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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枚乘集《七发》篇阅读小史

更新时间:2021-12-27 10:49:55
作者: 刘明  

   《七发》是汉初作家枚乘的代表作,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标志着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还在赋中开创一种特定的主客问答型的文体,“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文心雕龙·杂文》),号称“七体”,《文选》设立“七”类便是对此文学传统的确认。正缘于《七发》的典范意义和文学影响力,成为历代文人重点模仿和阅读的名篇,留下了积蕴深厚的文本解读和阅读体验,不断累积而构成涟漪荡漾的阅读长河,更显其文学魅力。读者阅读《七发》,或据枚乘集,或据《文选》,或据其他文学作品选集,甚至是单行的《七发》作品,皆品鉴赏析,妙笔生评。就枚乘作品集而言,《七发》是“压卷”之作,读枚集者必究心于《七发》。兹以枚乘集本的阅读为取径的视角,勾勒读者体味《七发》篇的阅读小史。

  

   根据现存的文学资料,《七发》全篇最早载于《文选》,班固《汉书》本传只收枚乘的《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两篇,尽管《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枚乘赋九篇”,班固却悉数未采入史传。班固读枚乘两篇奏书的体验是“其言正也”,《七发》或许在班固看来其言不够“正”而被屏除于本传,但这并不意味着班固没读过或不知道《七发》篇。汉代尚不存在枚乘集之编,魏晋以来由于纸张的使用,也出现自觉编文学作品集子的意识,使得枚乘集编本也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七发》的流传不再局限于单篇单行,或寄托在其他典籍中,而是逐渐转变为集本流传,通过集本以读到《七发》也成为主要的阅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曹植读到的《七发》很有可能就是集本,他在《七启序》里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曹植阅读《七发》的体验是“美丽”,汉代一般用“美丽”描述人的外貌容仪,曹植则移用于文学作品的品评,指其辞藻华丽。西晋荀勖在《文章流别论》里对《七发》也有评论,推测所编的《文章流别集》里应该收入了此篇,而来源仍应是当时流传的枚乘集编本。荀勖说:“借吴楚以为客主,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其流遂广其义,遂率爾有辞人淫丽之尤矣。”此评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显示出荀氏独具个性的阅读体会。“借吴楚以为客主”,说明荀氏是基于作品自身的文学解读,未做涉及历史本事的解读。荀氏还指出《七发》虽有“甚泰”之辞,即富丽堂皇的辞藻,但意在“匡劝”而不没讽谕本义。同时也比较敏锐地提出《七发》开创了汉赋创作的一种体式,后世作家纷而仿之而形成了“流”,但缺点是“率尔有辞人淫丽之尤”而失其讽谕之旨。荀勖确立了枚乘创作《七发》意在讽谕的解读传统,这是以文学眼光介入文学作品的阅读观。

  

   《隋志》小注著录有《枚乘集》二卷和录一卷,即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的集子,确证至迟在梁代有枚乘集编本的流传。不管是刘勰评论《七发》,还是萧统编《文选》选录枚乘的诗文,都会参考到《枚乘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对《七发》的评论,首先延续曹植、荀勖以来辞藻华丽的见解,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骚”,“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进一步以“摛艳”“腴辞”“夸丽”和“伟丽”予以概括。刘勰也继承荀勖《七发》意在讽谕及创为一体的看法,称“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老实讲,刘勰没能在前人阅读体验的基础上有更大突破,而是在既定阅读结果的藩篱里“原地转圈”。至于在《才略篇》评价《七发》“膏润于笔,气形于言”,也不过是受到当时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发一点宏阔的议论罢了。笔者认为刘勰最大的阅读体会是《七发》何以为“七”?他的解读是“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认为“七发”篇名的寓意是“七窍所发”。刘勰“七窍”之称可能源于《庄子·应帝王》,云:“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此寓言揭示的道理是,“七窍”代表着人的欲望。回到《七发》作品自身,枚乘相继写了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和观涛六件事,都与人的“七窍”感官直接相关,同时也是人的欲望的表现方式。或者这么讲,在枚乘眼里人生欲望不过如此,遂以隐蔽的“七窍”典故代指欲望。刘勰关于篇名寓意的解读,很有启发意义。推想枚乘本意,以“七窍所发”简省为“七发”两字命篇不过是“引子”,比较含蓄地代指欲望,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春秋笔法”。后世解读存在将“七发”之“七”逐一做实所指的倾向,难免有胶柱鼓瑟之失。要之,刘勰阅读《七发》在篇题的理解上独辟蹊径,勾联出“七发”之称与《庄子》寓言的内在逻辑性。别忘了枚乘在《七发》的篇末也是明确提到“庄周”的,似乎又在暗示枚乘创作《七发》在宣扬道家思想。刘勰没有讲这些,但他的解读引导出以哲学思想介入文学作品的阅读观,似乎可以这样概括他的阅读范式意义。

