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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华:“文”的世界与现代东亚的历史书写

更新时间:2022-01-06 09:18:09
作者: 卢华  

  

   “一战”后诞生出的新理念与国际新秩序更是形塑了现在的东亚秩序。对于日本而言,“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难言成功或失败。日本作为战胜国,获得了赤道以北原德属岛屿,取得了国联常任理事国待遇,但是日本想争取的黄白人种平等待遇在“巴黎和会”落空。“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不得不退还山东,英日同盟瓦解,美日矛盾趋于表面化。苏俄十月革命和威尔逊之“新外交”否定了之前时代盛行的秘密外交,以“币原外交”为代表的强调日本与欧美大国协调路线占得优势。大正民主运动向着非军事化的方向发展,藩阀政府和元老政治走向消亡。但与此同时,政党政治的乱象、裁军引起的政军矛盾以及经济问题,加剧了日本国内民主政治中激进势力的发展。激进右翼势力与民众对议会政党政治的不满结合起来,开启了此后军国主义势力的全新登台。

  

   相比于日本,对美国所引领的“新外交”理念,深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中国政界和舆论对其有更大的期盼。“一战”的胜利和国联创设被民国舆论各方普遍认作是“公理”之于“强权”的胜利。可惜,《凡尔赛和约》的出台,让之前普遍持有过高期望的舆论和民众感到了巨大落差。新式学生、城市里的工商群体引领了村田所谓的民国版“战后民主”运动。只是,这一“民主”,因为之前民初共和乱象和多次帝政复辟丑剧的上演,早已不再是纯粹代议政治的程序和制度民主,而是向着更大程度的社会民主和伦理政治方向演化。虽然它曾与吉野作造寄予希望的东亚民主及社会变革有过共通连带的可能,但是,中日两国在当时国际条约体系中的地位落差和权力格局位置不同,让“战后民主”运动在两国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线。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创设的共产国际开始向远东输出革命理念与战略,对中国普遍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改造思潮,确实有着巨大吸引力。中共创建、孙中山所引领的国民党改组,提供了否定代议政治和开启社会改造的不同方向。而日本的大正民主运动被激进右翼和各色军国主义势力中断后,以非军事化和去殖民地化为中心的民主化终于展开。

  

   三、革命立国中的文本与概念

   在近现代中国史和亚洲历史上,终结了持续近两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的辛亥革命,可能是一个另类。相比于现代世界典型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或许是极其和平地实现了平稳过渡。村田指出,辛亥革命这一和平过渡的重要体现,除了南北之间的议和以及清帝禅让给袁世凯组建政府之法统的模糊解释(通过《退位诏书》)外,另有一重要文本:《清室优待条件》(完整的优待条件包括清皇帝、清皇族和满蒙回藏三部分)。理解这一文本性质及其背后的法律—政治意涵,可以为现代中国革命史的划分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村田认为,《优待条件》的订立,是南北停战协定后,晚清以来国际局势和国内中央—地方关系以及民族统合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南方革命政府而言,一方面受限于资金匮乏(孙中山、黄兴通过代理向日人借款未遂)和缺乏国际支持与承认,南京政府的革命军势力有限,且面临政权难以持续的问题,求和是客观情势的需要。另一方面,村田特别强调革命党人内部的不同意见。他指出,革命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释放后仍留京的汪精卫与杨度等合作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呼吁避免流血;而担任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在疏通南方激进声音、认可谈判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伍廷芳的顾虑中,有两点非常突出:第一,他认为,共和精神之本意在于“平等大同”,在中华民国之下的满蒙回藏之政治意见与惯习需要得到平等尊重;第二,保留大清皇帝之虚号可以用之统合满蒙,防止他们被国外分裂势力进一步利用,增加离心倾向。对于袁世凯及其政府而言,《优待条件》与《退位诏书》除了可以证明自身权力正当性来源之外,也与他们对边疆问题之敏感性和严重性的理解有关。袁世凯等北洋势力多和满蒙王公、贵族有长期来往,《优待条件》的确立确实巩固了民国与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及布和济雅的联系。这正是民国政府活用清朝两百多年对蒙政策遗产的体现。

  

   《优待条件》一文不仅附录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被袁世凯以附则第六十五条规定于《中华民国约法》之中。这一特别优待革命之前的皇室、统治家族和满蒙回藏民族的条例,乍看似乎与共和平等之精神相悖。因此民国政府不将其列入宪法文本正文,而以附录或附则形式使其具有形式和法律解释上的效力灵活性,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从对现代政治的更普遍反思来看,它也是政治中某种“例外性”的常态化。法学专家、时人王宠惠就指出:“优待条件,乃立国之始,力保和平,不得已之办法,是为仅有之例外,绝不可援以为例者也。”而《优待条件》这一重要文本于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后被废弃,既让溥仪有了被日人利用的空间(成立“伪满洲国”),也预示了此后激进革命奋起的国民大革命时代。从这个角度,村田的观察与学者从革命史视野观察的一个节点—一九二五年—确有殊途同归之处。

  

   如果说,以移民、遣使、留学和贸易为基础的东亚“华夷秩序/朝贡贸易圈”已经解体,帝国日本构建的殖民秩序及“大东亚共荣圈”也在历史上被唾弃,那么,在美苏对峙为中心的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整合遭遇各种逆流冲击的历史时刻,东亚政治世界有何新路?显然,在村田这一论文集的视野里,东亚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持久交流和冲突的历史,似乎可构建一个“文”的共同体。至少,在其分析中,“文”有如下几个不同层面的内涵,可助力此一“文”的共同体:第一,东亚历史上曾经的汉字文明圈虽然不再存在,但其共享的历史与记忆、对西方现代性原理的时空反思(比如民族—国家、国语运动等),有助于提出一个更合理与更具共享性的现代原理。第二,在反思东亚现代史中的战争与革命历史基础上,通过不同国家、区域的学术视域融合,人文知識分子可通过视野的比较与交错,更彻底地反省现代东亚历史中的多样暴力机制,以防其被简单地再生产。第三,通过东亚历史中的重要文本、概念和话语,知识分子可借助共享的历史文明与文本,构建一个跨越时空的学术共同体。

  

   这一“文”的世界,不再简单奠基于某一特殊区域或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原理之上,也不会秉持单一历史时刻的合理性。它渴求的是多重对话和交互理解,以不定居于某处的“越界”意识,架构不同历史时空、不同行动主体的对话桥梁。这一“文”的共同体构建意识,颇类似于启蒙运动早期,不同区域的欧洲启蒙哲人们构想过的欧洲共同体问题。彼时,伏尔泰、卢梭甚至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等人,都曾自视为“文人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的公民。在尊重地方文化和语言的基础上,他们尝试着跨越领土或主权的限制,形塑一个形而上的“文”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文”的世界与之有可资比较之处。或许,这是在跳脱其老师一辈的“革命中国”或“内在于我的中国”视野后,村田及其后日本批判知识分子们尝试并努力为之的方向。

  

   (《语言·民族·国家·历史:村田雄二郎中国研究文集》,杨伟主编,重庆出版社二0二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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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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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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