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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余事作诗人”的王安石

更新时间:2021-12-24 23:30:49
作者: 莫砺锋 (进入专栏)  

  

   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诗人的桂冠是多少才人终生追求的梦想。然而奇怪的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往往志不在此,韩愈的诗句“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便是对此种现象的一个总结。李白自述其志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当他偶然被唐玄宗用为“御用诗人”后,却有意地“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从而摆脱那顶桂冠。杜甫也始终以政治家自居:“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最终以“诗圣”的身份载入千年史册,但南宋的陆游仍为此愤愤不平:“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王安石也是如此,所以当我想为纪念王安石千年诞辰写篇短文时,这句韩诗便成为最合适的题目。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的王安石具有多重身份: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王安石在生前身后都引起巨大的争议,至今未息,且将永远持续下去。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是众口交赞,几无异议。可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并不是文学家,他27岁时初识欧阳修,后者赠诗称道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赠王介甫》),这可是文坛盟主的高度赞许。但王安石答诗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明确表示其志不在文学。进入仕途以后,王安石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与学术,虽也时时作诗,但并不多耗心力。其早期诗作中常有政治见解的韵语表述,如《感事》《兼并》《收盐》《发廪》,诗风浅率直露,缺少韵味。早期诗作中偶有艺术精巧者,如36岁所作《送裴如晦即事分题三首》之押险韵而甚工,同年所作《虎图》之用僻典而甚妥,但二诗都是在欧公座上与众客唱酬而成(分见龚颐正《芥隐笔记》以及佚名《漫叟诗话》)。安石好胜心强,在文坛盟主的座间与众人唱和时必欲力拔头筹,乃致如此。安石真正用力写诗,是在他退居江宁的最后十来年间。陈师道云:“荆公诗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后山诗话》)所以王安石真是一位“余事作诗人”的文学家。然而恰恰是他成为北宋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与苏轼、黄庭坚并称元祐诗坛三大家(王卒于元祐元年,所谓“元祐诗坛”,即指诗史意义上的北宋中后期)。那么,一位志不在文学的人怎会成为垂名千古的大诗人呢? 换句话说,王安石在他最关注的政治、思想等方面并未达到有口皆碑的高度,而在他不甚措意的诗歌写作上反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王安石的人格、个性迥异常人。这种个性强烈的品性对政治家与思想家都是利弊参半的,惟独对文学创作倒是有益无害。王安石胸怀大志。他在《忆昨诗》中回忆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相遐希。”可见他的人生目标颇似杜甫:辅佐君王,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生不逢辰的杜甫不同,王安石获得了大展宏图的机会。神宗登基后,先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2年后又擢其为参知政事,此时王安石49岁,而神宗只有22岁。一位年富力强的宰相遇到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两人又是同样的励精图治,君臣相得,风云际会,新政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照理说此时实行变法,正得天时。对于冗官冗兵、积贫积弱等弊病,当时的士大夫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自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来,朝官们不断地上书要求变革。可惜神宗与王安石急于求成,独断专行,他们推行新政的手法与速度均与《老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精神背道而驰。刘挚形容新政说:“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苏轼则批评新政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如此一路狂奔,结果就是新政之弊病百出,以及新旧两党之势不两立。对此,神宗与王安石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史》本传称王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确,王安石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正确,而别人的异论都属谬误。《邵氏闻见后录》记载:“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虽出传闻,当亦事出有因。其实在不赞成新法的朝臣中,如欧阳修之兼长经学、史学与文学,司马光之精于史学,苏轼、刘攽之博极群书,岂能谓之“不读书”?《答司马谏议书》云:“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将不同的政见一概斥为“邪说”,将持不同政见者一概斥为“壬人”,行文固然廉悍痛快——这封仅有300余字的短书由此成为古文名篇——但身为宰执而如此看待朝中同僚,政治家的风度何在? 当时的旧党人士,如欧阳修、韩琦、吕公著、司马光、李常、苏轼等人,有谁是真正的“壬人”? 倒是王安石引为同道的新党人士,如被安石“朝夕汲引之”的吕惠卿,以及邓绾等人,其言行举止颇似“壬人”。此外,当神宗说到民间对新法有所怨言时,王安石竟说:“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可见“人言不足恤”的名言多半不是出于旧党伪造,而是王安石用来拒谏的挡箭牌。这种绝对自信,拒绝所有不同意见的态度,对于政治家王安石的正面作用是勇于进取,百折不挠,成为鲁迅所说的“苦干的人”或“拼命硬干的人”。但是身为受到皇帝宠信的宰辅,将未经仔细论证及小范围试行的一己之见作为政令在全国强行推开,“拼命硬干”,岂能保证一定有利于国、有益于民?谁能保证其一己之见就是毫无瑕疵的绝对真理? 当初王安石知鄞县时,曾经“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吏人便之”(《东都事略》)。但日后知常州时不顾异议而开凿运河,却是“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愧恨无穷也”(王安石《与刘原文书》)。日后在全国强令推行“青苗法”,更是招至民怨沸腾。可见仅凭一己之见来发令施政,“拼命硬干”,往往会事与愿违,并非江山社稷之福。

