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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以《论语》为主探讨儒家德行与学问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2-01-09 22:08:19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认为“四教”是教学次序,文先德后,由浅入深;“四科”是教育次序,德先文后,由本而末。儒家强调志道、据德、依仁的道德理想追求,也重视游艺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德行与学文的关系上德行为本,学文为末;道德实践是人生根本,学问知识是实现道德的基本途径;德性要成为德行,必须好学,关键是学会中庸之道。儒家道与学相辅相成,下学上达,由学致道,目标是成就圣贤人格。《论语》德行与学问的关系,为后来《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埋下了伏笔。

  

   德行与学问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问题,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三不朽”之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中立德与立言关系就接近于本文要讨论的德行与学问的关系。当代学界专门探讨不多,依笔者所见,如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言学先德后知;西方人则知识为重,德性乃所不言……

   中国人教人表现出高人上者,亦在德性,不在知识。”

   薄洁萍主要是从传统与现代学科划分提出在近代意义上学科演化后应该让德行回归学术]。周来祥认为正德行与学术,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话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立言先立德,德文并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国学的优良传统。孙忠厚指出颜回一向以德行科的代表闻名,而实际上他是努力追求尚德行与重学问统一的,这正是颜回之所以为颜回的关键所在。

   本文试图正本清源,在解读《论语》德行与学问相关篇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为当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为教育和学术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一、从孔门“四教”与“四科”谈起

   孔门有“四教”,见于《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但《论语》对四者的具体含义和相互关系并没有说明。我们只有结合历代注释来深入理解。皇侃疏:“孔子为教,恒用此四事为首,故云子以四教也。”并引李充曰:“其典籍辞义谓之文,孝悌恭睦谓之行,为人臣则忠,与朋友交则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发其蒙,行以积其德,忠以立其节,信以全其终也。”

   邢昺疏:“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此四者有形质,故可举以教也。”

   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谓躬行也。中心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后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教弟子先行后学文不同。”

   可见,“四教”既是孔子教育弟子特别重视的四方面内容,包括先王经典文献的学习,道德行为规范的实践,以及从忠、信两个方面对弟子人格的塑造与培育;也反映出孔子在教学方面的深层思考,体现了教学内容上的先与后、浅与深的关系。之所以把“文”又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学习先王典籍是明先王之道的第一步,接着才能落实于道德实践——行。

   孔门又有“四科”,见于《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原文也没有直接解释,结合《论语》文本和历代注疏,对涉及到的人物进行考辨,是可以弄清楚的。本文不作这样的考辨,还是围绕德行与学问的主题来讨论。

   皇侃疏:“徳行为人生之本,故为第一以冠初也。”并“案,四科次第,立德行为首,乃为可解。而言语为次者,言语,君子枢机,为徳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别,比言语为缓,故次言语也。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并引范宁曰:“德行,谓百行之美也。”“言语,谓宾主相对之辞也。”“政事,谓治国之政也。”“文学,谓善先王典文。”这就对“四科”的具体含义和先后次序的安排做了精到的解释。

   德行与文学比较起来,德行为人生之本,百行之美,而文学为先王典籍。从人生道德修养轻重缓急来看,博学古文可以放在最后。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韩曰:《论语》称字不称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诸弟子记其字而不名焉,别无异旨。李曰:仲尼设四品,以明学者不同科,使自下升高,自门升堂,自学以格于圣也,其义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窥圣奥焉。

   韩曰:徳行科最高者,《易》所谓‘默而识之,故存乎徳行’,盖不假乎言也。言语科次之者,《易》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不可为典要’,此则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文辞而已。文学科为下者,《记》所谓离经辩志,论学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学圣人之道,始于文,文通而后正人事,人事明而后自得于言,言忘矣而后默识已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圣人之奥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释不明所以然。”

   韩愈、李翱认为孔子是从人格境界高下立四品,使学生们明白不同学科,殊途同归于造就人品,自下升高,登堂入室,希贤希圣,成就圣人人格。李翱结合前述“四教”,指出学为圣人之道的具体过程,要从文出发,接着人事,接着言语,最后落实为德行。