  

   紧接刘勰之后的萧统编《文选》,选录枚乘《七发》作为“七”类的第一篇,以文学作品的选集行为回应了荀勖和刘勰有关枚乘创为“七”体的见解。经历了从显赫到被疏远心路历程的昭明太子萧统,在读了《七发》中“同病相怜”的太子之后会做何等感想,只能留待历史来回答了。唐代为《文选》作注的李善及五臣均细读《七发》,以李善而言,他不仅引经据典详细注释《七发》,还引《七发》中的文句来注《文选》。如《文选》卷四十二应休琏《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便嬛称妙”句,即引《七发》“蜎蠉詹何之伦”句作注。值得注意的是,《文选》所载之《七发》此句作“便蜎詹何之伦”,与此微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李善所引据自枚乘集本,依据是《文选》卷二十七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诗李善注云:“《枚乘集》有《临灞池远诀赋》。”说明李善确实阅读过枚乘集,还以之作为注释《文选》的参考。换言之,集本《七发》与《文选》录本存在文字面貌的差异。李善阅读《七发》的体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处自注中,“《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孝王时,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七者,少阳之数,欲发扬明于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于之”。前者是对篇题“七发”的理解,即“说七事以起发”。七事者除听琴、饮食、车马、游观、田猎和观涛外,再加最后一事即“要言妙道”。李善还进一步解释“七”乃少阳之数(离三震四),并调和《文选》题“《七发》八首”与“七事”之间存在的矛盾,即“八首”除去序一首乃七首,恰与七事一一相合。李善的解读与刘勰大相径庭,理解的分歧点在于,刘勰不认为“七发”里的“七”是与作品内容逐一对应的实数,相反李善正是将之理解为对应作品内容的七件事。很显然,李善受到了《文选》所录题“《七发》八首”的影响,想当然地在“七”与“八”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由此似乎也可以推测出萧统对于篇题“七发”的理解,他并不认可刘勰的判断。后者则反映李善对《七发》题旨的解读,是一种牵合历史本事的解读,认为创作于枚乘第一次从梁孝王游期间,目的是劝谏孝王不要起反汉之心。一千位读者就有一千位哈姆雷特,没必要去详究该解读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可以肯定的是,李善不是以文学的眼光介入《七发》作品的阅读,而是历史的眼光,要找到创作背后的“本事”,之所以如此可能与他号称“书簏”的考据癖有关。

  

