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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迈向共同富裕的三大途径

更新时间:2021-12-29 23:10:55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途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将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几年后又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事实上,初次分配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是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社会性流动。历史上的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两点: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看,每组的收入都在提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今后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将明显慢于其他家庭。从中观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些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因此我们提出,应该进入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群体。

   “倍增”之一,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是低收入群体。OECD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有所提高。

   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倍增”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虽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是非常不稳定的。比如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均减少了3%。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倍增”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的多,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的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亿人,60岁以上人口高达2.6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证消费需求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讲道,经济增长会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是财富驱动。

   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需求侧的制约越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个发展阶段,所以必须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

   除此之外,建设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面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福利国家是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的路。当然,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共同富裕入手,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来源: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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