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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林: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更新时间:2007-01-28 09:52:34
作者: 金以林  

  

  在蒋介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第一次是在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1949年国共决战期间。对这两次下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1]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曾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2]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冲突,再度引起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发难,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重组。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档案,重新梳理并说明这一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希望借蒋氏下野与再起这一个案,揭示国民党内权力重组、变迁的内在因素和各方相互争夺和妥协的真实心态。

  

  一 蒋介石被逼下野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是难以忍受的。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12日,南京四全大会首先举行。会议期间,蒋介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当晚,蒋令负责同粤方谈判的宁方代表陈铭枢,赴上海邀请已从粤方分化出来的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3]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一些难言之隐的顾忌。第二天,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

  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4]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同汪精卫联络。李多次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动态,其中一份电报说:“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5]

  但蒋介石让出中央权力的举动,却遭到宁方内部几乎一致的反对。甚至连闲赋在沪的盟兄黄郛对此也深不以为然。11月18日,黄郛在日记中写道:

  傍晚岳军(张群)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原注),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原注)。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6]

  1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集干部洽商进退问题时,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对谈:

  吴敬恒曰:“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蟾[蝉]脱壳之计耳。”陈铭枢愤然力争曰:“精卫必有诚意,当与合作也。”公(指蒋)曰:“过与不及皆未免错误。精卫生平固少诚意,但此次则不得不与合作耳。”吴老叹曰:“吾终以政治为不良之物也。”公则笑曰:“余终以人人为可信也。”[7]

  蒋介石此时的自信,是源自对自身实力和对汪精卫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得到陈铭枢等人详细密报后,对粤方内部的分化,已成竹在胸。此时除汪外,孙科的态度也令蒋增添了不少信心。“哲生曾对其亲信说那一回(反蒋)彻底过,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关碍展堂(胡汉民)一人。缘展堂一月以来所持颇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粤四全之波折,实则汪、胡两派之争执。此后只要展堂不来或出外暂避,汪等即决赴南京。”[8]一旦掌握住汪精卫和孙科,粤方所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便大打折扣。11月22日,蒋在日记中充满希望地写道:“此次代表大会幸已告一段落,此为对内之一难关。今既平安渡过,增加余之奋斗勇气不少,益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9]

  但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东北被日军占领,使身负政府重责的蒋介石不能不受到民众的强烈责备;而在国民党内部,尽管粤方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外患日急,又逼迫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人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10]其实,蒋在内心中就是否下野,也仍在不停地斗争着。从以下两段日记中,多少可以读出蒋氏此刻的心态:

  (11月24日)余决心北上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可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千万世,且可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国家之复兴未必不在于此。乃国人不谅,干部阻止,以为我不北上,可以避免倭寇之挑衅,而得苟安于一时。呜呼!……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得胜利,则余之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11]

  (12月8日)此时主战,战必败,则以全国殉余一人之历史;如媾和,则余一人之历史,乃为全国而牺牲矣。又恐媾和以后,国民精神散漫,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也。[12]

  12月5日,粤方四全大会终于在广州闭幕。会后粤方决定先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合开四届一中全会事宜。而就在广州四全大会期间,汪精卫借粤方内部矛盾,暗中操纵汪派代表脱离粤方,借口共赴国难,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三地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并抢在广州四全大会前选举出十名新的中央委员。尽管粤方否认汪派新选的中委资格,但此时尚未逼蒋下野,还不愿公开分裂。为此,粤方主动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最新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13]汪精卫得电后即将该电转发何应钦报蒋介石。[14]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更想尽快将汪拉入宁方阵营,特派何应钦、邵力子赴沪,属其用“中正名义”,“促汪先生即速入京”。[15]7日,汪精卫对陈铭枢表示:“粤会所举之执监委纵不来,亦可赴宁,但有先决两条件:一要拟具治国方案,经蒋承认;二要整个的合作,不应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16]

