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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康有为是一面镜子

更新时间:2022-01-08 12:57:12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并与现代民主政制的法理问题联系起来。这个例子表明,即便西方政治理论学界的视野也长期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未必能看清自身的帝国理论的历史真相。如果我们不用独立于西方政制理论的目光来审视西方的政制历史,我们对中华帝国自身的法理问题也很难获得恰切的认识。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语思想家曾打造(甚至可以说伪造)出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在世时未必有的亚历山大帝国观念,以图在精神上抗衡或影响正在形成的罗马帝制。查理曼帝国存在的历史时间很短,但查理曼帝国作为观念却有很长的生命力,在拿破仑征战的马背上,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都可以见到这种帝国观念的幽灵——就在一个月前(2014年5月27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开展一个名为V?ter Europas(欧洲之父)的特展,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查理曼大帝的事功为主题,可见欧洲人迄今缅怀自己的帝国辉煌。面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政治法理的挑战,康有为对中国帝制传统的情怀和历史担当提醒我们必须自觉检审:共和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文明政制的认识是否有了实质性的长进。

   在第三个议题方面,姚中秋教授的文教与宗教之辨和唐文明教授对康有为倡立孔教为国教论的考察等论文,体现了当今的儒学制度化思考与康有为的抱负有难以割断的内在历史关联。可以理解,在这次研讨会上,这样的议题显得最富刺激性,因为它激发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本身富有刺激性。如果说康有为建立孔教的设想与他对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切肤之痛有关,百年共和之后的今天再度出现这样的设想是否还与这一切肤之痛相关呢?如果相关的话,又该如何理解毛泽东打造的共和国曾经让中国不再是“一盘散沙”?

   制度化儒学的提法对应的是心性化儒学。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在如今的基督教欧洲,真正有基督信仰的庶民并不多,但教会建制仍然健在。与此相反,虽然没有孔教建制,据说信孔教的庶民却不少。倘若如此,制度化儒学的关切就不得不注意到宗教的建制化问题,用韦伯的提法,就是宗教的教士阶层问题。对于所谓制度化儒学的理论关切来说,恐怕至少有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历史问题——需要有心人花费心力去探究:首先,古代帝制中国的儒家/儒教建制究竟是怎样的;第二,如何理解共产党建制与传统儒家政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儒教士不仅生活在官僚阶层中,也生活在乡绅阶层中,但要切实搞清楚传统儒家/儒教的建制形态,并不容易。就第二个问题来说,探究的艰难并非在于,如今的共产党伦理是否还能容纳儒家政治伦理。上个世纪80年代——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选编过一本书,题为《古人谈从政育人教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印了五万多册,“供做领导工作的干部阅读”。其中的内容以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为主,配上颜之推《勉学》、诸葛亮《诫子书》、韩愈《师说》、颜元《学辩》、魏源《及之而后知》和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供从事教育的干部”和“负有教育子女义务的干部阅读”——总之是党的干部得阅读。干部是什么人?干部就是牧民、从事教育和负有教育子女义务的精英。由此看来,儒家政治伦理的优良品质至少曾经活在老一辈共产党精英阶层的血脉之中(毛泽东的“老三篇”实际浸透着儒家政治伦理的某些精髓)。不过,从政治理论上讲,建制化的教士伦理从来就是而且只能是精英伦理。在大公教制度中,教士/神父阶层的精英伦理不同于平信徒伦理,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要求或约束教士的伦理来要求或约束平信徒。从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大公教教士伦理制度来看,其历史生命力首先在于教士/神父阶层对自身的严律伦理(尤其独立的修院制修士伦理)——大公教建制中的腐败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非常严重,凭靠严于律己的教士精英伦理,大公教会总能让自己在因拥有土地和财富而败坏之后自我革新。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制度化儒学的理论关切从历史上需要搞清楚的是,儒家/儒教是否有类似的精英伦理。

   最后值得提到,晚清中国经历了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三大“运动”,如果当今中国实际上基本实现了洋务派力图实现的目标,康有为与百年共和的关系仿佛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年的洋务运动是在有德性卓越的君王及其强有力的儒生官僚阶层的背景下出现的,还会出现康有为的问题吗?或者说,还会有后来的仓促接受西方现代法理的事情吗?洋务派持守“中体西用”原则,南海圣人康有为则以其独特的心志开放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方今当数千年之变局,环数十国之觊觎,既古史所未闻,亦非旧法所能治”,变法是否也得触及“中体”?既然“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康有为似乎就有理由变革“中体”。如果康有为的改制思想的底蕴本身就有激进政治要素,他后来的倡立孔教为国教论即便不是自相矛盾,也为时晚矣。百年共和之后,无论我们如何理解,“中体”之“体”已经受伤,否则,不会有“西体中用”这样的颠倒提法,以至于任何如今想要恢复儒家政治品质的企望都显得不过是愿望而已。话说回来,历史没有“假如”意味着,人们能够遇到的似乎仅仅是机运。如果我们遇到的是另一个康南海——心性上与阳明儒学品质不同的康南海,又会怎样呢?尽管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运,至少给当今关切制度化儒学甚至力图重建儒家政治理论的康有为式的抱负提供了属于自己的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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