   相反,果敢自信、坚持己见的性格特征对于文学家王安石倒是利大于弊。文学创作是一种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活动,它务虚而不务实,它追求个性之独特鲜明而不求大众之附和趋同,诗歌写作尤其如此。

   首先,王安石在诗歌中直抒胸臆,披露心迹,塑造了一位性刚志远的政治家的自我形象。写得最有特点的是下面两类。一是咏史诗。例如《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禄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历来咏贾生诗皆言其不遇,此诗力排众议,认为对于朝臣而言,政见被采纳才是君主的最大恩惠,至于爵禄之高低,则不足道也。又如《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孟子的政治理想高远而不合时宜,当时被人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王安石的政见也不被众人认同,故认孟子为异代之知己。后人或批评二诗直率浅露,但它们旗帜鲜明地抒情述志,一位刚强自信的大政治家恍在目前,实为风格独特的佳作。又如《明妃曲》二首,论者皆赞叹其议论精警,不落俗套,除了高度自信的王荆公,谁能写出“人生失意无南北”的警句,谁又敢写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之句! 二是咏物诗。王安石早期咏物名作有《华藏院此君亭》:“一径森然四座惊,残阴余韵去何长。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烦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伦学凤凰。”其晚期名作有《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前者咏竹,直截浅露;后者咏杏,含蓄蕴藉。风格虽异,但将自我品格投射于所咏花木的手法却是相同的。虽然王安石晚年对前一首甚为不满,但读者却相当欣赏,早已被人刻成诗牌悬于亭中,流传甚广,以致安石叹息“不可追改”。“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志”就是“情”,“言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抒情”。屈原自道其创作旨趣是“发愤以抒情”,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诗歌最主要的性质就是抒情,诗歌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就是抒情主人公自身。王安石的诗歌创作直抒胸臆,淋漓尽致地披露了大政治家的伟大胸怀,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大政治家的伟岸形象,正得益于其果敢自信、无所忌讳的独特性格。

   其次,刚强自信、勇为人先的性格使得王安石在诗歌艺术上戛戛独造,不随流俗。安石才高学富,进行文学创作时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他年将半百时在汴京偶作六言绝句《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被后人誉为“绝代销魂”(《宋诗精华录》卷二)。他很少填词,今存词作不足20首,但晚年退居江宁后偶尔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却在时人的30多首同调之作中独拔头筹(《古今词话》)。相传苏轼见到这两首作品后都曾赞叹说:“此老野狐精也!”“野狐精”意即神变莫测,无所不能,这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由衷钦佩。王安石的年辈晚于欧阳修而早于苏轼、黄庭坚,当时的诗坛风气正处于摆脱唐诗规范并开创宋诗风调的关键阶段。从欧、梅到苏、黄,代表着当时诗坛的主要潮流。王安石却与上述潮流乍离乍合,体现出较强的独创性。缪钺先生指出:“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论宋诗》)在“以人巧夺天工”这个方面,王安石诗达到的程度举世无双。炼字如“空场老雉挟春骄”(《自金陵至丹阳道中有感》)之“挟”字,“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之“绿”字;押韵如《送裴如晦即事分题三首》之两押“而”韵,《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之五押“叉”韵;对仗如“杀青满架书新缮,生白当窗室久虚”(《和杨乐道见寄》),“御水新扣鸭头绿,宫花更有鹤翎红”(《后苑详定书怀》);用典如《虎图诗》之用《庄子》郭象注,《张侍郎示东府新居诗固而和酬二首》之用韩愈《斗鸡联句》句意;皆属精工巧丽,思入毫芒。陈师道评当时诗人云:“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后山诗话》)这个“工”字,真是非王诗莫属。更值得注意的是,苏、黄二人在追求新奇工巧的同时,更倾心于平淡之美。到了晚年,苏诗体现出向陶诗风调靠拢的迹象,黄诗也出现质朴平淡的倾向,而王诗却将对“工”的追求推向极致。试看两个作于晚期的例子:“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之对仗,锱铢必较,无字不对,而且这首《南浦》是七言绝句,本来无需对仗。再看“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之用典,不但“用汉人语以汉人语对”,而且句意浑融,初读不觉其用典。钱钟书先生批评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谈艺录》)其实这也是王安石追求工巧的一种表现,出于要与前人“佳句”较量一番的好胜心理,“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正是精益求精、必欲求胜的具体手段。总之,王安石诗“雅丽精绝”的优点,是其恃才傲物、极端自负的性格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我猜想,当王安石以戛戛独造的艺术造诣傲视诗坛时,他心中多半会涌出“君辈坐不读书耳”或是“君辈坐才不足耳”的慨叹。

   总之,王安石的性格特征对其政治家身份利弊参半,他在获得勇于进取、积极有为的声誉的同时,也遭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恶名。但对其文学家身份,尤其是诗人身份来说,这样的性格特征导致个性鲜明、不同流俗等优点,这正是王安石成为北宋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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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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