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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论法学的科学性问题

更新时间:2021-12-17 13:02:48
作者: 舒国滢 (进入专栏)  

   来源:《政法论坛》2022年第1期,中国知网网络首发,转自《政法论坛》官方公众号。原文责任编辑:孙国栋。

  

   摘要:法学的实践性实际上是与法学的科学性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有学者(比如冯·基尔希曼)认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应当看到,法学是一门以“问题-决定”为中心、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实在法秩序为基础、采取诠释-评价的论证方式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规范性诠释科学,它有自己的知识与真理的鉴别标准,法学“真理”的获得是从“意见”不断向“知识”或“真理”的梯度上升过程。在此过程中,法学(法教义学)必须具备一些学科规准和条件,从而确立其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性质。

  

   关键词:法学的科学性;法教义学;法理;科学证明;价值判断

  

  

   目录

   一、法学的科学性问题之由来

   二、法学的科学性问题探讨之难点

   三、法学之“科学化作业”的学科规准

   简短的结语

   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法学发展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该学科内部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所谓法学的科学性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法学的实践性又密切相关。由此,法学界(不仅仅在中国法学界、甚至也在其他法域的法学圈)之内外迄今几乎不存在一个统一确定的“法学”概念及其定义:每个人大体上均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兴趣来理解和界定法学,以至于无论出自什么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们对其涉及“法律”的“研究”,均冠以所谓“法学研究”,同时亦顺理成章地把各自所作出的在知识类型和知识旨趣上差异极大的种种成果毫无反思地一律称为(不甚严格的广义的)“法学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模糊了法学的学问/学科性质,且相应地损害着法学和法律的健康成长,影响法学在制度实践中的使命担当。那么,重新审视法学的科学性,深入考察这门古老学科的独特性质对于建设我国合理科学的法学学科体系是完全必要的。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法学的科学性问题,试图厘清这个问题的由来,指出该问题探讨的难点之所在,寻求法学之“科学化作业”的学科规准。

  

   一、法学的科学性问题之由来

   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并非是由于当代“科际整合”的大背景而凸显并放大出来的一个理论议题,该话题由来已久。事实上,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其(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遭受其他学问(尤其是哲学、自然科学)的挑战、质疑和批判,甚至在很长的时期内被排挤于“科学”的殿堂之外。

   厘清上述问题,需要回头追溯当代法学的古老源头,寻找它的由来。此处,笔者仅以古罗马时期的jurisprudentia这门学问为例来尝试进入并逐步展开本文所要论述的主题。

   对于拉丁文jurisprudentia,存在着今人的理解和古人(比如罗马人)的理解之差异。那么,古人(比如罗马人)怎么看待“法学”这回事以及他们如何在从事“法学”这门事业?应当说,罗马法学家从来不曾在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意义上来解释他们所从事的法律专业工作(这其中包括“法律解答”“撰拟契据”“协助诉讼”等)。在我们所能够阅读到的古代罗马文献中,确实偶尔也会有人使用拉丁文“科学”(scientia)一词来解释或定义“法学”概念。比如,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的乌尔比安(Gnaeus Domitius Annius Ulpianus)在其《规则集》(第1卷)中指出:“法学是关于神事和人事的知识,是有关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但我们在这里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乌尔比安真的把“法学”当作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相反,更多的罗马法学家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看作是一门实践技艺,这门技艺与“神事”和“人事”、“正义”和“不正义”、“善良”和“公平”等等事项相关联。例如,公元1世纪罗马法学家杰尔苏(Celsus)有一句名言,即,“法乃善良与公平的技艺”。

   据此可知,jurisprudentia绝非古希腊哲学家们之前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过的“纯知”的科学(Epistémé),而更接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讲的“实践智能”(Phronēsis),后者关注“实践判断的真实性”及构建“行为的一般规则”,主张在具体的层面运作将一般规则应用于具体的生活领域,确定应当做的正确行为。换言之,所谓Phronēsis,就是“懂得把大原则应用在具体事例上的‘实践思考’”。如此说来,历史上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古罗马法学家(特别是“古典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235年]的法学家)无疑是深谙如何在法学上“把大原则应用在具体事例上”的真正大师:比如,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斯凯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盖尤斯(Gaius)、乌尔比安、帕比尼安(Aemilius Papinianus)、保罗(Julius Paulus)、莫德斯汀(Herennius Modestinus)等等。他们作为“法的祭司”对于法律上的概念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确的“直觉”能力,对于现实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具有精准的判断、把握和命名能力。他们通过对法学这一门“善良与公平的技艺”之卓越掌控,在几个世纪里为后世创造了诸多有关“市民法”的著名“规则”(比如,处理无效遗赠的“加图规则”),共同参与塑造了罗马法及罗马法学的辉煌历史。

   不过,自公元235年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被叛军所杀,古罗马法学家们之精湛的法学技艺突然毫无征兆地衰落了,而且,随着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罗马人的法学技艺进一步遭到日耳曼部族摈弃,乃至在西欧地区几乎濒于失传。故此,相对于灿烂的罗马古典时期,欧洲公元5-11世纪被称为“无法学家的时代”,法律文明的“黑暗时代”或“晦暗世纪”。在这6个世纪之中,罗马古典时期和以前的罗马法学家的原作(包括其手抄本)几近全部灭失(只有盖尤斯于公元162年左右所著《法学阶梯》有完整的手抄本留存于世)。

