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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新时间:2021-12-21 22:01:47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更要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度的民粹主义,避免经济问题行政化或过度政治化,以及专讲空话、套话、盲目自大的官僚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及社会舆论的宽松环境和共识,释放被不合理体制扭曲禁锢的活力,让企业和社会的信心为之一振,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扭转经济增速过去1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态势,真正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局面,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才有可能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创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主要来源于盘活生产要素、激发工作动力等这样的提高效率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而不是主要靠技术进步。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极大的意外效果。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都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差近3个百分点。

   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看,如1978 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带来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大幅度超额实现,年增长率10%左右,比7%的预定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近3个百分点;1992 年中国经济面临困境之际,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定调,给中国带来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又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10多年,从入世时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跃居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30多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让中国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从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量化分析来看,也是如此。2015 年7 月,四位俄裔经济学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通过标准宏观分析工具的量化研究对1953—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并对2012—2050 年的未来经济增长做了预测,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预测比较,其结论之一也是: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年均增长率相差近3个百分点。我们几年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也进行过这方面的量化分析,得到了类似结论。

   面向中长期的未来,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通过真正深化制度性、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全方位、制度型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同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信心肯定会为之一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才会有大的改观。改善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改革与不是市场化的“改革”,经济增长率大概率仍将会相差几个百分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开放也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有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的勇气和决心,更加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经济规律,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全方位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改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透明的良好社会规范和秩序以及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三点其实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要素。

   其一,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高质量良性发展及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实施包容性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是汲取性的,肯定不行,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是施行了相对包容的经济方面的国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当然,包容性经济制度不是充分条件,市场经济有“好”和“坏”之分,好的包容性市场经济,还需要与国家治理的另外两个要素——政府和社会相结合,发挥好的、恰当的作用,才能共同构建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实现良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

   其二,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现代经济体系,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讲的是政府的作为问题,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点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是政府的边界定位一定要恰当。现在的一个误区是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维度和变量。此外,将有为的政府和有为政府也视为一谈,并认为有限政府是基本不管的政府。这些误区的后果就是政府有为的程度越来越大,而需要有为的地方却缺位。政府的恰当定位是根本的,是自变量,而市场是否有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变量。只有政府的边界定位恰当,才能导致有效市场与和谐社会。同时,有为的政府和有为政府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有为的政府是有为而不过位,而后者却容易导致缺乏边界的事事有为,出现政府角色的越位、错位。比如,导致行政干预市场、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近几年越来越大,以及前面提及的多行业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导致风险叠加共振,企业信心不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显然,我们界定的有限政府不是基本不管的政府,而应该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也就是在维护国家、社会、市场良好秩序的大前提下,凡是市场能做好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好的,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应发挥充分作用。这样,政府治理的边界一定是有限的,应基本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只有这样才能导致有效市场。当然,发展阶段不同,其维护和服务的内容会有很大不同。特别对转型经济体,还不是一个有效市场。一方面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界定的市场本身的失灵,而政府又没有去补位,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过位、错位所造成的人为的市场失灵,而政府又没有从中抽身。两方面原因的任何一个发生,都会导致无法形成有效市场。这时,政府就比“守夜人”政府要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执行力的作用,比如政府启动和主导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创业创新的现代市场制度等等。

   其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只关注经济和政治、市场和政府远远不够,还要考虑社会的维度。政府不应也不能把所有社会治理的职能都揽于一身,社会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资源、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可对政府形成很好的补充和替代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将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交给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特别是在当前共同富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社会作为第三次收入分配的主体,也要在市场一次分配主体和政府二次分配主体之外,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社会捐赠属于社会中民间自发个人行为,是基于自愿、非强迫的原则,而不是通过其他手段来共享个人财富,否则将会损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弄不好会导致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如计划经济年代)。

   三、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新发展理念的真正落地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数据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理论逻辑,无不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及高度的对外开放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在新时期以深层次制度性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指引,需要综合施策让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新发展理念落地,其根本是要界定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内在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实现稳中求进的短期政策应对还是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治理,都要从全局观点和系统思维来综合考量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和改革治理的问题,因而需要采用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分析框架,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有机平衡,从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个维度来分析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联动影响、风险传导机制,避免出现政策调整的叠加共振放大效应以及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政产学研的关系,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基础。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主要靠政府、大学。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管理、商务创新。二者一个立足长远,一个立足当下,不可偏废,不应对立。由于应用科技和商务创新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失败率极高,应充分发挥更具活力和创新力的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尤其要响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趋势,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

   这样,政府要以基础科学创新和公共创新资源为抓手,建立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使得一些产出相对不确定但一旦成功将具有较大正外部性的“慢研究”“深研究”和“冷研究”也能够得到稳定支持,并进一步完善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实施有利于潜心研究和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上来。为此,要进一步强化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和保护,应以市场机制为杠杆来推动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制度改革,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研究经费支配权和配套资源调动权,推动科技领域的松绑放权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体作用,目前我国超过70%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是来自于民营企业,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创新本质上是靠竞争驱动而不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靠垄断驱动的,竞争才是原动力而垄断不是,竞争导致利润下降,驱动了创新,而创新带来了垄断利润,从而导致新的企业进入而增加了市场竞争这样一个反复动态博弈的过程。因此,要善于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激励企业创新投入,通过竞争环境的营造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并依托这些企业加强产业技术预见性判断和研发路线图研究,加强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有助于引领前沿技术创新并推动商业化运用,以及加强立足中国的技术创新与世界的联系纽带。

   第二,加强协调发展的引导,促进多方面多维度的均衡联动发展。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时,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要知道,最优分多层次,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局部和全局之分,有最佳和次佳之分。随着制约条件增加,最优结果可能只是次佳、次次佳、次次次佳等。并且,局部、短期最优往往不是全局、长期最优,甚至有可能对全局和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协调发展方面,必须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

其中,在区域发展方面,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中,“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先行先试,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同时,内陆省份也需要积极向沿海省份学习,尤其是要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营商环境建设上,在为民营企业发展消除非市场因素障碍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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