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胡传吉:曾朴与胡适的论争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8:35
作者: 胡传吉  
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只囚在中国古文家的脑壳里,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他一生非常的努力,卓绝的天才,是我一向倾服的,结果,仅成了个古文式的大翻译家,吃亏也就在此”。(20)曾朴不认同林纾“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的判断(赞语),但更在意胡适的批评。曾朴就小说结构与胡适所批“迷离神怪的描写”,在1928年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有一个自我说明。对《孽海花》结构及文学史定位之争,学界已研究得充分,此处不追溯。饶有趣味的是,曾朴非常在意胡适的“老新党”之说,胡适所批迷信,“当时我(曾朴)也没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赚得了胡先生一个老新党的封号。大概那时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当儿,很兴奋地自命为新党,还没有想到后来有新新党出来,自己也做了老新党,受国故派的欢迎他回去呢!”(21)这种差异,从旁佐证曾朴求新求变之心切,“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我,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22)曾朴为“结构”而自辩,是为《孽海花》之“新”而辩。曾朴就“迷信”而自辩,是为《孽海花》之“好”而辩。

   1927年,曾朴修改并续写《孽海花》,《真美善》1927年第1卷第2号开始连载修改后的《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病夫自识》)也发在这一期。1928年,胡适与曾朴有通信。1928年2月21日,胡适写《与曾孟朴先生书》,(23)主要就翻译问题与曾朴探讨。1928年3月16日“天明时”,曾朴回长信给胡适。据《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24)1928年3月28日胡适去访曾孟朴,但此时曾朴长信尚未寄出。这封长信只字不提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但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自陈:虽为老文人,但堪称白话文及“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之同道。曾朴自述与林纾之间的翻译交流:对林纾“贡献了两个意见”,“一是用白话,固然希望普遍的了解,而且可以保存原著人的作风,叫人认识外国文学的真面目,真精神;二是应预定译品的标准,择各时代,各国,各派的重要名作,必须迻译的次第译出”。(25)林纾的反应合情合理,第一点,白话文确实非其所长,第二点,林纾不懂得西文,翻译主动权非常受限。林纾的反应让曾朴失望,这可能是导致曾朴转而寻求年轻人理解与支持的原因之一,(26)“我在畏庐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27)曾朴对林纾贡献的这两个意见,尤其是对白话的提倡,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早。曾朴详谈此事之后,盛赞胡适,“一直到您的《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杂志》上崭然露了头角,我国沉沉死气的旧文学界,觉得震动了一下”,“那时,在旧文学里,第一个抵死对抗者是畏庐先生,在新文学里,扬着三色旗,奋勇直前,大声疾呼,做第一个敢死队的急先锋就是您。您本是我国礼学传统里学问界的贵胄,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在根本上,环境上,看透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因此,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弥漫了全国,外国文艺的光华,也照耀了一般”。(28)曾朴长信自述林纾旧事,随后盛赞胡适,实有愿与同道之意。

   1927年曾朴对《孽海花》的修改、续写,1927年撰写《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1928年曾朴的答胡适书,几件事情在时间上如此集中,很难说彼此没有关联,更何况,1928年胡适之所以写信给曾朴,很重要的原因是曾朴之前赠送译作嚣俄戏三种。有此前奏,方有后来曾朴的长信。尽管曾朴的回信只字不提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但因为有修改续写《孽海花》以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在同一时段,而曾朴又花费那么多笔墨对胡适讲述自己的新文学历程以及翻译志业,那么,就很难说曾朴全然没有提请胡适重读并重评《孽海花》之意。于曾朴与胡适在《孽海花》问题上的公案,到胡适所写《追忆曾孟朴先生》(1935年9月11日),在当事人这里,算是有了一个了结,“我在民国六年七年之间,曾在《新青年》上和钱玄同先生通讯讨论中国新旧的小说,在那些讨论里我们当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的好意”。(29)事实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早有明确的辩护之意,但直至曾朴去世,胡适都没有再修正过他对《孽海花》的看法。对曾朴来讲,遗憾在未能获得胡适的重读与再评。对历史而言,遗憾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学”的过程中,“老新党”与“新新党”未能合流发力,“新新党”在某种程度上错过了新文学的重要同情者,这种错过,也推迟了新旧和解的到来。

   但是,即便历史存有遗憾,后来者也不能轻率地得出胡适有意委屈曾朴这种结论。从常理及版本变化来看,《孽海花》由金松岑初写六回,至曾朴接手写一编二编,两编修订,时隔十余年,又由二十一回连载,再到三十五回本(原定计划是写到六十回)。版本变化之繁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还是一部未完的小说,这就很难要求胡适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持续跟踪研究,毕竟胡适不是《孽海花》研究专家。更何况,胡适与钱玄同讨论的核心论题是树立白话文学的模范,而不是单独对哪一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研究。时至1927、1928年,胡适的宏愿,“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进展已经很理想,白话文被广泛使用,小说、新诗、戏剧等文学的“现代发生”,已势不可挡,这个时候,胡适等人在本土文学里寻找“白话文学的模范”之任务已经基本达到预期设想。此时胡适假如真地重评《孽海花》,也不会为“白话文学的模范”增益多少。到了1928年前后,胡适更愿意跟曾朴探讨翻译而不是《孽海花》也是历史常理。文学翻译,是白话文“模范”来源之一,也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另一重要内容。

