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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贸易与人权(上)——世界帝国与“美国行为的根源”

更新时间:2022-01-09 22:42:25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等等。这种哲学观念的分野,也体现为两种人权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两种发展道路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基于英国全球商业贸易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第一代人权理论,后者则是基于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第二代人权理论。第一代人权理论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尤其强调个人在经济领域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制造、扩大甚至固化了社会不平等。作为对第一代人权理论的校正,第二代人权理论的核心价值是追求平等,是在各领域追求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文明之间的平等。几百年来,第一代人权理论已经成为辉格党叙事中不变的教条;第二代人权理论却能根据历史环境的变化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因此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第二代人权理论虽然不断发展变化,但核心要义始终在于对第一代人权理论及其推动的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的颠覆和反叛。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颠覆和反叛的方式不同。早期,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民主革命权、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建国权,推动了欧洲殖民帝国体系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导致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陷入分崩离析,于是阶级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就成为人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面对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在全球的胜利,西方左翼提出后现代理论、后种族主义,转而在文化私人生活领域追求平等,试图颠覆世界帝国的文化基础,发达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也由此转向基于种族、性别的“身份政治”。

  

   一旦我们从两种人权理论推动的两种发展道路的角度考察,就会非常清晰地看到:如果捍卫从大英帝国到美国的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传统,就必然强调第一代人权的重要性;如果反对英美的世界帝国传统,强调人人平等的共和主义或民族国家平等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传统,必然强调第二代人权理论的重要性。因为第一代人权理论与英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第二代人权理论的最大成就正在于为“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提供了思想武器,使得世界帝国体系(殖民体系)日趋瓦解,并促进了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共同体体系(联合国)的形成。《联合国宪章》不仅强调主权绝对性、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更重要的是强调不同文明对权利概念的不同理解。两种人权理论及其支撑的两种全球秩序,始终处于不断纠缠的斗争之中。

  

   因此,当我们理解人权理论时,重要的不是话语层面的论述,而是它们在非话语层面推动的历史行动和政治实践。同样是“革命权利”,从一国内追求人人平等的共和体制,发展到全球秩序中追求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的联合国体制,前者针对的是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交织在一起所建立的专制政体,后者针对的是基于全球自由贸易理论建立起的世界帝国体系。然而,如果意识到世界帝国体系的经济基础是科技、产业、贸易和金融的中心-边缘式世界体系,[6]那么,处于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国家或后发展国家,要摆脱对这种不平等经济体系的“依附”,不仅须运用政治上的“革命权利”来脱离甚至推翻世界帝国体系,更重要的是还应掌握基于独立政治主权的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权”,尤其要摆脱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因此,“二战”之后,无论是从美国到德国的保护幼稚产业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吸引力。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人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就从“革命权”转向“发展权”,即强调发展中国家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不少人将第一代人权称为“个体人权”,将第二代人权称为“集体人权”。但无论是“革命权”还是“发展权”,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基石在于人民主权,主权意味着政治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强调每个国家为了保持独立性,均拥有摧毁世界帝国体系的“革命权”,强调每个国家均有运用独立的智识判断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制度模式和文明价值观念的“发展权”。第一代人权理论必然产生“历史终结”理论,即人类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通向世界帝国体系,而第二代人权理论必然强调“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发展道路和文明的多样性,强调基于“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

   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体系的批判,在联合国框架下,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保护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竞争和辩论,这些辩论均围绕两种人权理论展开。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在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中得到了体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体现了第一代人权理论的主张,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体现了第二代人权理论的主张。发展中国家依据“发展权”等第二代人权理论,名正言顺地选择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尤其强调政府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连信奉第一代人权理论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发展权”概念,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话语策略,只不过把私有产权、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作为药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美国行为的根源”:两种人权理论的体用结合

  

   从建国时期联邦派与反联邦派的争论开始,美国就始终处在“矛盾”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孤立主义与世界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各种不同理论视角的概括。这种矛盾起源于北美在独立建国过程中,同时继承了欧洲的两种人权理论传统。

  

