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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岸书:新时期文学在基层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5:52
作者: 石岸书  
内容除了中央的文艺政策,如“双百”方针、“二为”方针等,还会时不时谈及上层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学标准和代表性文本。1983年的文学讲习班也是如此。受邀作家在讲习班上讲授自己的代表作,例如谭谈讲《山道弯弯》,萧育轩讲《迎冰曲》;与此同时,县文化馆文学专干也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上层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小说,特别是湖南本土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例如莫应丰1980年出版的《将军吟》、叶蔚林1980年发表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和古华1981年出版的《芙蓉镇》等[16]。这些上层的新时期文学代表性文本成为业余作者学习模仿的“样板”作品。总之,文学讲习班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中介,它将上层的新时期文学所形成的文学标准、文学范式导入到地方的具体制度空间之中,经由集体性的学习模仿,落实为业余作者创作的“样板”,最终在基层形塑出新时期文学的地方性,实现新时期文学在基层的再生产。

   新时期文学在基层再生产的结果,便是业余作者们的优秀作品获得了集体面世的机会。1984年6月,县文化馆主办的《涟河》出版第11期,又题为《涟源县1983年文学讲习会作品选集》,共收入46篇作品。此期的《编后絮语》热情追溯涟源籍的现代文学传统,从第一个涟源籍的现代著名作家蒋牧良,到如今的萧育轩、谭谈、刘汉勋,并强调后三位作家的“成功之道不仅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也提供了不少的可以学习的经验”[17]。而该期中大多数作品也的确都是“学习”上层新时期文学的产物(详见下文)。这表明,新时期文学似乎的确再生产出了某种地方形式。

   在全国各地,与涟源县相似的例子所在多有。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馆志》较为完整地收录了全国各地文化馆的资料,其中大都有县一级文化馆创办文艺刊物、举办讲习班、培养业余作者的记载。可以说,县级文化馆是推动基层新时期文学兴起和发展的制度性力量,这种制度性力量源自50-70年代的群文体制。而县级层面的文学讲习班制度,则是以群文体制为支撑、为培育基层文学而创造的主要制度形式,是落实和再生产新时期文学、形塑新时期文学的地方性的重要中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群文体制开启市场化改革。这一过程被称为“以文补文”,其实质就是在财政拨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群文单位转向市场,部分或全部地自负盈亏。《中国文化馆志》所收录的全国各地的众多文化馆,此时期基本上都有“以文补文”活动的记载。群文体制的非营利性的群众文学生产功能逐渐淡出,到20世纪90年代初,群文体制已经很难从文学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和描述了。涟源县文化馆也不例外。据县文化馆自编的馆志载,1984年,“馆建立工艺美术服务部,经营生产石膏像、制作标牌、承担广告装璜等业务。馆开办文化用品商店门面,专人承包经营”[18]。自1984年开始,县文化馆的发展整个地朝向以盈利为目的,馆内文化干部也逐渐转向有偿服务项目,“以文补文”活动自此层出不穷。最终,与全国各地大部分的县一级文化馆类似,涟源县文化馆逐渐从地方群众文艺事业中淡出,其群众性文学生产的组织和辅导工作更加无从谈起。

   二、《涟河》:基层刊物中的新时期文学

   在新时期文学的基层阵地《涟河》于1979年创刊之前,涟源县文化馆曾断断续续创办过一些刊物。1957年,县文化馆成立县业余文艺创作委员会,创编铅印文艺月刊《新芽》,出版6期后停刊;此后,办有不定期的《演唱资料》,用于刊载工农兵文艺作品;1971年6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举办一系列文学、戏剧等创作学习班,培训业余作者,学习结束后结集出版,名为《工农兵文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专集》,从此《工农兵文艺》作为不定期刊物就延续下来;1972年《工农兵文艺》改名为《涟源文艺》,每年出版7到8期,1974年停刊;此后涟源县文化馆仍办有不定期的《演唱资料》[19]。

   1979年10月,县文化馆正式创办《涟河》,首期又题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艺专集》。这一刊物的创办,意味着涟源县正式开启了在地的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涟源县最重要的文艺刊物,《涟河》创刊方式与1971年的《工农兵文艺》创刊方式极为相似,都是文化馆借助重大事件的推动而创办,这表明《涟河》和《工农兵文艺》所依托的文化馆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的延续性。换言之,在涟源县,新时期文学是“老树开新枝”。

   《涟河》由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编辑,1983年总第6期《涟河》如此自我介绍:

   《涟河》是我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为群众文化服务的综合性内部刊物;以总结交流群众文化工作经验,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培养提高业余作者,提供习作园地为宗旨。[20]1985年之前,《涟河》共计出版了13期[21],第1期和第11期以期刊形式出版,其余各期均以报纸形式不定期出版,每期4版,每次印数大多为500份左右。据刘风回忆(2019年1月28日采访),出刊后会分送有关的作者和单位,同时也会寄送数十份给与县文化馆有交流的外地文化馆。这些外地文化馆既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这或许暗示,在全国各地文化馆之中可能存在一个全国性文学网络。

   就《涟河》的性质而言,它是县文化馆群文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它首先是县文化馆的“馆报”。各期的《涟河》对文化馆及其所属文化站的重要事件一直保持关注和报道。其次,由于服务于全县的群文工作,它也经常关注和报道全县的群文活动,因此,它又是涟源县的“群众文化报”。最后,县文化馆同时负有“培养提高业余作者”的任务。于是,《涟河》又是发表文学作品的“文学报刊”乃至“文学期刊”。总之,涟源县的新时期文学,就寄生在这样一份多功能的刊物上。

