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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政治蜕变、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苏共败亡30周年

更新时间:2021-12-27 23:21:27
作者: 张树华  
在苏联社会关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制度”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有余,经济改革未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一些先锋派、自由派的知识精英提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行政命令体制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各级机关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逻辑,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苏共官僚机构“从中作梗”。因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在所谓“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自此,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叶利钦等民族地方政治分裂势力的牵扯下,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拆毁”大戏。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改革构想频频出台,经济政策朝令夕改,加之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这无疑给分裂势力和激进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的口实。于是,伺机而起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喊出“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苏联的国家制度。

   自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被遗忘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党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分抢物资资源,封锁商品出境,各自为战,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大厦危在旦夕。

   (五)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苏共和联盟中央成为“众矢之的”。部分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是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败。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苏联境内爆发了多起冲突。1986年12月发生阿拉木图事件;1988年2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问题发生冲突;1990年1月发生巴库事件。除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之外,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民族冲突。据统计,1988年到1991年,苏联境内共发生170余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约1万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仅1988年,在苏联全国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的各种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数量高达2600余次,参与人数高达1600万余人,而其中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件占比达60%。

   在这些民族冲突的背后,是地区分立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登台唱戏。他们同党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汇合在一起,对抗联盟中央,阴谋制造分裂。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乌克兰“鲁赫”民族运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等。这些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势力遥相呼应,迅速成为能左右苏联局势、动摇苏联根基的政治力量。

   苏共失败始于党内分裂,而民族划线是撕开苏共的重要裂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当地的苏共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先打出“主权和独立”大旗。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所谓“民主集中”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民族分裂组织在各地成立,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1989年底,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表示不会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会议,这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在叶利钦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势力的影响下,汇入瓦解苏联的大潮中。正可谓,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

   (六)催生政治异己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新思维的号召下,1986年起,苏联社会陆续出现一些非正式组织。1987年,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在苏联一些大中城市蔓延,并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小组等形式出现。此后,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非正式组织和社团犹如雨后春笋,据统计,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以及一些“人权”“历史纪念”协会等。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后,与非正式组织遥相呼应,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在要“改朝换代”的政治氛围影响下,上述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成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则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引领者,如盖达尔和丘拜斯。

   此外,戈尔巴乔夫还“解放”持不同政见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对派”。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还协调苏联科学院所在的选区帮助萨哈罗夫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萨哈罗夫成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成为“民主派”的精神领袖。

   (七)政治激进主义崛起

   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联邦激进自由民主势力,以及以各加盟共和国或更小的民族区域为大本营的各地民族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和阵地。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激进势力提出,要彻底“告别社会主义”,迅速选择一条新的、西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独立,甩掉身上其他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这些贫穷包袱,三四年后俄罗斯就会变成西方式的富裕国家。

   随着社会思想的激进化,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过来的粗糙的“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盛行一时。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在经济生活中,他们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当时,苏联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宣扬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像西方社会文艺明星一样的致富机会。

   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政权就摇摇欲坠,政治上自身难保。苏共后期领导人习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香风美酒,苏共各级党组织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在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背景下,却奢谈西式民主和自由。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一会儿宣称“中间道路”,一会儿宣称要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改革无计可施,政治上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等旗号迅速地被自由激进或民族主义口号所取代。可见,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共后期在推进改革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政治错误,特别是在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苏共在西方对其进行“和平演变”和开展“心理战”“攻心战”的形势下丧失警惕,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全面敞开大门。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妄想投入西方自由世界的怀抱,最后输掉了“冷战”,成为任人宰割的失败者,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三、宪政改革与政治畸变

   自1988年开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组,这些改组直接触及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本性要素,包括苏共领导地位、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联邦制、选举和政党制度等,成为导致苏联政治畸变的重要原因。

   (一)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

   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却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为清除这一障碍,戈尔巴乔夫做足了舆论工作。1989年12月12日,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有代表建议将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时,他当即表示:宪法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讨论和修改。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表示:“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在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专横官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就表明,苏共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与其他匆忙组建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处于同等地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提出,苏共只有与其他任何政党进行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

   (二)宣布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将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将根据这种新的情况进行工作。”这意味着苏联政党格局将沦为多党并立。二月全会通过的提交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指出,要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实行“民主制和政治多元化”。因此,“社会的发展不排除再建立若干政党的可能性”,“苏共不谋求垄断权,准备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与合作”。这些内容,实质上就是对戈尔巴乔夫多年来倡导的“多元化”与“民主化”的回应,表明苏共在政治上要实施多党制。

   (三)推行议会制普选,试行总统制

   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法治国家”的概念和“法律至上”的思想。苏联知识界一些头面人物宣称,美国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1988年11月14日,苏联《消息报》刊登法学博士库拉什维利的文章称,苏联正在试图设立一个相当于西方国家总统的职务。1989年5月,苏联政府和苏联议会开始分权,权力中心由党向苏维埃转移。而后,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同时派出一些团体秘密或公开地前往美国、法国等考察西方议会和总统制。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表示,“三权分立”能避免大权独揽和滥用权力。他强调“国家和其他政治结构发展的主流是人民社会主义自治的思想和实践同经过多年经验考验的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则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权力的严格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

1989年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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