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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以译代著、唤醒中华——严复逝世百年纪念省思

更新时间:2022-01-09 22:01:00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批评了韩愈在《原道》篇中对君、臣、民关系的论述,对君主专制的治国之道给予了猛烈抨击,声明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古今之通义也”。严复对西方与中国的君、臣、民关系作了对比:“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中西这两种关系的优劣相较之下明显可见,由此伸张了民主思想。

   《救亡决论》凭借个人的痛苦经验,直陈“八股取士”的三大弊害 ——“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指出“夫数八股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这就提出了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理据,不啻动摇了传统的教育秩序根基。

   上述这四文组合在一起,实际上构建了一套系统的维新改革思想纲领。如果将严复表述的维新思想与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提出的维新主张做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或差距。康有为“公车上书”的主张有四:“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即“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四项主张,它们实际上只是应对危难时局的方略或对策。从康有为的思想表述中,人们看不到严复那样的中西比较视野,看不到对韩愈《原道》君、臣、民关系论述那样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看不到对八股取士流弊的抨击,康有为等人对现有的政治、文化制度多少还保持一份温存的敬意,他们的“改制”“变法”“维新”是一种有限度的改革(The limits of change)。

   严复是维新派中最先告别“中体西用”洋务模式的思想家。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这段话成为人们诟病、讽刺洋务派的经典名言。

   严复维新思想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他对“世变”的深刻洞察,对君主专制的犀利批判,对民众启蒙的极度重视,对传统科举制度弊端的猛烈抨击,对洋务派“中体西用”模式的决裂态度,这种先锋性也决定了他的孤独性。在戊戌维新中,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本土派开明士绅占据主导地位,像严复这样身兼理科、西学、英法经验多重外来元素的“海归”可谓凤毛麟角,绝无仅有。严复的维新思想可以说是与他的素养相匹配的。严复思想所表现的锐利、精准、创新的精神气概,在同侪中罕见其匹,康有为惊叹“眼中未见此等人”实为此谓。

   三、作为“隐喻”的 《天演论》

   为什么说《天演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这要从《天演论》揭示的思想主题及其影响效应说起。我个人认为,严复的《天演论》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同类,他们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都内含“隐喻”性的强烈暗示,都产生了震撼性的思想影响。事实上,青年鲁迅也是从严复译著《天演论》那里获取思想的灵感,开启了新思想之窗。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选译 1894年版的第一、二部分。中文书名译为《天演论》仅取原作的前半部分,过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史华兹、李泽厚以为严复不同意赫胥黎原作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分割、对立起来的观点,意在表现其崇斯宾塞绌赫氏的倾向。汪荣祖则别有见解,以为此举“正见严氏刻意师古,精译‘天演论’,略去‘人伦’”。在我看来,这两种意见都忽略了中文“天”与“演”两字的区别,实际上 evolution只对应“演”,在演化前面加上“天”的前缀,严复可谓煞费苦心,别有一番深意,值得我们细究。

   《天演论》的译名实则是一个隐喻。“天”字在中文中有多重含义:或指气候,如人们说“天变了”,指天气由热变冷,由晴变雨;或引申为政治气候,指政治风向变了,甚至是改朝换代;或含宗教意味,如说“天啦”,与上帝同义;或为天然,与自然同义。“天”字包含丰富的意蕴,易使人浮想联翩。“演”字意为演变、演义,与进化同义。严复在这里使用“天演”,在“演”字前增一“天”字应另有含义,有时意指天然(自然)演化,这时可勉强对应 evolution;有时意指时代演变,“天演论”则可以理解为“天变论”的委婉表达,它针对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论调,暗示人们天变了,也就是时代变了,因此治理国家的“道”也须改变。严复的这重寓意,实际上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诸文中已经直率道明,只不过《直报》是外人所办报刊,严复没有避讳的顾忌。而在当时中文的语境里,或在清朝官方体制内,如果直接发出“天变了!”的呼喊,势必犯忌。因此严复假借翻译,表达自己要求变革的心声。所以《天演论》表面上看去是探讨自然规律的演变或过去人们常说的进化规律的变化,实为论“时代演变”或“时代潮流”的隐喻。

   我想借用列奥·施特劳斯的一个观点来说明我的这一观察。列奥·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认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间接写作会成为传达意义的一种重要途径。隐秘写作通常可能出现在那些需要隐秘写作的环境中。在一个对思想异端严密控制甚至高度迫害的社会,表达具有突破性的意见必须非常迂回,不能让审查者轻易看出来,或让统治当局觉察你的意图。因此,严复假借翻译,利用外人之笔表达自己对时事、对现实、对变革的批判性意见,这样既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又可以保护自我,不至因为表达一种非常尖锐的意见而受到迫害。这是严复为什么取名《天演论》的缘故,也是我对《天演论》译名的新解。

   我这一说法并非随意臆想,而是有其文本的理据。《天演论》的首篇是《导言一·察变》,它首先批驳了“天不变”之旧说:“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 不主故常而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天道是变化不居的,大地万事万物也是如此。“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殭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天地万物变化无常,而在这些变化之中,却有不变的“天演”。“天演”谓何?严复的解释是:“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这里的“天演”可作自然规律解。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处在变化之中,但支配这些变化的自然规律则不变,所谓“天择”就是合乎自然规律。严复在《天演论》中没有阐明什么是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但后来他所译的《社会通诠》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人类社会进化是按照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或政治社会)三阶段向前发展的。中国社会尚处在宗法社会,西方已步入军国社会。20世纪初在留学生中兴起的军国民教育运动,与严复的这一启导直接相关。

   在《天演论》的《导言二 ·广义》篇中,严复对“世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 这里的“运会”“世变”同义,都是意指时代潮流、时代变迁,引导人们要顺应时代潮流。严复认为古老的佛教、回教、犹太教所谓神明创造说皆不可靠,“故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天地万物都是依循自然规律自行演进,“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

   严复针对国人尊崇圣人的传统,在《天演论下 ·论二忧患》篇中对圣人与世运、天演之关系作了自己的新解:“夫转移世运,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圣人亦世运中之一物也,世运至而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使圣人而能为世运,则无所谓天演者矣。”这就明确指出圣人不过是适应“世运”之一分子,进而将认识时代潮流(“世运”)与把握自然进化规律(“天演”)结合在一起。严复这种时势造圣人的历史观,恰与康有为圣人造时势的历史观形成强烈对比。

   从《天演论》对“天演”“运会”“世变”的解释,可以看出严复翻译此著,是处处提示人们要看清“时代的变迁”,要尊重“世变”的自然规律。这是他题名《天演论》的微意,也是全书的隐喻。《天演论》作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文献,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顺应时代演变与世界潮流的合理性,警示国人面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的严重生存环境,从而在 19世纪末向国人真正敲响了新世纪、新时代来临的警钟。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福建论坛》2021年第12期(总第3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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