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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瑞: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刑事责任主体化资格问题探析

更新时间:2021-12-08 10:17:41
作者: 刘瑞瑞  
这种观点一方面过于强调人工智能的特殊性,而在另一方面也低估了既有刑法体系的适应性,以人工智能对犯罪问题的影响,现有刑事立法可以完全容纳,合理解决。

  

   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刑事立法的适用性与适应性表现在其包容与延展上。首先,从包容层面看,刑事立法责任主体的全面性有效解决了责任追究问题。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发展引发了对立法与司法问题的思考是必然的,但也不能贸然对此作出一些过度反应。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争论的一个原因在于,有的学者担忧今后人工智能引发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导致如果人工智能不能成为责任主体,可能带来刑事责任追究的困难,其实这种担忧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不必要的,刑事立法的体系设计所带来的容纳功能就能解决该问题。一是现有刑事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在刑事立法中的规定是明确的、全面的。法律责任的实现要以法律所确认的法律关系参与者的合理设定为前提。目前刑事立法对制造者、使用者、销售者与设计者都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认定标准,人工智能与这些主体的关系就性质而言与一般产品或工具与主体的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只是性能的高低不同,原有的相关刑事责任模式可解决责任追究问题,人工智能涉及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已全面覆盖,不会出现因主体缺乏而导致刑事责任难以追究的状况。二是从延展层面看,刑事立法关于犯罪对象及方式的规定可以解决人工智能作为工具而涉及的刑事法律问题。虽然新的技术的产生对刑事立法会产生影响,比如计算机技术不断影响犯罪圈的变化,甚至影响犯罪工具的界定,使刑法不断加入新的元素,人工智能作为特殊的工具,对犯罪的影响会导致犯罪方式的复杂化与多样化。但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犯罪绝大多数都不涉及原有行为性质的改变,不需要产生新的罪名,少数因为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可能会产生罪名的变化,但是这都不涉及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改变,责任的追究不是以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为前提实现的。与人工智能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刑法适用过程中也是比较多的,比如出现新的网络犯罪虽然其犯罪的手段、地点与传统的犯罪不同,尤其是技术含量增高,但它依然适用已有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因为其基本性质界定没有改变,刑法体系内已有的责任架构能完全解决该问题。

  

   以科技的发展为切入点探讨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化问题值得商榷。将法律界定建立在以想象为基础的科技发展状况上有违立法的基本原则,不以现有的法秩序的框架为前提的探讨超出了研究的合理范围。有些学者设想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思维时人类必须主动应变,在法律层面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或认可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新变化,这种应变策略缺乏对刑事立法的包容与延展。在现有法秩序框架下,要重新审视以“人”的法律构建者的主导地位为基础界定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这也许才是破解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资格问题争议的关键所在。

  

   注釋:

  

   ① 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法商研究》2018 年第1期。

  

   ② 马荣春、桑恬:《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否定论》,《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③④ 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忧”“外患”与刑事责任》,《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⑤ 储陈城:《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的立场和功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

  

   ⑥ 皮勇:《人工智能刑事法治的基本问题》,《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⑦ 转引自马荣春、桑恬:《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否定论》,《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瑞瑞,上海政法学院警务学院教授,上海,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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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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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202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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