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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

更新时间:2022-01-09 22:54:12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但其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全国都是最小的,具有了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良好基础。其二,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的富裕,并不是要返回平均主义。所谓公平,更重要的是看公正不公正,看机会是否公平,而不是简单地只看平均不平均,共同富裕也是建立在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之上的,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其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更要优化财富分配结构,随着人们财富拥有量的增加,财富分配将成为控制贫富差距的更重要的方面。其四,根据一些国家控制贫富差距的经验,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足够的耐心。

  

   4.能否继续保持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除了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巨大能量和活力,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1982—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总量从6.25亿人增加到峰值9.96亿人。1982—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61.5%增加到峰值74.5%。在此期间,我国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持续下降。加之我国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劳动力供给比较优势明显,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

  

   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从2009年到2020年,中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对世界制造业贡献的比重接近3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为全世界普通家庭的生活提供了大量性价比优良的商品。

  

   但20世纪第一个1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相继越过转折点出现下降,现在劳动力总量每年减少数百万人,劳动力规模的比较优势和红利不断弱化。为此,我国也适时逐步推出人口均衡发展、放松人口控制和适当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随着现代化过程中生育养育的直接成本(特别是子女的教育成本)和间接成本(就业、升职、进修、娱乐等的时间和机会)大量增加,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快速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蓄积,从劳动力的规模和数量转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在这方面,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近20年来,我国的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比例),1980年只有2.2%,2000年达到11.2%,2020年则上升到54.4%。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达到13.8年。

  

   通过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工作技能的大幅度提高,我国仍可望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红利。

  

   5.能否在绿色发展硬约束要求下持续发展?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出这一庄严承诺,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2021年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该纲要在阐述2035年远景目标时也向全世界宣布和承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中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双碳目标”,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条件的“硬约束”,对中国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极大挑战。因为在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产生碳排放的化石能源占84.7%,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能源仅占15.3%。而且,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并且确定了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保持的持续经济增长使能源消耗总量仍处于上升时期,人民生活的快速改善也使得人均耗能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这种耗能增长的“叠加”,意味着我国能源消耗的总量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但无法出现转折性变化,还会继续增加。因此,我国必须走改变能源结构的道路,逐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占比和总量,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技术改进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同时实施全民节约能源行动,这将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

  

   当然,中国提出这一“绿色革命”,并非屈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也没有用美国人均耗能是中国人均耗能的十几倍作为中国可以放宽自身绿色约束的理由,中国是根据自身确定的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坚信可以通过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现代化。

  

   绿色发展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机遇,我们需要抢占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先机,使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6.能否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继续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扭转了对外封闭、对内搞阶级斗争的错误,适时作出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判断,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邓小平同志当时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围绕着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设立经济特区,一直都有很激烈的争论,也有很多担忧,主要担心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被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曾作了各个方面的研判,也一度担心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对外开放带来的冲击。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起点。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原来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市场、极力施压要求中国对外开放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会改变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认为中国从对外开放中占了大便宜。特别是美国转而对中国采取设立国际贸易壁垒、技术封锁、金融打压等一系列“脱钩”和“孤立”政策,试图迫使中国就范。其实早在1982年,顶着各种压力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一个发展前景极端不确定的时期,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磨合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适应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适应中国的发展变化,放弃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谋略和“零和博弈”思维,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会在维护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三、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思考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走过了艰苦卓绝和波澜壮阔的道路,进行了规模宏大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和教训。我们需要对这些宝贵的经验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梳理,以便成为我们创新学科理论体系的经验基础。从新发展社会学的视角来总结,可以大致概括如下要点。

  

   1.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

  

   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被描述成是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全面转变,包括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文化的世俗化、组织的理性化等。后来人们发现,当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完成之后,社会实际发展过程超越了这种理论叙述框架,用经典现代化理论很难解释新的发展现实,于是后现代理论应运而生,并用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的指标,来标志“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但深刻改变社会的新的结构性变量不断产生,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影响,催生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突然意识到,虚拟社会的无限扩大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要尊重实践的发展,不应当受到理论上某种社会类型的束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所谓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实际是一个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这种结构改进可能并没有一个宿命式的社会类型终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不断塑造着我们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增长,是社会结构改进的基础,但社会结构的改进,也并非就是经济增长的被动后果,社会结构的改进反过来也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把“发展”视为一种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和社会进步。

  

   当然,在现代化的连续谱式结构改进过程中,也形成了由一些标志性转折点划分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和发展要求。例如,在长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从温饱阶段到小康阶段、从小康阶段到全面小康阶段、从全面小康阶段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要解决不同的突出发展问题和突破不同的发展瓶颈。特别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其实也是因时因地并随认识的深化动态调整的,要根据发展理念的提升不断完善,而不是刻板的规定。我们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发展战略,但也不能违背发展的规律或凭激情去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

  

   2.民富国强的逻辑: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长期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为了快速地实现初始资本积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强国,选择了“先生产后生活”、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重工业赶超战略完成初始资本积累的国强民富道路。这种战略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意外的结果是人民生活改善相对比较缓慢,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不足、活力不足、效率不足问题突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快速发展,让我们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初衷出发,选择了优先发展与人民消费密切相关的产业战略,大力发展民生产业,成效显著。从食品加工业到纺织业、从家用电器到各种电子产品、从汽车到住房,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飞跃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快速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走出了一条民富国强的新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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