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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美关系

更新时间:2021-12-18 21:43:31
作者: 王缉思 (进入专栏)  
而拉美裔人口已经占到16%,而且在10年内增长了43%。美国4360万的贫困人口基本上以黑人和拉丁裔为主。

   2018年美国拥有4540万外国出生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约1/7。也就是说,1/7的美国人实际上是在外国出生并移民到美国的人。这里有1/3来自亚洲,10%来自欧洲且多数来自中欧,欧洲移民比其他移民的平均年龄大,文化水平也比其他人高。亚裔总人口已达2140万,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华裔超过500万人,有220万在中国出生的人居住在美国,还有100万人左右在美国是没有美国国籍的。

   今年3月16日,一个美国男性青年杀害了6名亚裔女性,亚特兰大民众上街,要求停止对亚裔的攻击,很多地方都进行抗议集会。2020年纽约市报告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比2019年增加了833%。负责收集去年数据的一个组织接到过3800多起针对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报告,而报告者68%都是女性,对亚裔的侵犯更多是对女性的侵犯。亚裔美国人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种族群体,但是他们缺乏政治和文化上的凝聚力。

   经过60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非裔美国人大规模从南方移民到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的工厂和企业。他们一开始工作挺好,后来由于钢铁产业不景气,工厂倒闭,美国人说中国人把他们的饭碗抢走了。这些传统工业部门消失和衰落后,黑人失业率增加,犯罪率跟着上升,吸毒、单亲家庭、无家可归等等问题产生,黑人犯罪率高是有社会原因的。

   关于美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技术创新带来全球化,全球化又带来人口的移动,例如亚裔、拉丁美洲裔到美国找工作,本土美国人觉得饭碗被抢,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外来人口造成的问题。此外,在美国市场,衣服、鞋子、袜子、玩具都是在中国、柬埔寨、菲律宾、孟加拉国、越南等地生产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大批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饭碗被外国人抢走了。随着毒品大量进入白人的社区,从2013年-2014年,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儿童的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犯罪率随之升高。

   如果强调种族平等,优待黑人,就会引起白人的反感。特朗普利用这种现象,煽动民粹主义,非常得人心。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就走向主流位置。白人种族主义者抱怨,多元文化主义重视黑人、妇女、同性恋、其他宗教教徒的权利,但是没人尊重美国传统白人、男人和老人的权利。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才是受到伤害的人,他们的处境和困难被很多人忽视了。现在“左”派和“右”派都在打身份政治这张牌。在美国,炒作这样的问题才能赢得选民的支持。

   经济增长只让一部分人受益,或者只让华尔街的人受益,经济增长没有给穷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对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那么关注。所以福山强调,身份政治突起颠覆了一种长期以来的传统,即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尽管物质性的个人利益很重要,但人类也会受到其它力量的驱动。这些力量更能解释如今的状态,即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都凭着这样一种观念动员支持者,强调某一个族群的“尊严”被冒犯了,必须恢复这种“尊严”。在强调国家尊严被冒犯的基础上就会产生民族主义。

   受屈辱的愤恨在西方国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大学校园及办公室,女性对普遍存在的性骚扰、性侵犯感到愤怒,她们认为没有受到男性的平等对待。变性人争取权利也引起一时的轰动。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由对物质资源的欲望驱动,对人类行为的这种理解深深的植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构成了大部分当代社会的科学基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经济是第一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但福山说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政治家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对尊严的渴望和对精神的追求。福山认为,现在世界正同时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比如,有的国家正在建立巨大独裁政权,政府会收集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失败国家正在加剧两极化,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成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他们不是被物理壁垒隔绝,而是被不同身份隔离开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网络上,你可以感知到,不高兴就退群,和志同道合的人才能聚到一起;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许多家庭分裂、夫妻离婚因政治问题产生。

   现在美国有两种主流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民族主义,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主权、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用哈耶克的话发问:“你是要公平的贫穷,还是要自由的不平等?”对这些人来说,当然应该要自由的不平等,不要公平的贫穷,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应优于社会福利,提倡法律和秩序。他们还强调白人蛊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是共和党主流的思想倾向。另一种是今天民主党的主流思想倾向,即人权高于主权,族群平等,优先照顾弱势群体,平等和自由同等重要,甚至平等比自由更重要,提倡多元文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交政策上,就是拜登说的多元主义、多边主义等等。

   在美国社会,这两种倾向的分野十分明显,相互之间难以妥协。美国政治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很多人很担心共和党正在变成白人政党,民主党正在成为代表少数群体的政党。几十年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的,而是按照阶级来分的,共和党更多代表富人的利益,民主党代表穷人的利益。但现在变了,共和党未必代表富人的利益,而是代表白人的利益;民主党未必代表穷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少数族群利益,但少数族群加起来就不算少数了。在这个基础上能实现美国的共和与民主吗?很难说这是美国民主的初衷。美国民主党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是继续打身份政治牌,还是争取迎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的选民。

