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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论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教育

更新时间:2021-12-26 08:04:22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基础研究是文、理科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搞应用研究不可能产生高水平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共党史的基础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无论史料的公布、专著的出版、海量学术论文的发表,还是多角度研究视域和方法的运用、多研究领域的开辟,使得中共党史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受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翻案史学、伤痕史学研究取向至今依然在一些人心目中占据主流。不是说中共党史上的案件不需要翻,更不是说党史研究不重视历史史实,离开了历史真实中共党史就不是科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任何一个科学的发展都需要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要把尊重科学规律和满足社会需要、推动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中共党史在1980年代的大发展直接来源于当时需要实现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向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转变这个社会大环境,而当改革开放发展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新时代,中共党史无论就自身的学术基础还是适应社会需要,都需要在研究的取向上作适当的调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重要的中共党史文献、回忆录、文献传记等基础研究资料出版,如《新文学史料》《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等主要党史文献纷纷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26册、1350万字的《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21—1949)》,共20册、763万字的《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49—1965)》。中共二大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先后出版,以及各大历史节点的重要文献选编等也不断出版。一些专门史的史料也汇集出版,如《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收入了1948年4月至2009年1月期间的142篇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了《土地革命战争各地武装起义》《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等多卷大型史料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都有文集出版,如《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邓小平传》《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邓小平年谱(1904—1974)》《陈云年谱》《邓小平军事文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张太雷研究史料选》《彭湃研究史料》等,大型资料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在1995年前就出版了300多人的传记。同时,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大量回忆录,如《聂荣臻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等。

  

   改革开放40年中共党史学科获得了巨大发展,已经初步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观点不断被超越与改变。改变了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瞿秋白、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重要历史人物在若干问题上的传统观点。从中共成立日期、参加人员,到国共合作起因、“3.20”事件、苏区肃反、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地位、西安事变真相、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延安整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皖南事变和朝鲜战争等问题,党史学界都作出了新的研究。

  

   2.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诸如AB团问题、国共关系史、民主党派史、托派史、西路军史和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可以说党史研究在此阶段开辟的新领域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使之作为一门内容丰富、学术规范严谨、研究对象独特的学科开始确立起来,其对于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影响也得到了更好的体认。

  

   3.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层出不穷。口述史、社会史、计量史学、文化史、心理学、生理学等方法、手段、视野广泛出现在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当中。

  

   上述党史界基础研究成果丰硕的事实表明,中共党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启蒙阶段已经结束,我们要在这些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如何为新时代的社会实践服务,而不能还沉浸、止步于1980年代拨乱反正史学研究的学术取向。在这个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历史是非得失总体上已经形成共识的背景下,党史研究中心取向必须要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资鉴作用,而不是简单地沉浸于些微观问题的研究中,不能主要搞一些琐碎的问题研究,而必须要注意研究务实性强的问题。

  

   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是弘扬党的政治文化、展示大党政治形象、提炼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资源和提升政治能力。一个政党的理想信仰、政治认同、政治情感、组织运作、宣传方式方法,都构成了党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包括了宣传文化、组织文化、婚姻家庭文化、社会交往文化等与政治生活相关的很多领域,这些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了解这些独特的政治文化才能算是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文化基因。研究党史的个案、细节是为了更好、更准确地丰富和深化对于党的整体形象的认识,研究党的形象不仅仅体现出党史研究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视角,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出党史研究的史学的客观性特点,免于枝节化、碎片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具有非常可贵、丰富、高尚的系列政治精神,这种政治精神是由她的信仰、理想、实践所决定的,五四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北大荒精神、女排精神……这些政治精神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精神禀赋,党史研究一定善于从中领会和总结概括提升对于这种精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具有撼动天地的组织力、神速准确的判断力、不折不扣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善于想问题、善于谋大事、善于集众力、敢于碰钉子,经常取得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就。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常的政治能力,因此我们在新时代一定要注重挖掘这些宝贵遗产,使之能够不断得到广大,以造福中华民族。

  

   三、拓宽和创新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方法,促进党史教育的深入、创新发展

  

   党史教育必须要长期不懈的进行下去,必须要不断地创新发展,因此就需要党史研究在内容、方法等方面不断拓宽和创新,具体说来,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力。

  

   1.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内容和中心内容。总体来看,笔者认为应该以党的政治问题、党

  