   我们目前所熟悉的现代法学知识(尤其是有关私法的教义学知识)是经过11世纪末开始的所谓“罗马法复兴”运动而逐渐成长、积累起来的。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在其著作《法律与革命》中把1050-1150年这个时期视为近代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国家、教会、哲学、大学、文学和其他近代事物的起源期,也就是“西方法律传统”得以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Justinian I,亦译“查士丁尼”)于529-534年组织编纂并相继颁布的《民法大全》陆续被发现、修复、编校、注释,且得以应用。这个历史连接着近代欧洲大学的产生,“大学的法学”(或“大学的学科”)模式以及“学术法学家”阶层(大学法学教授群体)的兴起,也与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诸多法学流派(注释法学派、评注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德国历史法学派,等等)的起伏兴衰密切关联。在几个世纪中,欧洲一批又一批的法学天才(如博洛尼亚法学派的创始人、被誉为“欧洲法学的明灯”的伊尔内留斯,13世纪欧洲罗马法“标准注释”的代表人物阿库修斯,评注法学派的领袖巴尔多鲁,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法学的巨匠雅克·居亚斯,17世纪荷兰著名法学家、近代国际法之父胡果·格老秀斯等)为注释、研究和实践《民法大全》之精义而倾注毕生的智慧,皓首穷经,筚路蓝缕,续接罗马法之薪火。他们把罗马法奉为欧洲的“共同法”(ius commune),将罗马法上的概念、原理(规则)尊为法学上的“教义”,用来处理各国(或城邦)的(地方)“特别法”(ius proprium)难题。在此过程中,中世纪及近代欧洲的法学家们逐渐学会并掌握了古罗马人所开创的法学这样一门独特学问的思考方式和论证技术,并且超越罗马法学家们创制的旧说,通过“理论改造”而形成诸多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新教义(例如,巴尔多鲁有关城市法规适用冲突的“法则区别说”,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有关解决法律规则适用冲突的“法律关系本座说”,鲁道夫·冯·耶林的“缔约过失责任”论,等等),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与罗马人比较)同等高超的实践判断与分析技能,延续并提升了法学的生命力。

   然而,欧洲法学家们在法学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所继受的罗马法及罗马法学的知识与技术性质。或者说,经过其“理论改造”的法学,本质上仍然不过是以他们所承继或自我创造出来的法学概念、分析-论证技艺(比如修辞学、经院辩证法/逻辑学和语法学等)来解释法条、并以此将现行法律规范运用于案件判决的实用技艺,其中充斥着法学者通过各种著述方式(注释讲解录、专题专著、概念区分集、原理集、法典评注、释案集、争论集、问题集、鉴定意见书等)表达出来的“意见”,而这些意见看起来无法经受精确科学的真理知识的检验。换言之,在精确科学的光谱仪上,似乎难以检测法学者们对于“法理”问题所发表的论断(意见)是否具有确定性、或者是否具有逻辑上的真假值:比如,当法学者们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时,一位逻辑学者不能通过逻辑手段来判断和检验这句话的真假,在后者看来,一个自身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的语句才能算得上是(逻辑意义上的)“命题”。这样,11世纪之后的欧洲法学家(甚至16世纪曾经以激烈的言辞批判之前注释法学派和评注法学派学说“糟糕”的法国优雅学派的法学家们)也像他们的先辈(罗马法学家)一样,无法通过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论述的“科学证明”(或者“演证”[demonstration]逻辑)来确证自己所从事的学问(法学)的科学性。

   而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知识的科学性问题”逐渐成为所有学问(包括神学、物理学、医学、文法、音乐、天文学、政治学等等在内)必须正视的一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注意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之传统方法论(即,建立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等著作基础上的旧逻辑[Logica vetus])已经不能满足和实现“科学证明”的愿望,所有的学科都必须尽力寻找各自的基本原理和自我的实质概念前提,通过“科学证明”来达到本学科的科学性。此种情形在深受经院哲学影响的法学领域(有学者把11-16世纪由注释法学派和评注法学派所开创的法学模式[所谓“意大利方式”]径直地称为“经院主义法学”)显得尤为突出: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法学与形而上学、数学与物理学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这些问题涉及法学的学科性质以及“法学的科学性”,也亟待法学家们考察并予以回应。为了进一步澄清上述问题,从14世纪上半期到15世纪中叶,欧洲的法学家为一方,人文学者、自然科学(物理学)家为另一方,相互间爆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技艺之辩”。在后一个阵营的学人看来,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只不过完全致力于研究人的行动,研究立法者的意志以及反复无常的、纯粹的意见,缺乏思辨性和确实可靠的证明。法学界人士则坚称:历代的法学家展现了严格从必然性和永恒性原理推导出来的学说形象,法律学科拥有法律形式上的第一原理,法学家在成文法上找到了他们的“科学”:成文法就是科学必须设定为“不言自明的、真实的”前提的第一原理。上述争论一直持续到近代,甚至到了20世纪,在法学内部以及法学之外,相关的讨论仍未停止。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真正对法学构成知识论挑战并产生实质影响的是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及其确立的知识(真理)范式。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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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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