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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军:美好生活视域下日常生活变革的逻辑与思路

更新时间:2021-12-21 13:01:10
作者: 杨昌军  
是人人皆追求,能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在日常生活层面,“美好”主要指能更好地处理日常生活事务,满足人们的各种基本需求,在日常活动中更充分地展现人的本质,使日常生活真正成为人们的“类生活”。

  

   “类生活”是专属于人的生活,是充分占有人的类特性而进行的生活。“‘类生活是马克思在早期使用的哲学术语, 它既包含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萌芽, 也标志着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人类理想的生活模式。”[6]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7]。人作为类存在物,有着自身的类特性,“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7]96。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而人的生活应是有意识的生活,是被主体理性意识所观照的生活。“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97,“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96。人的类生活的本质便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是从广义层面来说的,将人的所有生产、再生产活动都包括在内,但日常生活本就指个人的再生产,日常生活层面的类生活只是缩小了关涉范围,并不改变其本质特性。

  

   新的日常生活便是类生活,它要求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务中占有自己的类特性。日常生活是自在自发的,人的类特性又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两者显然存在冲突,那是否意味着日常生活无法改变,日常生活更趋美好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构想?答案是否定的。赫勒认为,尽管同社会整体发展相比,日常生活变化相对缓慢,甚至几近于停滞,但并不能否认其进步的可能性,她说“就日常生活一直被组织在特性之上……不能把进步概念用于日常生活。但就日常生活和日常活动的内涵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集合的发展而言,日常生活一直在进步。假若不是如此,那么价值的一般社会发展将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历史本身建构于无数人的日常活动之上”[4]54。日常生活的一般图示确实具有较强的保守性,但形成保守性的重复性思维、重复性实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最初也来源于创造、革新,是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实践经最小费力原则筛选后留存于日常生活中的。

  

   (二)作为“类生活”的新日常生活对传统日常生活的超越

  

   从自在自发到自由自觉,新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对传统日常生活的超越。自由自觉本质上就是自为,是人使自己的活动成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而“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4]115,自为也是为了自由。因而,美好生活视域下新的日常生活仍是个人的再生产,但已不属于自在的对象化领域,而进入了自为或自在自为的层次。具体来看,这种新的日常生活对传统日常生活的超越既表现在能克服自在自发与重复性、保守性带来的束缚人与时俱进发展的僵化、古板、停滞,也表现在能消解现代性与资本逻辑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异化。

  

   首先,新的日常生活是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促成人的现代化生成。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与一般图示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导。重复意味着先验和给定,过去的原则和规范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无须改变,这就造成了行为和思维的僵化,落后的、腐朽的做法、习惯迟迟得不到清除,更进步、更适应当今环境的新方式、新思想却进不来。尤其是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习俗、经验、常识、传统等早已根深蒂固,但这些并不都是好的,亟须在日常生活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清理,理论上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日常生活是已实现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破除了陈规旧习加在人身上的枷锁,能促使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更好更全面更自由地发展。

  

   其次,新的日常生活能消解日常生活的异化,使生活真正体现人的类特性。在现代性的浸润下,日常生活常处于异化之中。一是生活主体的异化,生活主体未从特性的人上升到个性的人。“特性”是人与生俱来且将伴随其终生的作为自然禀赋的特质,从特性出发意味着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然禀赋为重点、以自我生存为目的,此时人并未将自己当作自由的类存在物,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本能驱使。个性是特性的超越,它将人本身置于主体理性意识的观照中,以人整体的发展作为目的,拥有个性的人便是个体,“对他而言,他自己的生活自觉地成为他的对象,因为他是自觉的类的存在”[4]17。只有以个体为基础的生活才是类生活,而特性的人无法成为类生活的基础。二是社会关系的异化。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异化的根源不在于它的一般结构,而在于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当我的所有人际交往对我来说都成为同手段的交往,在这种程度上日常就走向异化”[4]213。日常交往的异化是只将他人当作手段,而不同时当作目的,他人对我来说只是工具,没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这部分来源于特性的人的以自我为中心,部分来源于阶级、等级关系形成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三是生活观念的异化。传统日常生活观念通常由习俗或处于自为层次的科学、哲学、艺术所提供,自进入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统治一切,消费主义便成为人们主流的生活观念。消费主义以消费为中心,将日常生活当成消费的场所,日常生活的主要目的就不再是人的再生产,而是通过消费为资本创造利润,由此人成了消费的工具,生活被生产所绑架。总之,现代性之下的日常生活存在诸多异化,其根源不外乎人并未将自身、将他人当作目的,未超出“自在”存在的特性的人的层次,美好生活视域下新的日常生活是人的类生活,是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无论学者对其具体内涵作何阐释,显然其基本要求便是消解异化,回归人之为人的生活本身。

