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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

更新时间:2021-12-17 14:04:36
作者: 冯克利 (进入专栏)  

   一、引言:中殿律师会馆

  

   伦敦城里四所古老的律师会馆(Inns of Court),素有英国“第三所大学”之称。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于1750年衔父命入其中一所中殿会馆(Middle Temple)求学,但他在这里只待了两年,没毕业就离开了今天的柏克研究者,对他这段经历也只能找到一些只鳞片爪的材料。然而,透过他这段求学经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后来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些源头。

  

   谈到伦敦律师会馆对柏克的影响,涉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我们检讨一种政治学说,固然要记住它的基本原理和论证过程,但它诞生之初所处的知识氛围,对于理解它的形成是同样重要的。在柏克时代,伦敦的律师会馆便是提供这种话语的重要势力之一,因此对他的保守主义便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国法律传统的结果?它与所谓的“普通法精神”(the common-law mind)有何具体关系?

  

   如果要给柏克重新定位,窃以为对他更恰当的评价是,他在观察和评论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旷世巨变时,充分运用了自己在早年教育中打下坚实基础的普通法知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历史观,使保守主义在此后的政治话语中成为了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么,柏克是如何运用普通法的思想资源,来表达其保守主义立场的?这里不妨先从他早年的一本著作讲起。

  

   二、“英国法律史片论”

  

   柏克离开中殿后开始动笔写《英格兰简史》。虽然此书并未完成,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柏克后来的保守主义观点与普通法传统有着何种关系。

  

   一般而言,英国的法律人并不自称“保守主义者”,在柏克之前这就更无可能,因为彼时尚不存在“保守主义”一说,这大概也是今天人们在谈到柏克的保守主义时不太重视其法学背景的原因之一。然而揆诸柏克的很多言论,我们可以轻易将他的一些最典型的保守主义观点与普通法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人论述柏克的著作大多忽略了柏克思想的这一法学来源。

  

   研究人类的思想,我们常会注意到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一是一种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影响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二是几乎没有可以真正称之为“全新”的东西,一些在今人看来极有意义的观念,可能起源于过去的另一种理论。

  

   对于普通法和柏克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观。如所周知,普通法是一种前现代现象,它当初既不是为了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形成,更不以对抗现代政治革命作为目标,甚至一度被视为十分落后的法律体系。它对后世的全部意义,是在英国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它对启蒙运动的抵制作用也只能说是播下了种子,通过像柏克这样思想敏锐而善辩的政治家才结出了意外的思想成果。

  

   现代保守主义是一个复杂的谱系,跻身其中的思想家未必全有法学知识的来源,但他们一定是信奉某种历史主义的。他们不以普适于人类的抽象原则作为思考政治的出发点,而是从具体的历史中寻找规范政治生活的可靠原则,这也是保守主义最不同于古典政治学的一面。

  

   英国的普通法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主义话语,这在学界大体已成公论。它混杂着传统主义和高度技术化的特点,同时又对正义原则可透过时间加以发现持有坚定的信念。柏克的保守主义虽然也有一些形而上或神学的因素,但这并不是他特有的思想,甚至不是他的主要思想,而是为欧洲近代很多保守主义者所共同分享。普通法的历史观不但为柏克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光,也使他与其他保守主义者有了鲜明的区别。

  

   三、英国法学的本土渊源

  

   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英国宪政史一种一以贯之的理解之上。《法国革命论》首先回顾英国宪政成长史的用意,当然是要警告世人不可轻率否定自身的历史。然而这种有关英国宪政的观点并非柏克本人所提出,而是来自一种在英国普通法学家中间逐渐形成的历史观。更具体地说,它是“直接来自于伦敦的律师会馆”。

  

   然而,就是这种在罗马法学家们看来“比异端好不了多少”的“盎格鲁法”,对自身的历史形成了一种非常自觉而独特的理解,并且得到一代代法律人的维护和丰富。从整个西欧文明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以说仅见于英格兰。

  

   关于这种独特的历史解释,让我们先从一本最早的文献说起。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 1210--1268)的《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写于英王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时期、著名的《大宪章》(1215年)诞生后不久。柏克曾在一次议会演说中将布莱克顿称为“得到人人认可的杰出权威”。我们下面还会看到,当柏克抨击法国的人权观时认为英国人的权利自有渊源,要比前者可靠和优越得多,其理由与布莱克顿不主张用罗马法取代英国法是一样的。

  