   理解李善缘何作出如此的解读,还是回到《七发》作品本身。楚太子有疾,吴客提出六件事来疗疾,太子的反应都是“仆病未能也”。但田猎一事太子虽也称“仆病未能”,但相继出现“阳气见于眉宇之间”“太子有悦色”“善!愿复闻之”和“有起色矣”等积极变化,枚乘这样下笔是要传达何种深意呢?从田猎的描述场景看,“旌旗偃蹇,羽旄肃纷”,“高歌陈唱,万岁无”等等,近于天子游猎的仪仗和排场。枚乘作出此安排,是在委婉地表达楚太子存在觊觎非分之想。推想李善也会读出其中隐含的意味,遂产生楚太子有反心的判断,枚乘意在规谏。李善又进而将这种阅读判断做了“过度”性的解读,即引申到历史事件的联系里。不妨大胆拟测一下李善的思考过程,以尽可能地还原“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此种解读的逻辑背景。李善首先要从《汉书》枚乘本传里寻找历史依据,可能他发现枚乘既然结连两番上书劝谏吴王刘濞,不太可能再会节外生枝地创作《七发》。枚乘有从游梁孝王的经历,会不会是为劝谏梁孝王而作呢?于是又翻检《汉书》孝王本传,明确记载:“(景帝)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孝王“心内喜”,表明他有继承皇位的私念,太后喜则表明孝王还深得其母后的支持。景帝后废栗太子,太后欲以孝王为嗣,遭致反对而罢,孝王亦不敢再言为嗣之事。其后孝王派人刺杀爰盎等事败露,遭到景帝疏远,遂心有恐惧;特别是上朝欲留长安而弗许,归国后“意忽忽不乐”,最终病亡。孝王本传还记载平定七国之乱后,孝王筑东苑,“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这些史传记载的细节,与《七发》所描述的情节及场景均有对应性,难免会使李善将《七发》与孝王事联系在一起,而得出枚乘此作意在含蓄劝谏孝王勿有反心的解读。这是以求索历史介入文学作品的阅读观。

  

   当然李善以历史本事解读《七发》的阅读结论,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如清人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之说云:“《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今之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或赞同朱说,认为《七发》创作于枚乘任吴王刘濞郎中期间,撰写在邹阳上书之前(参见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载《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目的是规劝刘濞勿生反意。也有学者认为,《七发》创作于梁孝王死后枚乘回到淮阴老家期间(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言外之意与历史、政治都不存在瓜葛。班固修《汉书》枚乘本传弃《七发》于不顾,使它失去了历史凭借而回归到文学作品的本色,于是产生各种各样的解读自然是情理中事。荀勖去汉未远,但绝口不提《七发》与当时的历史有何联系,纯粹当作一篇文学作品来阅读。倒是生活时代相距甚远的李善,拿起了历史的尺度去衡量《七发》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六臣注文选》里标明“铣同善注”,又说明五臣附和李善的看法,看来也不是孤掌难鸣之论。不管怎么说,从荀勖到李善的《七发》阅读史,极大丰富了《七发》作品的理解空间,层层累积的读者阅读体验宛如小溪,蜿蜒不断但也不时峰回路转。

  

大致唐末北宋之际,枚乘集亡佚不传,阅读《七发》只好借助《文选》,这无疑更扩大了李善解读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南宋又出现了枚乘集的重编本,陈振孙阅读枚集的结论是,枚集里的文章来自《汉书》和《文选》。《汉书》不载《七发》,要想重编枚集里的《七发》当然要依据《文选》,这是文献目录学家的解读。但事实也并不尽然,现存有元代虞集抄录的《七发》手卷(见封三图1所示),抄书也是古人阅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表明虞集很喜欢阅读《七发》,还郑重地用晋人书体和宋纸进行抄录(据卷末张丙跋所云)。《七发》手卷也因此从单纯的文学作品抄录本,转变为备受藏家喜爱的文物珍本,手卷里的钤印可见一斑,溢出了阅读趣味而成为收藏的尤物。将该篇与《文选》里的《七发》比对,有的文字合于五臣本,有的则合于六臣本,还有些异文与两者皆不相合。这表明虞集抄录的《七发》不是来源于《文选》,而是有着其他的来源。笔者认为,可能正是源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重编本《枚叔集》,该集收的《七发》有它自身独立的文字面貌。手卷末有至正四年(1344)张丙跋,云:“余生平诵古文,惟注意沈精于枚叔《七发》,尝评在司马长卿上。即贾长沙及班、杨辈,虽历代推文雄,亦未之或先也。然善书名家,未有录其文者。今虞学士乃以晋书宋纸以录汉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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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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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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