   无论政治体制的设计,还是推动商业扩张,大英帝国始终是美国建国的模仿对象。联邦派就是第一代人权理论的积极主张者。对内,他们主张通过三权分立和有限政府的分权理论来约束政治权力;对外,他们始终坚持建构“强大的联邦”来保障个人自由,以为美国人和美国企业在全球开展自由的商业贸易开拓空间。他们还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联邦拥有独立统一的外交权、司法权乃至行政权,甚至学习英国的重商主义战略,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这一切无疑都以大英帝国作为楷模。联邦党人的政治理想,就是模仿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帝国“老路”。主张走这条道路的人,无不用辉格党叙事讲述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战”后基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大西洋体系论述,以及冷战中针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论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辉格党的自由主义叙事。后冷战时期,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全面兴起,对第二代人权理论展开系统批判,否定法国大革命和欧陆哲学传统,进而否定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在美国建国时期,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源于第二代人权理论。这种人权理论的美国继承者主张,借助人民主权和共和主义传统反抗殖民帝国体系的“旧世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美国往往被视为“新世界”的代表,就是要彻底抛弃欧洲殖民主义的专制统治,以“人民主权”奠定国家发展的政治独立性,抛弃欧洲在殖民体系下建立的世界帝国,进而通过独立的、平等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建立起邦联主义的世界体系。这实际上相当于走一条不同欧洲殖民帝国主义体系的“新路”。这种主张尤其体现在杰斐逊代表的反联邦派的论述中。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20世纪的威尔逊提出了“大国共同体”这种“国际联盟”构想,这一构想最终发展为后来的联合国体系。从“一战”到“二战”,美国之所以是“世界灯塔”,就在于与欧洲殖民主义的世界帝国体系相比,美国进步力量主张的这种主权国家独立平等的联盟体系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方向。

  

   这两种人权理论及其背后的世界政治理念看似相互“矛盾”,美国却恰恰利用二者建构起一个全新的世界帝国。一方面,美国利用第二代人权的自由建国理论,推动美国向西部扩张,以“联盟”的方式将西部并入“美利坚联合国”的联盟体系,使得美国在北美大陆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建构起一个全新的“大陆帝国”。正因此,当美国向西的边疆开拓完成之后,特纳才会忧心美国的共和主义理念会随着边疆扩张的结束而走向衰落。[7]另一方面,美国又利用第一代人权中的商业贸易理论,采取重商主义战略,加快美国经济商业贸易的崛起。尤其经过南北内战后,美国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政府产业保护政策下的“美国体系”也逐渐完备和强大。[8]美国终于摆脱了在英国建构的“棉花帝国”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工业强国,进而成为全球商业贸易的强国。整个19世纪,美国正是在充分利用这两种人权理论的基础上,在大陆和海洋两个地理空间中,在吸纳新州与商业工业发展两个领域飞速扩张,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并开始登上世界舞台。

  

   20世纪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美国,面对的是英国和俄国代表的欧洲“旧世界”中的殖民帝国传统。面对这种形势,两种看似矛盾的人权理论又构成新一轮的精巧组合。一方面,美国充分利用第二代人权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推动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民族和国家开展民主革命,不断瓦解欧洲殖民帝国体系。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迈向世界舞台的美国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样,也扮演着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角色。如果我们不考虑国内政治,仅仅考虑对国际格局的理解,威尔逊和列宁都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都在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基础上推动民族自决、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虽然他们有不同的现实政治考虑,但在意识形态上都是欧洲殖民帝国体系的颠覆者,都主张主权国家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走向国际联盟的道路。正是由于威尔逊的美国和列宁的俄国对第二代人权理论的捍卫和推广,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欧洲旧帝国道路在那个时代的全球政治观念中丧失了正当性。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主义的帝国体系开始解体,一系列殖民或半殖民国家获得独立或解放。这些国家都按照共和国联盟的世界主义理想,要么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联盟体系,要么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联盟体系。

  

   另一方面,美国并不完全按照第二代人权理论要求这些新独立国家必须是民主共和国,这些国家甚至可以是封建酋长国或独裁专制国家;但这些国家要加入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就必须接纳美国按照第一代人权理论建构的全球商业贸易体系。换言之,美国对加入其联盟的国家有一个隐蔽的条件:必须采取第一代人权理论强调的自由市场体制,尤其要对美国开放其商业贸易领域。这就是与“民族自决”理念相伴随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被美国视为“敌人”,绝非因为它们在理念上宣称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而是因为它们选择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美国的资本、商业贸易的经济力量无法渗入。可见,美国实际上始终依据第一代人权理论的资本主义理念来划分政治上的“敌我”关系。

  

综上所述,第一代人权理论及其推动的世界帝国始终是美国政治的根本;而第二代人权理论往往只是工具,通过“民族自决”以及后来的“颜色革命”来打击外部的政治对手。这些国家经过民族自决或政权更迭后,要获得美国的政治认可,就必须采取市场经济体制;至于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上是建立自由民主政体,还是嫁接部落酋长制、独裁专制和宗教政体等其他上层建筑形式,都无所谓;只要其市场对美国的资本和商业开放,接受美国推行的全球经济规则,就可以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变成美国支配下的准殖民地。比较之下,采取计划经济的国家因为完全不受美国经济力量的干涉、渗透和支配,很容易被美国视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政治上判定敌我的逻辑之所以“矛盾”,真正根源乃是美国试图通过交替使用两种人权理论,建构一个新型的隐蔽的世界帝国。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世界帝国的内在逻辑来探寻美国行为的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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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1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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