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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旭:认真对待过错:再论国家赔偿的过错归责

更新时间:2021-12-17 14:26:16
作者: 蒋成旭  
[19]同样情况下,司法机关存在过错时赔偿责任成立,比如,烟台栖霞法院应承担违法解除保全侵权行为的国家赔偿责任,及因其未及时履行督促变卖人将价款交法院封存的监管职责造成查封财产灭失的过错责任。[20]

  

   (二)过错“替代”违法性要件

  

   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合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具有可非难性。正如学者所言,“制定法意义上的法规范,并不能穷尽所有情形中国家机关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21]。可非难的侵害行为所违反的不能仅仅是实定法,而应是任何能够作为注意义务来源的法律原则、技术规则、行为规范等等。除非将违法的概念理解为对人类正义理念的悖反,否则合法的行为在引起损害时,同样有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当某种侵害行为在观念上不适合用“违法”来描述或定性,但仍有必要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并对加害人予以非难时,过错就会被拿来“替代”违法,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最典型的是在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相对人权益损害的案件中,违法、合法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国家机关引起公民合法权益损失的侵害行为。比如,在拆除过程中北京丰台城管执法局和南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未能尽到保障现场人员安全的义务,尤其疏忽了对老年人人身安全保护的合理注意义务,对白玉宽左髌骨骨折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对白玉宽倒地受伤承担责任。[22]

  

   除了行政事实行为以外,行政法律行为也有过错要素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法院认为,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关保险局在核定顾喜明退休待遇时,存在过错,致使顾喜明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机关事业保险局应向顾喜明进行赔偿。[23]从语义上来说,“违法”更趋近一种全有全无的判断,而过错更容易区分严重与否,直接从过错推导出责任的成立,这样的裁判也是正确且公平的。

  

   (三)违法而无过错的国家赔偿之本质

  

   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国家赔偿理论中,过错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要件,争议最多的问题在于违法而无过错的情形如何救济。比如在德国,联邦普通最高法院就借助牺牲概念发展出了类似征收侵害的补偿请求权来应对。[24]在我国,由于采用违法归责,对于违法但无过错的情形,法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是否予以赔偿。通常而言,错误登记、错误许可的案件中,受害人能够从其他加害人处获得全部或部分救济,只要行政机关不存在过错,法院往往就会判决驳回行政赔偿请求。而在不存在其他加害人的情况下,受害人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当救济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法院也会酌情予以行政赔偿。比如,在一起行政处罚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中,法院认为,虽然洛阳市公安局安乐分局对代学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但是,鉴于代学会确实和他人发生争执,引起邻里纠纷,洛阳市公安局安乐分局亦是依职权行使管理职责,不存在主观过错。考虑到行政处罚已经执行完毕,相对人的人身自由权客观上也受到了损害,法院最终仍然判决行政机关赔偿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5]只是这种情况下的行政赔偿,实质上是一种不带任何可非难性的“补偿”。换言之,法理上应属于补偿请求权的情况,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上却被当作一种赔偿请求权。

  

   刑事赔偿所谓的结果归责,也可以这样理解。我国刑事赔偿在制度上糅合了刑事赔偿和刑事补偿,后者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往往是通过独立于国家赔偿法的补偿制度来调整的。比如德国1971年制定了《刑事追诉措施补偿法》,日本1950年制定了《刑事补偿法》。原因就在于,合法的追诉程序、审判程序下尚且不能完全避免冤案的发生,对于不可归责于追诉机关、审判机关的错误羁押、错误裁判,用带有道德可责难性的国家赔偿责任加以评价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一面坚持赔偿的道德可责难性,严格区分违法—赔偿、合法—补偿,一面却要求国家赔偿不加区分地覆盖本应属于补偿的救济范围,这种所谓的“多元归责体系”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实务中赔偿义务机关对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抵触,在这种情况中也是最强烈的。比如有法院就曾直接违反《国家赔偿法》作出如下不予赔偿决定:“本院因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发生变化,故作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于广泽无罪的再审判决,并不存在过错,故对赔偿请求人的请求,应予驳回。”[26]可以说,从“国家赔偿带有道德上的可责难性”这一点来理解,这一决定的说理逻辑是无可厚非的。遗憾的是,我国《国家赔偿法》本身在内部就没有统一“国家赔偿”的概念及其法理基础。法院在面对上述情形时,仍然需要违反道德直觉地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四、过错影响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就侵权构成而言,作为要件的过错、违法性、因果关系,均具有典型的程度之维度。对各个要件的判断,并不能直接得出各个要件是否具备、侵权是否构成的结论,而往往需要对各要件满足程度进行综合考量。通过综合考量给出从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到承担全部责任之间某一契合个案情景之责任的判决。因此,过错能够对侵权责任的构成产生影响。[27]而且,一些侵权责任,例如纯粹经济损失的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本身就以故意为限,只有故意才能成立侵权。[28]

  

   国家赔偿法没有将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因此固然不存在仅限故意才能成立的国家赔偿责任,但上述过错影响侵权责任构成的原理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适用于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中。换言之,在国家赔偿中,过错除了能够直接参与责任的构成,还能间接影响责任的构成。