   论翻译:“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之辩

   寻找“白话文学的模范”是胡适提倡“创造新文学”的工具与办法,创造新文学,离不开翻译。

   曾朴的文学眼光及翻译眼光独到。1928年的通信,曾朴也许有提请胡适再读及重评《孽海花》之私意(乃人之常情),但曾朴有更大的志向,其志在翻译对文学旧领域的扩大,他希望这个志向能得到胡适的理解。曾朴主张有统系的翻译,“我们翻译的主旨,是要扩大我们文学的旧领域,不是要表显我们个人的文章”。(30)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也提倡翻译,“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31)具体的办法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3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33)两人都意识到翻译对新文学的重要性,但两者之间有微妙的差异。曾朴所追求的是文学的伟大,所以他强调对文学旧领域的扩大。伟大的文学一定会突破时间的限制,旧与新之间的关系,曾朴在翻译这里看到“长久”与“再生”的关联,这正是曾朴在文学及翻译方面极有远见的地方。而胡适追求的是“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这个理想是跟个人自由及社会变革放在一起的,“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34)胡适的想法,是对“问题”(“多研究些问题”)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判断。胡适的远见,更多地是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学术方法的“走向现代”,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胡适也不是不清楚,伟大的文学需要时间,但留给中国之“人的发现”及“走向现代”的时间并不多。

   微妙的趣味差异,导致二人在如何定位及创造“中国的新文学”问题上,存在事实上的分歧,在翻译的着力上因而亦有差异。由差异而生的翻译之争,亦可从两人通信得出一二。

   1928年胡适写给曾朴的信中提到,“近日因小病,不能作工,颇得余暇,遂尽读惠赠的嚣俄戏剧三种。读后更感觉先生的志愿与精神之不可及”,“先生独发弘大誓愿,要翻译嚣俄的戏剧全集,此真是今日文学界的一件绝大事业,且不论成绩如何,即此弘大誓愿已足令我们一班少年人惭愧汗下,恭敬赞叹!我十二年不读法文文学书了,嚣俄的戏剧向来更无研究,对于尊译,简直是不配赞一辞,止有敬畏赞叹,祝先生父子继续此盛业,发挥光大,给我们做个榜样,使我们少年人也感慨发愤,各依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努力多译一些世界名著,给国人造点救荒的粮食!已读三种之中,我觉得《吕伯兰》前半部的译文最可读。这大概是因为十年前直译的风气未开,故先生译此书尚多义译,遂较后来所译为更流利。近年直译之风稍开,我们多少总受一点影响,故不知不觉地都走上谨严的路上来了”。(35)此时的胡适,应该更愿意就翻译作品来谈翻译,无意重提《孽海花》。在翻译方面,胡适对曾朴的赞赏是实实在在的,但胡适是主张“多研究些问题”的人,不至于以赞扬来敷衍老先生。恭敬佩服之余,胡适还是说出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一是强调译者的语言条件及身份。胡适感慨,“近六十年来”,所译名家著作,不足两百种,“其中绝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读西洋书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国文的林琴南,真是绝可怪诧的事!”,“莎翁戏剧至今译出一二种,也出于不曾留学英美的人”。(36)胡适自陈为英美留学生一大耻辱,也许有自我批评之意,但更多地,是对“不通外国文”、“不曾留学英美”之译者的疑虑。二是对翻译“模范”的树立。胡适在给曾朴的信中,极力赞赏曾朴与曾虚白的翻译,也对曾朴的翻译提出建议。据1928年3月28日胡适日记,“他(曾先生)说,嚣俄译本销路极不好!我劝他多译点写实派与自然主义派的作品”。(37)同时,胡适心目中的翻译“模范”另有其人,“近三十年来,能读英国文学的人更多了,然英国名著至今无人敢译,还得让一位老辈伍昭扆先生出来翻译《克兰弗》,这也是我们英美留学生后辈的一件大耻辱”,“近年以名手译名著,止有伍先生的《克兰弗》,与徐志摩的《赣第德》”,在赞扬曾朴所译《吕伯兰》之后,胡适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以为伍昭扆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从英文译本的),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先生曾见此译本否?……”(38)语言条件、身份及“白话”,是胡适在翻译方面树立“模范”的标准。这些看法,有其轻率的地方,对林纾的评价,尤其有失公允,林纾选择翻译对象的眼光常被人诟病,但今天看起来,林纾也许有“化朽腐为神奇”(39)之志——往往二、三流的作品比一流作品更能吸引“大众”,以林纾“化朽腐为神奇”的语言天分,他不可能不懂得一流作品与二、三流作品的文学高下,这种“化朽腐为神奇”之志,与胡适以“白话”改变国民思维方式,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不得不说,胡适的眼光一流,有如选择本土文学中的“模范”,胡适选择翻译的“模范”,可能会选漏,但不会选错,胡适称伍昭扆(伍光建)之译笔“最不可及”——对伍光建翻译的判断,不仅超越同时代人,也远胜今人。但是,在私人信件里,大赞别的翻译家,胡适有言外之意,曾朴回长信自辩,合情合理。

   胡适对译者语言条件及身份的看法,有其轻率之处,对伟大文学的判断,也有策略性处理。对此,曾朴有不同看法,并直接提出批评。“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见了,只缺少了伟大”,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懒惰,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学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操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文学的最终目的,自然要创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0678.html
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