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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沂:游吉的人性论及其历史地位

更新时间:2022-01-04 20:24:35
作者: 郭沂  

  

   摘要:游吉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系统探讨人性问题的人物,其人性论思想及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细致、全面和深入地探索了天地之性及其与人性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以气为性、气禀自天的思路,为后来郭店简《性自命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之论张本。其二,在中国人性论史上首次将作为情的“性”分为内在、外在或未生、已生两种状态或两个阶段,并分别以“六气”、“六志”表达之,其中“六志”为六情。从此,情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这对《中庸》和《性自命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三,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情感形成的机理与各种情感之间的关系,提出感官实乃六气与六志的中介,在情感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好、恶、喜、怒、哀、乐六种情感的发生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其四,针对“失性”现象提出了“为礼以奉之”和“审则宜类”等措施,强调了礼对人性的控制功能。

   关键词:游吉 六气 六志 性 情

  

   引言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根柢与命脉。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人性论一直到先秦诸子时期才出现。如张岱年说:“第一个讲性的,是孔子。”[1]方立天也认为,尽管在孔子以前《诗经》《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已经提出了性的观念,但它们不具有真正的人性论的意义,而孔子的性相近论才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性思想的命题”[2]。

   徐复观则指出,周初为人性论的妊育阶段,它“为后来的人性论敞开了大门,但离真正人性论的出现,尚有一段很远的距离。”[3]“由于孔子对仁的开辟,不仅奠定了尔后正统地人性论的方向,并且也由此而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本性格。”[4]可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性论的大厦,是由孔子奠基的。然而,根据笔者的考察,中国人性论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形成,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诸子时代则日益成熟和深化[5]。

   随着平王东迁,中国社会步入空前大动荡的时期,一批思想家也应运而生,只是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窥各家思想之全貌。从《左传》等文献看,刘康公、师旷等对人性论都发表过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都有可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遗憾的是他们的看法只见于零散言论,我们甚至很难据以判断这是个人的独到见解,还是时人的普遍看法。从现存文献看,游吉是中国思想史上可考的第一位有意识地系统探讨人性问题的人物。

   游吉,字子太叔,又作子大叔,郑国大夫,继子产担任郑国的执政。王利器、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引梁玉绳曰:“太叔始见《左》襄廿二。子太叔始见襄廿七。即游吉,(襄廿八。)亦曰世叔。(《论语》。古世与太通,见桓九《疏》。)游眅弟。(襄廿二注。)”[6]鲁襄公二十二年为公元前551年,是年孔子生。《左传·定公四年》载:“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是年为公元前506年,孔子46岁。据此,游吉略早于孔子。

   游吉集中阐述其人性论思想的言论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是年为公元前517年,孔子35岁):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

   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7]

   正如张岱年所说:“这里子产的遗言是到何句为止,已难确定。”[8]值得庆幸的是,《汉书·刑法志》曾引其中的“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二语,颜师古注之曰:“《春秋左氏传》载郑大夫子太叔之辞也。”[9]据此,在颜师古看来,只有“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一小段为子产语。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承袭了这种看法,现在已为不少学者所采用。笔者注意到,此段“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一语的意思,在其他部分表述为“天地之经”,而这段文字末尾游吉“对曰”中又有“天地之经纬”的说法,与此类似。从这个现象看,颜师古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今从之。

   从行文看,游吉的这番言论是由赵简子的“何谓礼”之问所引发的,因而学者们多从礼的角度挖掘这段史料的价值。事实上,在这里游吉主要是就人性而谈礼的功用的,其中所蕴含的人性论思想,也是极其重要的。本文即试图据此对游吉的人性论思想及其主要贡献略作探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天地之性及其与人性的关系

   从现存文献看,刘康公最早谈到“性”的最终根源问题:“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这句话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天地有性。孔颖达正义曰:“‘天地之中’,谓中和之气也。”[10]阮元更明确地指出:“此‘中’乃阴阳刚柔之中,即性也。”[11]作为内在之气的“中”,其实就是后人所说的性。据此,“天地之中”即天地之性,意味着天地有性。二是人性由天地所命。天地为“民”之父母。天地生“民”将其性赋之的过程,在“民”为“受”,在天地为“命”。

