民，不仅挤占国内公共资源，而且汉族大搞计划生育，为的居然是给外国移民腾出“生存空间”。再如，某知名高校给留学生搭配“女学伴”引发的反对和嘲讽声浪，也被刻意与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三千万光棍等社会问题搅和起来，起到煽动激愤情绪的传播效果。再次，弱国心态与沙文主义摇摆转化的特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兴起极为重要的背景就是古代天下秩序的辉煌与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形成的巨大民族心理落差。在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中，很多网民不自觉地持有弱国心态、悲情意识，尤其是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国耻、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通过历史的烙印刻画为潜伏于民众内心强烈的压抑感、屈辱感，一旦遇到相应的涉外事件，就可能形成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喊打喊杀，情绪表达趋于暴力化。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又遭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打压，很多网民逐步在弱国心态与强国心态之间摇摆，又滋长了沙文主义情绪，在对外交往中反对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热衷于维护甚至以武力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海外势力范围，要追求印度洋出海口等。这种沙文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也有交集，往往在宣扬时引证雄唐盛汉时“虽远必诛”的事迹和气概。最后，网络集群化与党同伐异的特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参与者一方面形成了一些日常集群的虚拟场所，如贴吧、各种论坛、微信群等。通过常态化的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强化，并且由吧主、群主、论坛管理员等通过空间管理压制和删除不合群言论，完成去个体化，形成认知黑洞和群体极化。这种网络集群相互之间以及对外来讨论者有着党同伐异的效应。例如汉民族主义者与各种少数民族网络论坛之间相互的语言挑衅与骂仗。另一方面，这种网络集群由于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身份意识，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例如，在互联网上影响力极强，有3300多万关注用户、累计发帖近10亿的百度“李毅吧”(帝吧)曾多次翻墙(指通过vpn跨越网络防火墙)“出征”脸书等境外网络传媒，宣扬民族主义。在反韩流期间，也发生多次针对韩国明星贴吧的“爆吧”事件。

　　 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方式来看，除传统的网络论坛外，还形成了粉丝民族主义、二次元民族主义、短视频民族主义等多样化面孔。时政论坛、军迷论坛、民族文化类论坛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网站等，是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较为持久发生影响的场域。较有影响力的如“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铁血论坛”“天涯论坛”各相关时政国际关系分论坛，儒家网等。在这些网站和BBS论坛里，各类时政信息被充分讨论着，跟帖中有大量非理性言论、情绪化声音，这些网站和论坛也是流言、谣言传播的温床。饭圈文化和“粉丝民族主义”是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新的寄生之所。饭圈即粉丝群，是明星粉丝线上线下聚集的场所，在很长时期内尤其是韩流文化影响期间，饭圈文化与政治是隔膜的。但自从2016年相继爆发“周子瑜事件”和“萨德入韩事件”以来，明星粉丝群逐步形成了极为敏感的政治正确观，饭圈文化与“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衍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粉丝民族主义”[7]。在正常表达的同时，粉丝民族主义在言行上带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全面封杀、集体爆吧、相互咒骂、人肉曝光等网络暴力充斥。在新的传播意象与方式上，二次元民族主义契合青年人亚文化圈子，迅速流行[8]。二次元指二维表达的动漫形式，反映中国近代军事外交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仅第一季半年点击量就超过5亿。在B站等视频网站，类似动漫的播放与弹幕，形成了网络民族主义者新的呈现面孔。《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用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形容国际关系，被青少年网民广为接受，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兔粉”。但是二次元民族主义在基本价值观尚正确的前提下，也包含了大量非理性表达。比如，把中国比喻成“兔子”，把美国比喻为“鹰酱”，纯粹以实力外交来说事，赤裸裸地表达“强则争霸”的心态，背离了中国推崇国际关系平等化、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主张。随着抖音等短视频自媒体在商业上的兴起，短视频民族主义也应运而生。短视频通过社交化视听的场景消费，碎片化、分众化的情感消费，定制化的精准消费[9]，形成了独特的传播方式和消费逻辑。作为新闻热点的民族主义言论、影像能够带来可观的持续流量，因而受到资本和新媒体创作者的热捧。在短则十几秒、长则数分钟的短视频中，相关民族主义表述被高度碎片化，要想足够吸引眼球，必须充分满足网民的情绪化需求，抓住一点、不论其余，呈现出高度去语境化的特点。在这种影响下，各种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历史积怨等非理性情绪在泛娱乐化和资本操控中得到宣泄。

　　

　　 三、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现实危害

　　