   “全球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急剧变化使社会变得更多元化,产生了对原本被主流忽视的群体予以承认的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激烈反应。民主社会正断裂成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穷无尽冲突的厄运。”福山说的是美国,其实讲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美国面临身份政治的巨大挑战。今天美国政治受到财富集中、贫富分化和全球化的强烈冲击,美国开始走向分裂、极化、碎片化。

   3、中美关系

   第一,中美关系主要是两个秩序的问题。

   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是正当、合法、合理的。美国认为,中国必须承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正当、合理、合法的。

   冷战结束至2017年以前,中美关系基本上发展不错。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总统都讲的一句话是:“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但是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这么表态了。

   我们在十五大以前一直讲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后来就不再提建立新秩序,而是强调维护现存秩序。在2015年前后,我们反复讲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但最近好像不怎么提了。因为美国突破了对中国国内秩序的承认,特朗普政府讲“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在背后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看待,其意思是只有推翻共产党,中美关系才能好起来。至此,两个秩序都产生了问题,双方的共识没有了。

   中国对美战略思想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认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方认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最终目标想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推翻新中国。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出兵朝鲜,10月27日中央发了一个党内文件,主要意思就是美帝国主义是最凶狠的敌人,是世界民主最大的敌人,然后中国应掀起一场反对“亲美、恐美、崇美”的运动。抗美援朝的同时,“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在国内进行。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高举旗帜,反对美国人所提倡的价值观。以前说的和平演变与冷战以后常用的茉莉花革命、玫瑰花革命、颜色革命等词语说的是一回事。中国这些年来一直警惕美国的政治影响,认为美国想要颠覆、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

   中国对美政策有两个主要考虑。一方面反对美国的颠覆、渗透、分裂。另一方面美国还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中国需要向美国学习有用的东西,要利用与美国的合作来发展自己。

   我认为,中美关系进入长期竞争共存的阶段,竞争为主,合作为辅。斗争时起时伏,目前处在僵持阶段。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议很重要,各自表明了立场,画了一条底线,也定了一条基调,就是双方不打仗。美国说他们不想发生冲突,中国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一贯的方针。

   中共二十大之前,中美有希望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但是双边关系不会明显改善,因为底线摆在这里——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曾经和美国朋友李侃如写过《中美战略互疑》的报告,其实要想在中美之间达到相互信任,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所以中美战略互疑不是个真问题,真问题是双方都互相不喜欢的前提下还得共事,因为打架都对双方不好。我觉得,现在双方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相互信任是不可能的,但还要提出口号,避免相互对抗。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不会发生战略对抗,也就是说不会打仗,既不会打仗常规战争,也不会打核战争。有人总问什么时候武统台湾?要不要打仗?我觉得中国如果不想打仗就打不起来,美国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中美两方都不想打仗的话,怎么就能打起来呢?当然双方之间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双方都不想打仗,就会想办法止住擦枪走火事件的发生。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一些人觉得美国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总比不说好。其实,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我们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两码事。“一个中国”原则指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说的“一个中国”政策指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承认中国有这么一个立场,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中国很多人把它理解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把“中国的立场”这一部分抹掉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在“切香肠”。

   第二,技术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双边关系的未来。高技术领域的非常规战争(如网络战)可能比常规战争、核战争更难想象,破坏性很强。双方在技术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美国对中国进行高技术的封锁,但未来我们还是需要购买美国的半导体、芯片、民用航空设备等。国产大飞机C919代替不了空客和波音,波音公司也希望中国继续购买其产品。此外,科技交流、人文交流,包括中国在美留学生问题怎么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三,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会慢慢复苏,但是不会马上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关税对拜登来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如果马上把关税减下来,会被特朗普一派的人指责。其实这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矛盾的问题,双方显然都想在经济方面恢复常态,但都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甚至一部分中国人也不希望中美关系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而是认为不能依赖美国,应该多元化。我觉得双方将来会克服这种政治阻力。

   第四,拜登时期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有三个基本点。第一点是加强美国国内经济,把自己国内事情搞好,这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第二点是加强国际协调,协同伙伴、盟国一起跟中国作对。第三点是盼着中国不行,经济上不去,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犯战略性错误。

   中美关系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中国。1949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原因在于中国变了。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美关系就变了。这些年来中国变得更好,引起美国人忌妒和愤怒,中美关系也就变了。不是中国变坏了,而是中国变强大了,同时国内对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强调增多了,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然后就反映在中美关系上了。当然也不能否认美国国内政治在中美关系上的投射。

   最后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中国在想美国是敌人吗?美国也在想中国是敌人吗?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rival),不是敌人(enemy),表明在美国眼中,中国和苏联是不一样的。美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过去美国领导人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希望中国发生变化。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呢?一个日益衰落、内部极化越来越严重、种族冲突越来越加剧的美国吗?我们所说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美国吗?我们希望建设什么样的中美关系?现在是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怎样从现在的中美关系变成我们所希望的中美关系?或者说我们所希望的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吗?如果不能,就应该发展更现实的中美关系。这些可以通过具体工作做到。既然我们是主动的一方或者说是起更大作用的一方,我们最主要的精力应该是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使双方关系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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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辛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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