  12月10日,粤方代表孙科等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与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首先声明,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代理人选必须粤方同意。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17] 12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商进退问题。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都反对蒋下野,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则中国休矣!”惟有何应钦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总座请细思之。”[18]对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蒋是非常不满的。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稚晖、石曾、季陶、铁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何应钦)、真如等则惟恐余退之不速也。……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但欲余不退,惟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于余一人,则国始得救。否则,如今日情形,群言庞杂,主张不一,彼此互相牵制,不许余主持一切,而欲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余之身败名裂、个人牺牲固不足论,但余虽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呜呼!天下事之至惨,未有如今日之甚也。[19]

  此时,蒋介石深知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无法做到的,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下野,上海和谈达成的四全大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至此,粤方要求如愿以偿。

  但蒋介石的实力和影响仍在。为了减少今后复出时的障碍,蒋预先作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20]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21]另据《黄郛日记》载,蒋还曾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22]在蒋氏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数是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也为自己再起埋下种种伏笔。

  

  二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12月16日,当粤方得知蒋介石宣布辞职后,立即派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南京。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随着粤方代表的入京,一个新矛盾又呈现出来。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召开的第三地国民党四全大会所选的十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因粤方不承认汪派中委,对此,汪精卫信誓旦旦地表示:无论如何,“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23]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并乘此极力拉汪投入南京阵营。16日,已下野的蒋介石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在讨论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委员问题时,陈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指汪派四全大会选出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怎样?”蒋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来的。如发通告,笼统一点。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写。”[24]18日,刚刚入京的汪派骨干陈璧君、顾孟余、陈公博即来拜见蒋介石,请蒋“助其解决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并表示惟“先承诺”此点,“精卫然后乃肯来京”。蒋对此“毅然允之”。[25]

  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终于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留函孙科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如再不行,必为本党之梗。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26]表面上,蒋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暗中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蒋在离京前特意召见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中兴本党非汪莫属。”[27]

  当日下午,一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议。宁粤双方首先对汪派中委资格发生激烈争论。接受汪派中委,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宁方自然表示赞同。石瑛首先主张汪派中委应予出席,引起粤方的反对。吴稚晖则以中立者的姿态说:“这件事本来与我们是不相干的。……粤方既多九人,势难取消,不如依何委员应钦所提议听京方亦增九人。此十八人……定名为次候补”,“大家以为这个办法可以实行,在南京方面褚委员(民谊)和本席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原本支持粤方的林森也表示愿意改为次候补委员。随后石英、陈璧君、马超俊等纷纷附议。[28]最后,由主席团提出折衷方案,沪选十名中委除张发奎由粤方同时选出外,其余九人全部承认,另增加中委九人,京方得五名,粤方得四名。[29]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和谈期间粤方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该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伍氏在第一天会议上首先向全体代表解释道:

  本案的理由很简单,第一项我们想把以后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牵动。这是与中国的情形比较适宜,否则如这几天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元首的更动几乎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所以为避免这种流弊起见,“国民政府主席不负政治责任,不兼其他公职”,其资格就定为“以年满六十岁,众望素孚者充之”。又为维持其地位的超然,规定“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在元首之下,由五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元首好似立宪国家的总统,行政院长就等于立宪国家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30]

  粤方的《中央政治改革案》,就是希望从制度层面限制蒋介石垄断政权。对此,吴稚晖首先反对,他说:“本席以为上海和会的决议应该尊重……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曾决定原则接受,但对于过去法令及约法有抵触者不能接受。”吴氏的发言立即引来粤方的激烈反驳。李烈钧坚持“应拿上海和会的决议作基础”;邹鲁称:“和会决议或不免与各方面的法律有抵触,但现在我们只能处处从共同方面着想,尤应注意的就是不要使和会决议发生摇动,否则散漫无归,一定得不到结果。”[31]

  由于粤方坚持捍卫上海和会决议,宁方被迫放弃。但宁方又将攻击矛头转向国家元首的年龄问题上。尽管粤方一度表示退让,将国家元首年龄限制由六十岁降到五十岁,但宁方仍不依不饶。张道藩首先质疑粤方制定年龄限制的理由,他说:“年龄的规定应有一定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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