   刘康公发出这番议论的时间为公元前578年。十九年后,也就是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师旷便明确地提出了“天地之性”的说法:“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我认为,师旷的“天地之性”也就是刘康公所说的“天地之中”,只是他将“天地之中”明确为“天地之性”而已。从上下文看,这里所强调的是人性所体现的“天地之性”。当然,首先天地有性,人才有可能获得其来自天地的“天地之性”。也就是说“天地之性”有两个含义,一是其字面意思,二是存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人性。

   游吉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这需要我们首先明确什么是“天之明”和“地之性”。这对概念应结合下文的“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一段来理解。杜预注曰:“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刚柔,地之性也”[12];“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六亲和睦,以事严父,若众星之共辰极也。”[13]

   孔颖达进一步论证道:“则天之明,杜以为日月星辰者,以下传云‘为父子兄弟,昏媾姻亚,以象天明’,若众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也。杜知高下刚柔,地之性者,以下传云‘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则君高臣下,臣柔君刚,地义则地之性也”[14];“六亲谓父子、兄弟、夫妇也。……六亲,父为尊严;众星,北辰为长。六亲和睦以事严父,若众星之共北极,是其象天明也。”[15]

   两家之注都有根有据,但我以为他们所揭示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天之明”、“地之性”的社会含义。另一方面,这对概念还有其自然含义。

   “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两句分别与“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两句相对应,“生其六气”对应“则天之明”,“用其五行”对应“因地之性”,其所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天之明”在“六气”,“地之性”在“五行”。“五行”,正如杜预注曰:“金、木、水、火、土。”何为“六气”?杜预注曰:“谓阴、阳、风、雨、晦、明。”其说当据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医和的说法:“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左传》昭公元年)

   因此,“天之明”表现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地之性”则见于金、木、水、火、土。如此看来,“天之明”的“明”字相当于“地之性”的“性”字,因而“天之明”实为“天之性”,只是出于修辞的考虑不使之与“地之性”的“性”字重复,才改用“明”字。这是“天之明”、“地之性”的另一个方面。

   如此看来,“天之明”、“地之性”就是对“天地之性”的阐述,所讨论的都是天地的本性、性质、特质,其见解要比刘康公的“天地之中”说和师旷的“天地之性”说更加细致、全面和深入。

   同刘康公和师旷一样,游吉讨论天地之性的目的,仍然在于更好地理解人之性,尤其人之性的根源。关于天人关系,子产的“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好,游吉的“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也好,都可以看做是对《诗经·蒸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和《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的继承。

   游吉对天人关系的新见解在于“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一段。两“其”字何所指?从上下文看,“则天之明”等四句的主语为“民”,则两个“其”字都指的是“民”。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呢?如上文所说,这两句分别与“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两句相对应。由此可以推断,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民”“则天之明”以“生其六气”,“因地之性”以“用其五行”。

   不过,六气是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天象,人们怎么可能在自身之中产生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天象呢?显然这样理解“六气”是讲不通的。合理的解释是,人“则天之明”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便形成了作为其内在特性的“六气”。也就是说,“六气”为人之性。同样,“五行”也非指构成“地之性”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而是指作为人体之质料的五行。

   关于这个问题,孔子也有所论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篇》)孙希旦注曰:“天地之生人物,皆予之理以成性,皆赋之气以成形。然以理而言,则其所得于天者,人与物未尝有异;以气而言,则惟人独得其秀。”[16]据此,孔子的意思是,人得“五行之秀气”以成其形。也正是因为人的身体由“五行之秀气”构成,才可以谈“用其五行”的问题。

   何为“用”?《说文》:“用,可施行也。”《方言》卷六:“用,行也。”故“用其五行”是说人“因地之性”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以运行其作为身体之质料的五行。

   也就是说,在游吉看来,“六气”、“五行”皆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天之明”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天象和作为“地之性”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这是一般意义的“六气”和“五行”;二是作为人性的“六气”和构成人的形骸的“五行”,这是游吉的新见解。从其表述来看,人性来自“天之明”,人的形骸则来自“地之性”;无形者来自天,有形者来自地。换言之,作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缩影,天人相应,天人合一。

那么,“民”又是如何“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的呢?孔颖达正义曰:“天言‘则’、地言‘因’者,民见地有宜利,因取而效法之,‘因’亦‘则’之义也。既言‘天之经’,不可复言‘地之经’,故变文称‘义’。既言‘则天之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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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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