   史人物为中心, 深厚党史研究基础。以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为基础,以中共革命和建设的上层建筑为基础,深入全面研究党史通史。现在一些党史研究者喜欢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计量史学等视角、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有时颇有新意,很能拓展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些内容都不能是党史研究的中心、不能是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内容是党史研究的入门,是党史的骨干和脉络,如果不了解这个方面的内容,即使用多么时尚的方法和手段,也无法把握党史的主流问题、无法了解党史问题的真实情况,往往只是做了一点边缘性的工作而已。所以,中共党史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首先必须学好以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为基础的党史内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借鉴其他手段和方法来深化和丰富对于党史的了解。

  

   2. 放宽视野,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党史。在对党史基础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党史研究的视野需要开阔、角度需要新颖,这个就需要借鉴多学科。现在中共党史界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成果不少,诸如社会史问题研究,从艺术、摄影、文艺方面研究展开的研究成果,还有婚姻家庭、心理生理、地理气候、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所列的参考书籍涉及的内容就很多,包罗了多方面的知识。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 Shana J. Brown(中文名宗小娜)在研究生“中国现代史”课上所列的参考书目内容就极其广泛,体现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特点。该课程有一周专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艺术”和“性别与历史”[15]。这两个课程内容其实与国内中共党史课程中1949年后的内容相一致,但其参考书目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与国内主流党史的课程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重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历史的方法、视域,对于我们搞好党史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党史只是作为深化党史研究的方法而已,这种方法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对于党史基础内容、中心内容有深入把握的基础之上 ,不能在党史基础知识薄弱的前提下就使用这种方法,那样的话不仅会偏离党史研究的主题,其研究成果的水平也极有可能是花拳绣腿。

  

   3.多疑多问,探求真相。中共党史在很长时期内虽然也要求以史实为基础,但是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其宣传性色彩非常明显。由于强调保密和政治纪律,一手的档案资料于普通的研究者基本无缘。公开的回忆录和党的文件经过了多次过滤,其真实性大大减弱。一个模式的教科书除了勾勒出党的主要发展历程、主要人物、重大事件之外,对于历史的细节等丰富的内容基本被简略化了。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这样简单、单一的基础知识和思想的党史资料,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还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史工作者们多疑多问,在此基础上探求出一些问题的历史真相。西路军研究的开拓者朱玉和AB团研究的开拓者戴向青都是通过这种多疑多问的方式而开始了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并探索出最终的真相,开辟了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朱玉是在中央档案馆查资料时发现西路军的行动并非过去定论中所说的背着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指挥行动的,中共中央一直与他们保持电报联系,他由此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戴向青在1960年代在赣南工作期间听到了当地群众多次关于AB团一些具体案件的叙述,感受到了一种与公开说法不一致认识,据此他展开了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不断呈报有关部门,有力地推动了该事件真相的揭示。潘汉年叛徒案也是党内领导在多疑多问的方法启发下才最终平反的。因为潘汉年负责领导的地下党工作系统没有一个被敌人破坏、电台密码没有被敌人破获,组织上据此展开复查而澄清了这个冤案。

  

   4.了解细节,由简到繁,由博返约,钩沉历史。中共党史研究在很长时内受《联共(布)党史研究》的影响,形成了以论代史的研究传统,使得党史研究很长时期内成了概念化、宏观化、领袖化的历史叙述,这个特点使得党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简单化、标签化的象征。其实,中共党史是丰富多彩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应该是多姿多彩、生动活泼的。要想使党史研究鲜活、生动、真实,避免教科书化、文件化似的黑白分明、忠奸对阵;会议堆砌、大事年表的弊端,必须要大量地阅读原始材料,了解历史细节、回归历史场景。了解细节遵循由简到繁、由博返约的路径,这样可以使自己研究的基础越来越牢固、历史认识越来越深刻、历史的整体性越来越强烈,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依据碎片化的历史材料勾陈出系统性的历史面貌。

  

5.宏观透视,把握规律。党史研究需要注意细节,这是党史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党史研究者不可能成为一位史学大家,倒是容易成为资料的奴隶和街谈巷议的说书艺人。在充分系统地研究党史细节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宏观透视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纵览全局、洞察本质和规律。党史研究一定要具有大历史的视野,不能局限于个别时间、个别地点、个别人物,不应当受个人情感、好恶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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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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