   英国法律史上的另一份重要文献,是福特斯丘(1394--1480)写于15世纪的《英格兰法律颂》(De Laudibus Legum Anglie)。在福特斯丘看来,就合乎自然法而论,英格兰与其他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但只着眼于这种一致性则无从区分各国法律之优劣。而他研究英格兰法是为了证明它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体系的优点,即自然正义原理在英格兰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福特斯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它其实反映着英国法学一种甚为古老的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思维模式,这在19世纪的欧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在15世纪的欧洲却是件很罕见的事。套用今天常见的说法,福特斯丘在这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本位主义立场。

  

   福氏这里所表达的思想——英格兰法律是“最好的”,它的古老性与连续性是其优越性的重要证据,正是后来以超出记忆的“古代宪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而闻名的英国法治史假说。对此,大概柏克在中殿时便熟记于心。他在“片论”中曾指出,英国的法律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英国法自古至今并无根本的变化,它在本民族中形成和生长,即使罗马人或外国法律试图掺入其中,“它总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抖掉,恢复其原始宪法的纯洁性”。

  

   四、库克的历史法学

  

   库克对普通法历史学说最著名的贡献,是他为捍卫法律自治而对“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和“技艺理性”(artificial reason)的区分。库克赞成“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以普通法无非就是理性”,但是他给这种自然法学说点加上了一个特殊限制。法律中的理性并不是人的天赋理性,而是“通过漫长研究、深思与经验,经由技艺而达成的理性”,库克这种强调个人理性有限的观点,为法律注入了一个更具能动性的历史维度,它使正义要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生长的概念成为可能。

  

   库克的这种理性观,后来重现于柏克有关“裸体理性”(naked reason)和“个人愚蠢”的言论之中。库克的“技艺理性”是个包含着历史维度的法学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未经训练的“自然理性”,它在柏克的笔下则脱胎为“野蛮哲学家”的“裸体理性”,他有此不雅之说,并非全然出于论战的修辞需要。库克以“自然理性”的业余性质为由对抗国王对司法的干涉,柏克则以“裸体理性”的野蛮去驳斥原始契约论的张狂。对柏克来说,人的理性不是自然之产物,而是在文明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因此个人的理性,甚至一群人的理性,并不是一种可以用来证成政治原则正当性的可靠而稳定的能力,此事只能交给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集体智慧”去完成。

  

   柏克对库克的继承关系,用当代人对库克思想的一段总结,可以做出最好的说明:“对于库克来说,从旧的原则得出新结论,并不需要他相信自己是在求变,或是在主张什么宏大的理论或法律革命。他只需坚持议会立法权和法庭适用传统原则的权利即可。在这样做时他可以‘从老田地收获新谷物’,就像他之前一代又一代法律人所做的事情一样。”

  

  

   五、柏克和马修·黑尔

  

   柏克在《英格兰简史》中还提到一个大人物,即被伯尔曼誉为“提出历史法学一般理论第一人”的马修·黑尔( 1609--1676)。黑尔更为明确地表达了一种历史主义意识,从而为柏克关于英国宪政乃是由“因袭而来”(prescriptive)的说法提供了法理学依据。黑尔晚年对霍布斯的驳斥,则在理论上预演了后来柏克与潘恩之争。

  

   黑尔说,法律需要适用大量特别案件,作出具体解释,而在这件事上没有哪个人能单靠自己的能力去决定法律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宁愿选择一部一个王国幸福地利用已经统治了四百年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我自己的什么新理论拿一个王国的幸福和和平来冒险”。同样是出于对个人理性的不信任,黑尔反复强调普通法“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智慧的产物,而是世世代代聪明而敏于观察的人的智慧、协商和经验的产物。”

  

   这些话显然是在重复库克的观点,我们把其中的“法律”一词换成“国家”,它恰恰也是柏克在1782年给“国家”所下的著名定义。几年后他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便是因为这一事件对他所理解的这种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提出了他本人对国家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独特理解:“不应当认为国家仅仅是像买卖胡椒、咖啡、白布、烟叶或其他小生意中合伙人的契约,只为获得一时的蝇头小利,当事人可随兴致所至予以取消。国家……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是活着的人与故人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柏克这种国家观当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但它并不是迈斯特那种具有神学色彩的历史主义,更不是黑格尔具有决定论意味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法学历史主义,它来源于黑尔等人所代表的英国普通法传统。

  

   由于柏克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一个社会的传统习惯和长期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一向更为推崇古典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认为他这种立场是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传统。鉴于柏克几乎从不引用希腊哲学家的著述,以施特劳斯阅读文本的精细功夫,倒不如说他是在有意回避柏克与普通法传统的关系。处在这一传统中的柏克坚持认为,“法律极少包含着新的规定,它们的意图只是要肯定、保持和确立古老的习惯”。这表明柏克不但是经验主义的,而且有着与普通法学家一样的历史主义观点。

  

  

   六、柏克与普通法的权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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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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