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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政:对苏联解体前后的考察与评论

更新时间:2021-12-27 22:42:50
作者: ​吕政  
由于卢布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出售和变现国有企业资产券则是多数普通持有者的必然选择。少数人乘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低价收购资产券。其结果,使国有企业的资产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变为少数私人的资产。前苏联的一些党政官员和企业的厂长、经理变成了新的富翁,加剧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改革,完全失去了社会公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种“带着金丝绒手套的掠夺”。

   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们在苏联解体后迅速变成收入微薄的阶层。经济学部的研究员月工资79美元。大多数学者不得不靠兼做第二和第三份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莫斯科当年那些跟着反对派起哄,鼓动苏联共产党下台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跌落到贫困阶层。只有极少数的知识精英进入暴富的私人公司工作并担任中高层管理人员,才能拿到高工资。

   在圣彼得堡,我们结识一位曾经在俄罗斯科学院和外交部工作的学者,苏联解体后他到一家大型私人能源公司从事国际合作工作,月薪达4000美元,是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工资的50倍。

   2011年9月,我带领中国社科院不同学科的几位青年学者再次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与考察,先后去了莫斯科、沃洛格达、切列波维茨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并参加了“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经济论坛”。

   在沃洛格达市,我们参观了俄罗斯西北钢铁公司,它是俄罗斯最大的钢铁企业,年产1200万吨钢材。在俄罗斯私有化浪潮中,该厂的一位前副厂长以低价买断了这家企业。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产权私有化以后,所有者具有推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推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私有化到2011年,已经整整20年了,该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仍然停留在我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考察过的国内钢铁企业的水平。

   在参观该厂时我们接触到一位保安,他曾经是苏军上尉,在中苏边境的黑瞎子岛驻扎多年,如今成为收入最低的员工。企业老板常年在国外当寓公,享受着富翁的生活。这虽然是一个微观的案例,但却反映出俄罗斯所有制改革导致的阶级分化。

   2011年12月,我去希腊罗德岛参加世界文明大会。因为这次会议由俄罗斯私人大公司赞助,所以去了许多俄罗斯的学者,其中有研究哲学和社会学的。在会议分论坛交流时,俄罗斯学者这样描述苏联解体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俄罗斯迅速出现了社会分化,如同托尔斯泰《复活》中描写的那样,少数人跻身新的上流社会,包括新的政治权贵,富豪、农场主、宗教领袖、牧师,律师等等,如果要解决什么官司和纠纷,就得像《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样,在上层社会周旋、奔走和打点。曾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又跌落到社会的底层。通常我们只是在历史与政治教科书上看到“复辟”二字。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分化现象,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复辟”的真实写照。

   在圣彼得堡,我们参观了冬宫和斯莫尔尼宫,在涅瓦河畔登上阿芙乐尔巡洋舰。列宁1917年4月在圣彼得堡发表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著名讲演,当年讲演时向工人们挥手致意的油画已成为传世经典。80多年过去了,虽已物是人非,但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画面仍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1991年,叶利钦在莫斯科街头站在坦克上发表讲演,获得了数万人的支持和欢呼。此后,前苏联迅速解体、政治易帜。历史有时真的有相似之处,但是一次是喜剧,另一次是悲剧。斯蒂格利茨在评论俄罗斯变革时说:“俄罗斯的改革是采取布什维克的方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轨”。

   唐代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结尾有这样一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问世距今已将近1200年,其主张源自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牧揭示的国家兴亡的因果关系和政治伦理至今对执政者仍具有警示的价值。

   五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下跌,社会混乱的10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在回天乏术、个人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宣布辞职,由普京接任总统职位。20年来,普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想和政策主张兼收并蓄,大刀阔斧地调整俄罗斯的内外政策,打击巧取豪夺的经济寡头,使俄罗斯回到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展与民族自强的轨道。

   考察俄罗斯的近代与现代历史,从17世纪后期彼得大帝进行近代工业化改革开始,俄国300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要实现俄罗斯的发展和强大,它需要由政治强人治国。普京作为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强人长期执政,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是由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即它特定的国情和时代所决定的。这一认识不是历史宿命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在与俄罗斯科学院学者交流时,他们认为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轨过程中发生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出现邓小平这样的伟人,而是被一群机会主义者把苏联引入歧途。实践证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领袖人物的政治决断对社会发展走向起着重要作用。但伟大领袖人物是优秀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和大变革的时代造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他们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顺应民心,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创造性地引领中国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

   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认为,群众是分为阶级和阶层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导核心主持的。共产党必须建立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和平建设,党的核心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就一直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态是畸形的。党内的政治斗争不是围绕是与非、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展开的,而是为了清除异己,并伴随着拉帮结派、政治算计和阴谋诡计,有时甚至是肮脏、残酷与血腥的。早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就开始形成特权阶层。30年代外国作家在拜访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时,对他住的高级别墅和享受到的奢华生活十分惊讶。到了勃涅日涅夫时代,苏联党政领导阶层的特权更加制度化和常态化,腐败已经严重侵入苏联共产党的肌体。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在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劳动生产率、市场供应、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苏共领导层和相当多的干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既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切身体会到苏共和苏联社会经济的种种弊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把变革的希望与出路,寄托在学习和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叶利钦更是一位野心家,政治上纵横捭阖,先获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大权,再釜底抽薪,架空苏维埃联盟,最终把苏联搞垮。

   2001年10月,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的几位同事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参加中美经济学家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一位与会的学者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句话的哲学解读应当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变好事”,即吃一堑长一智。“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使我们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了,而且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可是普京执政20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与遏制,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和利益,不容忍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强大。

   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改革政治体制,实行西方的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推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中美关系就会好转。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社会制度转轨后,美国并没有停止打压俄罗斯,正在发生的现实给我们提供了警示。

   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美国政客们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非常明白,中国共产党一旦下台,中国的发展和强国梦也将随之化为乌有。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苏联解体的历史在中国重演。

   2021年12月25日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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