　　 持续活跃、时而火爆的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因其广泛的网民群众基础、多样的传播场域途径，形成了持久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其包含的非理性因素也由此在多个方面产生了现实危害。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现实危害性不仅停留在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层面，其对民意的“绑架”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现实的国家政策；这种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种危害性不仅作用于虚拟网络空间，也延伸到线下现实社会关系。具体而言，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无论是狭隘民族主义还是汉民族主义，都是破坏民族团结的重大隐患。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即民族分离主义与国外反华势力、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相互勾结，给国家安全、边疆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即使是停留于网络言论层面的非理性民族主义表达，也在口水战中制造和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典型的表现是纠缠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夸大或片面聚焦于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否定多民族交融汇聚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正确历史观。在这方面，互联网上汉民族主义的情绪化、悲情化表达更为明显。例如，“明粉”和“清粉”的口水战，对清朝入关之后民族冲突、民族压迫的不适当渲染；重新“发现”历史，对五胡十六国时代冉闵的推崇，鼓吹其“杀胡令”拯救了汉民族；对近代“同治回乱”中民族冲突历史的发掘等。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民族团结的损害还结合了一定的具体利益，延伸到现实政策。例如，一方面，部分汉族网民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牛羊肉补贴、宽松计划生育的否定和攻击性言论，片面解读相关政策，并试图在现实中阻碍相关政策实施。另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网民对跨境宗教的忠诚超越了对国家的忠诚，把非理性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扭合在一起，这种举动不仅受到汉民族主义的强烈抨击，更是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离。

　　 其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掣肘国家外交政策，损害国家长远利益，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利己主义，违背中国外交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观念的“支持者”以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以此在网络上看似占据道义的“制高点”，通过片面化、极端化、情绪化的宣泄博取了众多网民的眼球，甚至一定程度上把持了涉外公共舆论，最终对国家外交政策造成了牵制，削弱了外交事务处理的弹性。一些情况下，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言论还被别有用心的人带偏，故意唱民族主义高调，绑架舆论，刁难政府相关政策，产生影响极坏的“高级黑”效应。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上有多种倾向，包括保守孤立倾向和争霸扩张倾向等，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违背，也不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保守孤立的网络舆论倾向反对中国履行必要的国际责任，片面理解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反对对外援助政策，不利于中国“走出去”和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争霸扩张的网络舆论倾向违背了我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发展政策，背离了亲诚惠容、与邻为善的友邻政策，易在邻国中产生疑虑和压迫性影响。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言论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社会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对外话语体系。同时，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展的新的伟大斗争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容易破坏斗而不破的斗争节奏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再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多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紧密结合，形成共振效应，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民粹主义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产生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两者作用机制类似，都自称代表平民/民族利益，试图以此确立自身的合理性，因而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两者都基于某种简单化、片面化的政治思维，追求直接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也都存在着以维护“多数人”利益为名损害少数人合法利益的“多数人的暴政”现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也存在重叠之处，前者从古代中国的显赫武功和封贡体系中寻找支撑民族自大心理的历史依据，后者从民族主义中找寻持续存在和广泛发挥影响力的现实依托。两者在文化民族主义中形成理论与认同交集，并试图把儒家的天下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以附会。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也形成了某种呼应。尽管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是美国等国家的倒行逆施所致，但中国互联网上也存在着诸如“封锁个十年、八年，什么都有了”之类的盲目乐观情绪，还有的甚至提出主动、尽快与西方脱钩等主张。这种技术民族主义的偏激主张势必构成对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战略的严重干扰[10]。此外，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特定情境下形成了奇特的瓜葛。譬如，争论外蒙古独立、白龙尾岛、长白山天池等相关主权事件的“责任”问题等。这些打着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说辞，其实质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一味抹黑，用意十分险恶，危害极其严重。

最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破坏了网络言论表达秩序，加剧了网络暴力，损害了社会团结与稳定。网络的匿名性使现实生活中有着重重顾虑的人在网络中表达言论时失去了对规则的顾忌，沉默的螺旋原理又使得网民们更偏向于表达偏激、极端的言论，以引起注意和认同来占据“民族大义”的道义制高点，“爱国无罪”的“道德帝”心态，以及相互认同和排斥不同的从众心理，使得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言论表达更容易充斥语言暴力。包括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讽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而且经常在信息碎片化、局部化的情况下直接“开喷”，以非理性民族主义思维抓住一点、不论其余，上纲上线。包括网络污名化，动辄指责不同意见者为“汉奸”、“卖国贼”、“香蕉人”(黄皮白心)，面对理性分析、冷静思考者，将其嘲讽为“公知”“理中客”等形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