  

   (一)过错对违法性要件的影响

  

   如前所述,国家机关在从事职权活动过程中所应承担的注意义务,并不能全然体现在实定法上。在不适合用违法来描述国家机关违反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法院会用过错来“替代”违法要件。而当违反注意义务能够通过法律解释技术涵摄为违法时,过错就成为违法确认的正当性基础。过错的存在,能够促成违法性要件的满足,比如在一起刑事违法追缴赔偿案件中,法院认为,桃源县公安局作为具有司法与行政双重身份的职能机关,应当对其在办案过程中无过错及办案程序合法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桃源县公安局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桃源县公安局因举证不能且在办案中存在不规范的情节,其聘请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收缴的赃款财物未进行妥善保管,导致其灭失,所以法院对其行为确认违法。[29]而当过错不存在时,违法性要件也无法成立,比如在一起计划生育导致疾病的行政赔偿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由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导致的疾病已鉴定为计划生育节育术后并发症,即表明被告在实施该行为时并无过错,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30]

  

   (二)过错对损害结果要件的影响

  

   在侵权法上,基于完全赔偿原则,过错通常不会对损害结果要件产生影响。只要侵权构成要件满足,无论是极端的故意侵害还是轻微的过失侵害,侵权责任的填补程度是一样的,都是恢复到侵害未发生时的应有状态。然而国家赔偿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贯彻的并非是完全赔偿原则,而是抚慰性原则,[31]仅赔偿所谓的直接损失。这就导致国家赔偿责任往往是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的,损害结果要件的成立条件需要适度放宽才能为受害人提供本就有限的救济。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赔偿的抚慰性原则和直接损失标准愈发显得陈旧落后。如今的司法实践已经越来越多地对直接损失进行更富有弹性的扩张解释。其中,能够作为法院对直接损失作扩张解释的正当性理由之一的,就是过错。比如,在一起行政机关提供错误房产查询信息的案件中,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向被告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被告提供了房产“未查封、未冻结、未抵押”的错误查询信息,导致原告确信上述房产“未查封、未冻结、未抵押”从而决定对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并支付了评估费18000元。但事实上,原告申请评估的房产早已抵押给银行,原告在申请评估并支付了18000元评估费后再进行拍卖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以及事实上的债权得不到实现的风险。如果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已经抵押的真实查询信息,虽然原告也有可能仍然会对上述房产申请评估拍卖并缴纳评估费——换言之,原告支付的18000元评估费在严格意义上属于“不确定的利益”损失,但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提供错误的房产查询信息存在重大过错,因此不能免除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32]

  

   (三)过错对因果关系要件的影响

  

   侵权法上,过错对于因果关系要件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比如在故意侵权的情况下,加害人本身由于对损害的发生已经有了确信(预见),因而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无论是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还是可预见性理论,其中的盖然性和可预见性都可以轻易获得肯定答案。[33]学者认为,过错要件中无法容纳对过错程度精细评价的要求,故法律效果与过错程度相衔接的任务需要结合其他要件来完成,因果关系要件就是一个可行的选择。[34]

  

   过错能够影响因果关系的重要原因是,盖然性和可预见性在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领域都发挥了作用。《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给予了形象的说明:相信其行为肯定会导致某结果的是故意,如果行为人对所出现结果之确信有所下降,则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便不再是故意,而是轻率(重大过失);如果此等确信的程度再次下降,则连轻率也算不上,而是可能构成普通过失。在这里,损害从“肯定会”发生到“有可能”发生,“确信”(可预见性的高低)依次下降,过错形态也发生变化。[35]

  

   上述侵权法原理同样适用于国家赔偿案件。比如,在精神障碍者伤人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中,伤人的精神障碍者因另一起案件事先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但在经过调查后被释放。假设公安机关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纵容精神障碍者伤人的情况,那么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显然与公安局的释放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前述侵权法原理,首先,如果公安机关或涉案警察期待或放任该精神障碍者伤人的,即构成故意,此时因果关系的认定最容易。其次,如果以哪怕低于警察一般职务水平的注意义务(普通人标准)来看,也应当预见其会再次伤人的,构成重大过失,且因果关系的认定也不困难。再次,以警察一般职务水平的注意义务来看,应当预见其会再次伤人的,构成一般过失,因果关系认定难度较前两种情况相应提高。最后,以警察通常职务勤勉的注意义务来看,无法预见其会再次伤人的,即无过失,因与果的关系相较而言是最遥远的。如果说在侵权责任法上,过错判断中往往已经隐含了因果关系的判断,[36]那么可以说,在国家赔偿法上,因果关系判断中也往往隐含着过错的判断。

  

实践中的案例能够为这一分析结论提供支持。在一起精神障碍者伤人的案件中,精神障碍者边某在某地滋事,被告公安局未及时制止,边某的伤人行为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被告公安局涉事民警也被依法判处玩忽职守罪。法院认为,被告公安局民警在处警时,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其行政不作为违法,该行政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37]由于玩忽职守罪以过失实施违背职责的行为为要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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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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