   这就是说,“四科”从重要性上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但实践顺序则是文学--政事--言语--德行,这就是成圣的奥妙。

   朱熹《论语集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朱熹是从孔子因材施教,孔门弟子各有所长而言,并没有考虑先后次序问题。

   这就是说,孔子根据弟子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德行”放在第一,“文学”相当于“四教”中的“文”则放在最后,说明孔子在教育上是以德行为本,文学为末,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终极目标。

   李二曲《四书反身录》特别强调德行与文学的本末关系:“孔门以‘德行’为本,‘文学’为末,后世则专以文学为事,可以观世变矣。自后世专重‘文学’,上以此律下,下以此应上;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朋友以此切磋,当事以此观风;身非此无以发,家非此无以肥;咸知藉此梯荣,谁知道德为重?或偶语及,便目为迂,根本由此坏矣。根本既坏,纵下笔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徒增口耳之虚谈、纸上之赘疣,究何益于身心,何补于世道耶?然则文不可学乎?曰:亦看是何等之文。夫开来继往,非文不传,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道统,立人极,非文不振。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学?顾学之自有先后,必本立而后可从事也,否则即文古如班、马,诗高如李、杜,亦不过为文人、诗人而已。昔人谓大丈夫一号为文人,斯无足观,有味乎其言之也。”

   在“四科”中,“德行”为本,“文学”为末,在原始儒家非常清楚,但后世科举制度专重文学,造成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无益于身心,无补于世道,人极不立,道统不行。

   当然,“文学”也自有其价值,那就是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德行”与“文学”的关系类似于今天常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德行”承载着价值理性,“文学”承载着工具理性,二者是相互支持,有机统一的。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渐失落,两者关系的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之一。

   刘宝楠解曰:“颜子好学,于圣道未达一间;闵子骞孝格其亲,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与孔子并称;冉伯牛事无考,观其有疾,夫子深叹惜之。此四子,为德行之选也……《毛诗·定之方中传》:‘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此九者,皆是辞命,亦皆是言语……《弟子列传》‘宰予利口辩辞,子贡利口巧辞’,是宰我、子贡为言语之选也。夫子言‘求也艺,由也果,可使从政’,是冉有、季路为政事之选也。沈氏德潜《吴公祠堂记》曰:‘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朱氏彝尊《文水县十子祠堂记》曰:‘……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观之,是子游、子夏为文学之选也。”

   刘宝楠考证了《论语》为什么以此十人为“四科”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在“四科”中各有优胜。孔子列举十人,并不是说他们只局限于某一科,也没有把其他弟子排斥在外,只是以十人为“四科”代表而已。

   总之,“四教”是教学次序,文先德后,由浅入深;“四科”是教育次序,德先文后,由本而末。正如王应麟所言:“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

   二、对《论语》德行与学问相关篇章的诠释

   《论语·述而》篇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何晏《论语集解》:“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邢昺疏:“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据杖、依倚、游习者,道德仁艺也。”本章志道,据德,依仁属于德行,游艺属于学问。

   朱熹《论语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朱熹阐发文本四分及其含义,同时又揭示了原文潜藏的先后、轻重二分关系,这样就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儒家道德仁艺是本末兼该,内外交养,先后轻重,井然有序,以成就圣贤为终极目标的全体大用之学。

   王船山就朱熹注发挥云:《集注》云:“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德缘志道而得,而特进以据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仁缘据德而性足用,而进以依之功,则用可常而欲不行也。此所谓“先后之序”也。

   又云:“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不遗者,言体道之本费也。动有养者,德之助也;息有养者,仁之助也。而云“不遗”,则明道无可遗,苟志于道而即不可遗也;云“有养”,则养之以据德,养之以依仁,为据德、依仁之所资养也。

   此游艺之功,不待依仁之后,而与志道、据德、依仁相为终始,特以内治为主,外益为辅,则所谓“轻重之伦”也。

志道、据德、依仁,有先后而无轻重;志道、据德、依仁之与游艺,有轻重而无先后。故前分四支,相承立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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