  

   三、从“自在”到“自为”再回归“自在”:日常生活变革的逻辑与思路

  

   美好生活视域下新的日常生活是对传统日常生活的超越,是更适应于当今时代的一种新生活方式。促进新的日常生活的落地,革新传统日常生活既是时代所需,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然而日常生活作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具有天然的重复性和保守性,新的行为方式、新思想并不容易得到接纳,当然另一方面,其也意味着新的行为方式、新思想一旦被接纳就不会轻易被摒弃。因此,当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突破自在层次,将传统、异化的日常生活转型升级为新的日常生活,其次是如何将已处于自为状态、创造性的新的日常生活回归到自在层次,实现日常生活经济、高效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功能。

  

   (一)传统日常生活向自为的新日常生活的升级

  

   要清除传统日常生活中束缚人发展的因素,消解日常生活的异化,首先应将其从“自在”提升至“自为”层次。日常生活的自在性根源于其未成为主体理性意识意向性解决问题的对象,因而在赫勒看来必须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人道化指日常生活的所有因素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主要表现是个性化日常生活的生成,而关键之处又在于日常主体由特性转向个性,在各层面建立起同类本质的自觉关系。作为行为的发出者和活动的主导者,个人的决策与态度自然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模式,但个人如何转变,赫勒似乎并未给出特别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赫勒的主要方法是将作为“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科学、艺术、哲学渗透进日常生活中,使日常主体转变“自然态度”,始终保持一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在赫勒之外,列斐伏尔设想了总体性的都市日常革命和节日狂欢,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新感性主体的生成,情境主义国际倡导通过漂移、异轨及构境等打乱日常景观秩序,米歇尔·德·塞尔托、约翰·费斯克等人则重视日常生活本身的反抗力量。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实际上,他们都逃避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问题”,而只“对现实中经济异化与日常生活异化都开出了文化的药方”[5]194。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有关,二十世纪前期革命力量的衰弱及战后资本主义越来越稳固,使他们不得不寓于文化与个人意识之中。

  

   日常生活变革本质仍是制度与体系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当时不容乐观的宏观革命形势,开始思考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进行变革。他的学生赫勒正是沿袭这一方向,批判继承了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与卢卡奇的自在自为概念、物化思想等,赋予了日常生活以本体论地位,并将其置于革命的基础性位置。但如上所说,仅仅从态度与文化方面进行转变是不够的,尤其面对日常生活的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才是深层次根源。资本逻辑异化了劳动,人自身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工具,无论是人自身的再生产,还是社会再生产,都已经被资本所绑架,一切为了资本增殖。這就造成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非日常生活中,人的类本质都无法完整实现,无法充分占有人的类特性,“自为”始终被“自在”所压制。

  

   相对而言,中国制度体系与西方社会有本质不同,存在日常生活变革的基础与条件。社会主义本就将个人发展放在第一位,力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将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当作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从组织到个人,从官方到民间,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最全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与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日常生活革命的目标是统一的。因而,在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就两个,一是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何模式,如何培育这种模式;二是如何将这种新的日常生活模式内化为人们的习惯。

  

   后者需借助于将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日常生活重新向自在层次的回归,而对于前者,本人曾探索性地认为其在理念层面须具备适度的物质消费、不断丰富的精神消费;更加充裕的自主时间,基于兴趣的创造力释放;从生态系统的索取者,变成生态系统的增益者三大特征。在实践培育层面一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为新的日常生活提供客观支撑,二是要从消费、休闲、交往入手促进主观践行,如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进行合理消费、绿色消费;进行健康正当的休闲娱乐,高效利用自主时间;进行和谐的人际交往,把他人当伙伴而不是工具等[8]。这些都是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论述的,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与自为的要求。

  

   (二)新的日常生活重新回归至自在层次

  

新的日常生活是生活方式的创新,基于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实践,而要使之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习惯,就必须再次转化为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当然,这种重复不再以特性为基础,而以个性为主导。以个性为主导的重复也必然是可能的。赫勒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是从‘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来占据这一‘现成的重复性实践的形式”[4]249。与简单重复不同的是,个体知道在何处抛弃重复以有利于问题的发明性研究,知道何时应当对习惯提出质疑,何时需要使一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价值贬值,也知道何时、何处和为何应当终止实用主义方法。总之,个体是在个性的主导下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同日常生活中曾经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要求、规范、习惯等打交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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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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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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