   《涟河》所刊登的稿件多种多样。以报纸形式出版的《涟河》,1985年之前有11期,共发表232件稿子,其中小说7篇(含小小说)、散文10篇、故事8篇、通讯12篇、曲艺23篇、诗歌80篇、历史人物4篇、地方小考6篇、作家谈创作1篇、中小学生作文11篇、摄影14张、歌曲1首、美术9件、其它46篇。当然,各类型之间的分别也不总是明晰的。例如,《涟河》所发表的小说与叙事性散文之间的界限便常常很模糊,这一事实表明基层业余作者尚未确立清晰的文类意识。从统计上可以看出,创作最多的还是诗歌,这是基层文学生产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可以说,基层的新时期文学与上层的新时期文学,存在一种文类上的落差:当上层的新时期文学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迅速过渡到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体的文类时,基层仍然将诗歌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开展形式。

   在涟源县,小说的集中刊出只出现在第1期和第11期以期刊形式出现的两期中,这两期都是围绕着特定事件而组织出版的。第1期又题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艺专集》,有6篇小说。第11期又题为《涟源县1983年文学讲习会作品选集》,共有18篇小说(含小小说2篇)。此外,通过自由来稿而发表在报纸形式的《涟河》上的小说(含小小说),1985年之前只有寥寥7篇。加起来,1979年到1984年《涟河》共发表31篇小说(含小小说),数量并不多。可以说,由于小说创作对文学素养的要求较高,因此小说并不是业余作者的主要创作体裁。它在基层的生产,难以依靠业余作者的自发创作,而主要依赖制度性力量的持续支撑才能勉强有所收获。这与上层的新时期文学自然而迅速地转向以小说为主要文类截然不同。

   整体分析《涟河》上的文艺创作,的确会发现诸多与上层的新时期文学的关联处与不同处。

   首先要指出的是,《涟河》中从未出现过“新时期文学”的字眼。从县文化馆的群文工作的角度而言,所谓新时期文学,只是在新的时期对原有的群文体制做出的新调整。对于群文工作者来说,改革初期的文学工作与70年代初期并没有根本不同,从整体的文学形态上,事实上也并没有出现与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文学形态,只不过呼应、服务的政治主题发生了变动而已。可以说,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是50-70年代文学传统的延续。这种延续性特别指的是,基层文艺创作仍是群众性的。这种群众性既意味着基层文艺创作依托于群文体制,是群文体制的产物,也意味着这种创作是面向群众的,是群文工作的一部分。当上层的新时期文学向着专业化、现代化和商业化大步迈进时,基层的新时期文学仍然沿着此前的群文体制所设定的轨迹运行,除却政治主题的变换,其底色仍然是业余性的、群众性的和非商业性的。基层与上层的这种日益突出的差别,或许是整体的新时期文学日益走向分裂乃至终结的原因之一。

   基层的文学生产本身是群文工作的一部分,而群文工作的基本目标,就是制度性地将人民群众带入群文活动,从中开展宣传、动员和教育。在这种条件下,群文工作者和依托于群文体制的业余作者,长久以来的文学惯习自然是紧跟形势变动、紧密地贴合主导文学标准。这种文学惯习的发展产生出“向心性”的写作模式,具体表现为紧跟形势创作、表达政治认同。

   诗歌往往是这种“向心性”写作的典型体裁。分析发表在《涟河》的80篇(组)诗歌,会发现它们大部分都是“向心性”的。例如,1979年《涟河》创刊号上头条刊登《民歌十首》,为四位农民、三位工人、一位解放军战士、两位干部所作,内容大都是歌颂党、“四化”、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1984年总第11期《涟河》以期刊的形式发行,集中收入参加1983年文学讲习班的业余作者的作品,其中刊登的诗歌也大略如此。例如《会计工作者之歌》歌颂会计工作者是“四化”建设的先锋,警惕着经济领域里的“糖衣炮弹进攻”,《奇特的小树》歌颂农村富裕,有了电视机,能够传递“祖国振兴的喜讯”[22]。又如1983年总第7期《涟河》头版的一首诗歌,即是为当年7月正式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而作[23]。无论是文化馆自己的文艺干部的创作,还是业余作者的来稿,这样的“向心性”诗歌是十分常见的。

   如果说诗歌类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向心性”写作,那么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则是“模仿性”写作。以县文化馆文学专干刘风为例。在1979年《涟河》创刊号上,刘风发表小说《一颗红星奖章》。这篇小说从写法、人物到故事情节,都是对1958年茹志娟发表的《百合花》的模仿,甚至连小说开头都神似:

   一九三三的三月,正是红军全力以赴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时候。

   我参加红军不久,上级因为我是钳工出身,就决定派我到兵工厂去工作。与我同去的,据说还有一位不到二十岁的本地小伙子。我心里想,当工人去就当工人去吧![24](《一颗红星奖章》)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25](《百合花》)

   在1984年出版的期刊形式的《涟河》第11期上,刘风还发表了一篇《茶花》,目录标注为“散文”,不过这篇散文的叙事性很强,具备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塑造了完整的人物“茶花”。这篇散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周立波1958年发表的《山那面人家》的影响:两篇作品讲述的都是一个农村婚礼的故事,都是以花衬人,带着淡淡的抒情气息。

其它较为成熟的小说,也都能在著名作品中找到对应模本,或总是感到似曾相识。1979年创刊号《涟河》发表时任涟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袁一安的《初春之夜》,刻画了村支书从朝鲜战场因伤退伍后带领村民开山造田的英雄形象。无论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还是艰苦奋斗开山造田的“创业史”,这些小说元素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刘风、袁一安已是比较成熟的地方作者(家),而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的模仿性更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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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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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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