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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中国宗教的人文信仰

更新时间:2022-01-13 00:55:50
作者: 楼宇烈 (进入专栏)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不是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本身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自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来华传教士从中国传回去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西方的思想家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认为中国是一种最理想的社会。由此可见,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且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西方人利用中国的人本思想去冲破中世纪神学文化的束缚,并将人的作用放大,使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并去主宰一切,改造世界、征服自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最终原因,无非是对资源财富的争夺。人为了得到资源和财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相互残杀。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又一次陷入自我异化,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沦为了物的奴隶。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批有见识的思想家,又一次提出要确立人本主义,高举起新人本主义的大旗,而且几乎一致地认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当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肯定,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随着理性的被肯定、科学的发展、技术力量的增长,人们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且在作为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发展、进步下,“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滋长。人类自以为凭着理性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主宰宇宙。原来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了。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又异化成对自然资源财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这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却不会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以天为则”的传统。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从自然,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其核心就是认为决定人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自我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荀子·修身》中有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只会被物控制。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这样。“自然”不是现在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说事物的本然,是自然而然、本然的状态。“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

   我们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坚强的生命力。而最值得人学习的物,是“水”。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书里记载孔子遇水必观,中国人尤其注重向万物中的水学习。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水还有坚韧不拔、以柔胜刚的品德。水滴石穿,最柔弱的水滴穿了坚硬的石头,就是因为水有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古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又有一种韧劲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是双赢。很多人认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是无所作为。其实,无为者非不为也,“推自然之势”“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助当然要有动作、行为,但不敢以自己的私志、嗜欲去干预事物,不仅要遵循事物本然之理,还要看其所依靠的环境、条件是不是成熟。所以说,自然无为恰恰是最积极的有为。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不能狂妄自大、做天地万物的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

   中华文化与宗教本土化

   文化是多样性的。孟子有句话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物品千差万别,这是客观情形和自然规律。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们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用“阶段”论文化的发展,用先进和落后、传统和现代区分文化。文化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地域性和空间性,就是说不同的地域和空间产生的文化是有差别的。人在不同的地域,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有差异。所以,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文化样式、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信仰习俗。了解文化的差异,才能达成互相尊重。在文化上不一定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现代的就是先进的。我们要保护地方文化和地方方言,地方方言的消失会带走很多的文化。我们既要学习普通话,又要保护方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宝贵的资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的继承就是要保持好文化的传统特色,更好地让世界享用。继承和发扬传统并不是复古,也不是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所以,文化要多元并存,互相尊重。

   宗教中国化或本土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就伊斯兰教而言,回顾历史,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都是唐朝传入的。伊斯兰教信仰非常注重现实,将信仰落实到穆斯林的生活当中,即伊斯兰教重视信仰和现实生活的一致性。这一点与中国文化相似,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入世。所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地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和契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经历的是自觉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教的思想理念找到了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结合点。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同中国儒道思想深度结合。明清时期,伊斯兰教被称为清真教,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被称为清真寺,清真寺的外形与中国佛教寺庙和道观有相像之处。这就是本土化的结果。

   佛教的中国化是比较成功的。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生命可以轮回,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佛教的出现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上占主流的婆罗门教。当时的佛教首先认为世界是无神的,万物因缘聚会,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缘起论”。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万物不能分离。佛教有四句著名的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又展现了宗教的另外一种形态,再次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佛教在印度与主流宗教不合,但在中国,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相契合。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强调自我的觉悟、自我的约束、自我的提升,认为人要靠自己来觉悟。道家还强调保持真性、回归自然、不贪念外物。佛教讲缘起、讲因果,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必然的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自然产生万事万物,是偶然性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因缘观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从哲学上讲,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辅相成的。佛教讲因果报应,中国也讲因果报应,但中国讲的生命观不是个体的。有一句话讲得很生动:“火尽薪传”(明·寓山居士《鱼儿佛》),延续的不是我,是我的子孙。中国人认为父母积了德,子女享福;父母造了孽,子女遭殃。《周易》里有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个体的肉体是要消失的,而群体的生命会在子孙身上延续。

   佛教本土化是一个相当长久、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外来宗教本土化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中国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能够构建宗教和谐的文化。在中国,不同的宗教应当可以如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亲密无间。“化”并不是说佛教失去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完全融化于中国文化,完全等同于儒、道,而是彼此之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时,彼此之间还是“你是你,我是我”。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从来都倡导包容、多元、相互尊重。

   因此,中国化并不是彻底地“化”掉,而是在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应当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任何宗教,只要不破坏中国本土文化,不改变中国本土文化,不与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可以被包容、可以生存的。即使存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个根本规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自适性,一个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如果不能把这两者处理好,没有包容,外来宗教再怎么本土化也不行;即使本土化,也会保留很多习俗上的不同,而理论上的不同更难完全改变。因此,一定要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习俗及其最根本的理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范例。

   另外,外来宗教不仅要找到和本土文化的适应点,而且还要加以发展。我们常常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禅宗确实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因为禅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这样的形态,也不是这样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印度佛教的时候,强调的是自觉——智慧的觉悟。可是到了大乘佛教时,逐步出现了一种“救世主”的理念,拜佛、求佛、求菩萨。而到了中国禅宗,把成佛、成菩萨化为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内在的问题。迷了就是众生,悟了就是佛。所以,禅宗强调的是学佛、做佛,学菩萨、做菩萨,这和中国文化完全一致,而且又回到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强调内心的自觉。

   外来宗教要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一定要有创新、发展,不能够回归到原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用还原论思想来研究宗教,不断地对宗教进行还原。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在于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不能够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理论来研究中国佛教。我曾经说,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的障碍就是“印度化”,所谓“印度化”,主要是指不能认识到中国佛教的独立性文化地位,而错误地认为真正的佛教只在印度。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佛教和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实,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最好的,不同宗教像兄弟一样亲密地在一起,没有冲突。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种能够使各宗教和谐、和睦相处的文化。

   中国信仰里的“神”

中西方文化有比较大的差异,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中国文化强调自觉自律,而西方文化比较强调救赎他律。所谓“自律”就是自己约束自己,自己要能够约束自己,就要靠自觉;“他律”就是用别的力量来监督。现在社会上充满了救赎他律的思想,而没有很好地强调自律自觉,这就脱离了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我们说宗教要有神的信仰,但神与神还不一样。“神道设教”,这里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这句话出自《周易·观卦》的彖辞,前半句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忒就是差错,不忒就是没有差错。我们观天的神道,那是“四时不忒”,春夏秋冬是没有差错的,今年是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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